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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莹:全球危机中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极端群体认同的形成
作者:吴莹      时间:2021-07-23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2期
 

  一、不确定性与群体心理研究

  2020年1月“新冠”病毒迅速传播,肆虐全球,随后全球很多国家封城锁国,“新冠”成为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头等全球危机。“新冠”病毒的传播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全球化式微、贸易中止、全球供应链断裂、旅行、留学等全球性行业衰退、中小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等。这种不确定性也带来特有的群体性心理表现,例如群际攻击和国际关系冲突——海外诸国发生的仇视华人和对亚洲人的群际攻击,欧美诸国BLM(Black Life Matter)抗议运动,美国对华贸易、科技及企业制裁等。同时,“新冠”传播期间也出现另一特殊现象——总统支持率反弹效应(president approval rally effect):美国民调显示,在各国新冠初发期,美国民众对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大幅上升。盖洛普(Gallup)调查指出,美国自2020年3月12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施禁足令之后,3月中下旬的民调显示,人们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达49%,达到历史最高峰。盖洛普公司指出这一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例如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的民调支持率增加了35个百分点。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总统支持率反弹效应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当下特朗普都发生过,在危机时刻总统支持率平均都会增加10个百分点(Jones,2020)。

  2020年5月25日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Minneapolis)警察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用膝盖压在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颈部长达8分46秒之久导致弗洛伊德死亡。这一事件点燃了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怒火,随后在美国2000个大小城镇掀起了由多族群参加的声势浩大的BLM抗议游行。抗议活动波及世界多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以反抗黑人在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中遭遇的系统性歧视(system discrimination)。这一爆发在“新冠”病毒全球危机中的种族抗议似乎为不确定性情境中群体认同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和印证过程,新冠肆虐的全球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同时出现的群际冲突、民粹主义高涨、去全球化倾向等社会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角度进一步解读。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贝克曾经用“风险社会”来描绘社会转型中人们遭遇的诸多不确定性(贝克,2004)。社会心理学家豪格(Hogg)指出,在技术变革、社会文化与社会规范变迁、安全感缺乏的社会环境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更容易导致种族对抗和群体性事件,强化人们对极端性、激进的社会团体的认同(Hogg,2012:62-80)。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在社会急剧变迁、核军备竞赛、冷战威胁等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被前所未有的种族骚乱和反战示威运动席卷,青年群体被极端的反文化运动、宗教邪教和激进的政治组织吸引;同时,在不确定的社会情境下,人们会倾向于支持威权性、专制性领导权威,而拒绝民主、协商与讨论(Hogg,Kruglanski&Van den Bos,2013:407-418)。最近的一项对美国社会的纵向追踪研究指出,在经济低迷的年代中不确定性认知是导致个体偏好集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的中间心理机制(Bianchi,2016:567-584)。

  从实证研究角度对“不确定性”进行操作化定义,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在不确定性情境(uncertain context);二是作为人们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认知(uncertainty cognition)。不确定性可能是由具体的社会情境引发,例如人口流动、社会流动,也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心态变量中,例如不公平感、不信任、消极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变迁导致的不确定性认知(杨宜音,2015:1-5;王俊秀,2015:1-15,2016:15-21)。因此,不确定性心理研究有助于探讨宏观社会环境如何对影响个体或群体心理过程,拓展社会心理学在关照社会现实问题中的解释力,从而连接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如风险社会、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

  社会心理学领域有较多研究探讨不确定性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例如有研究从动机角度提出感受到的焦虑不确定性将会导致人们反应性的驱动动机(Reactive Approach Motivation,RAM)(McGregor et al.,2010:133-147);范·登·博斯(Van den Bos)指出不确定情境将激发人们的不公平感和对所信奉价值观的维护(Van den Bos,2001:931,2009:185-209);豪格探讨自我不确定对个人心理行为的影响等(Hogg,2014:338-342)。近年来从群体视角进行探讨的不确定性心理研究(McGregor,Nash&Prentice,2010:148-161;McGregor,Prentice&Nash,2013:537-563)也越来越多,但总体来看现有的大多数研究还倾向于探讨不确定性情境与群体行为的相关性,缺少从群体心理视角进行因果性研究,尤其是缺少探讨从不确定性情境到群体心理行为的中间心理机制的研究。

  在全球化的后疫情时期,从群体等宏观层面探讨不确定性对人们心理特殊影响具有现实需求。许多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如果能从群体心理研究的角度进行梳理,理解不确定性带来的群体心理结果,将会对于理解宏观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心理学对现实社会情境的解释,具有一定学科意义。本文将从群体心理学角度,结合近年来群体心理学前沿研究,包括社会认同研究范式,尝试整理出相关线索和框架,探讨在群体层面上不确定性社会情境如何激发出极端群体心理行为的过程。本文思路表述如下:首先,全球性的风险可能作为一种社会情境出现,激发人们减少自我不确定性的心理动机(Hogg,2007:69-126);其次,个人将在身份认同的三个典型心理过程(社会类别化、形成内群体认同与积极区隔)中获得特定的身份认同,使不确定性减弱,同时表现出追寻实体性群体、追随威权式领导(authoritarian leaders)和寻求外部补偿控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极端主义个体行为。

  二、减少不确定性的深层心理动机

  减少不确定性是人们面对不确定情境中的直接反应(Hogg,Kruglanski&Van den Bos,2013:407-418;Hogg&Adelman,2013:436-454),减少不确定性来自两种深层心理动机:获得特定的自我与寻求认知安全感(epistemic security)。自我关系到人们认识“我是谁、我该怎么做、我思考些什么”,以及“其他人是谁、其他人会如何做如何想、其他人会如何对待我”等,是人们联结世界及他人的心理过程(Hogg,2007:69-126;Hogg&Adelman,2013:436-454)。自我是个体生存所需要的重要心理机制。另一方面,认知安全感是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中寻找确定感的认知性动机,同时也是获取积极自我概念的基础。

  01

  不确定情境激发人们

  获取特定自我认识的动机

  心理学家(Swann et al.,2009:995-1011;Baumeister,1998:680-740)在自我形成中有共同的见解:自我是个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自我不仅仅是环境对个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和被动形成的人格特质,自我也有反映个体意志,体现个体能动性(agent)和自由的主体性特征(Baumeister,1998:680-740)。不确定性情境首先会激发人们获取特定自我认识的动机。

  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们的自我认识受三种机制驱动;自我评价动机(appraisal motive)、一致性动机(consistency motive)和自我提升性动机(self-enhancement motive)(Baumeister,1998:689)。自我评价动机是指人们试图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获得关于自我的人格、能力、特质等方面评价,并且强调这种评价的准确性,比如他人怎么评价自己,自己的人格测试分数,和别人交往时自己的表现。一致性动机是指有关自我的观点一旦形成人们会坚持这种自我观点,甚至在与他人交往时他人也采纳这种自我评价,有学者又将之称为自我验证(self-verification),并指出这是个体获得确定感并建立人际及群际关系的重要机制(Swann,2012:23-42)。最后,自我提升性动机是指人们总是寻找有利于自我正面评价的信息,它带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色彩。有研究者也用自尊的概念来研究人们的自我提升动机(Rosenberg,1965)。自尊作为自我概念的核心部分包括归属感(belonging)和掌控感(mastery)两种成分,归属感是无条件被喜欢或被爱的感觉,归属感能够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另一方面掌控感是个体自主性的重要体现;归属感和掌控感能够为人们提供生存的意义(布朗,2014:173)。

  由此,当人们处在不确定情境中,关于自我能力、特质以及所遭遇情境的评价性动机会被激发,人们也会迫切需要进行与以往自我相一致性的验证,同时,人们也会更需要追求包含归属感和掌控感的自我提升。总之,在不确定情境中,寻求清晰、稳定、积极的自我认识成为人们追求的动机。另一方面,在诸多减少和控制不确定性的方式中,群体认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获取群体身份认同可以减少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带来认知安全感、意义感,通过群体共同感的建立可以提升自尊,获得控制感等(Hogg&Adelman,2013:436-454;Hogg,2014:338-342;Hogg&Rinella,2018:6-10;Hogg,Adams&Brewer,2017:570-581)。斯旺(Swann)等人(Swann et al.,2009:995-1011)也指出,在不确定情境中人们的自我和群体身份更容易形成一体性(oneness),自我与群体身份具有可渗透性,形成相互影响的认同熔合(identity fusion)状态。这种认同融合状态是人们为内群体所作的自我牺牲、成为极端亲内群体行为的心理基础。总之,不确定情境中被激发出的自我认知的动机,作为一种功能性的中间机制引发随后的极端群体认同及极端行为。

  02

  不确定情境激发人们

  获得认知安全感的需求

  在不确定性的情境中,人们需要清楚自己是谁,所属群体有哪些特征,知道别人对自己有哪些期待,以及如何应对当下情境等,因此不确定情境更容易激发人们追求认知安全感的动机,而对认知安全感的追求将进一步激发出人们特定极端行为。在社会心理学发展早期阿希就使用过著名的从众实验,验证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中通过与自己并不太相信的大多数人行为保持一致,而获取认知安全感(Asch,1955:31-35)。范·登·博斯在一系列研究基础上提出不确定性管理模型,从社会认知角度指出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中,有获得认知安全的动机,这会激发更多对不公平的感知;而在不确定较少的情境中,人们的认知安全提升,对组织或单位环境的不公平认知相对较少(Van den Bos,2001:931;2004:167-181;2009:185-209)。一系列实验研究提出不确定性情境带来的对认知安全的焦虑导致人们产生补偿性确信(compensatory conviction)行为(McGregor&Marigold,2003:838-852;McGregor et al.,2001:472-488)。研究者们开始重视社群及文化因素,探讨不确定性减少带来的认知安全焦虑对宗教群体狂热行为的驱动过程,将反应性驱动动机理论运用在对宗教行为及狂热意识形态的解释中(McGregor et al.,2010:133-147;McGregor et al.,2013:537-563)。另外,人们在不同情景中对认知安全感的需求可能存在个体性差异。有无充足资源的情境对认知安全感的需求也有不同影响,没有充足资源应对威胁时,对认知安全感的需求更强烈(Grieve&Hogg,1999:926-940)。

  总之,通过建立自我与群体的联结提升自尊、追求认知安全是人们面对不确定情境产生的两种主要心理动机。本文以下部分将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讨论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境中如何通过形成群体身份认同,进而产生极端群体心理及行为的过程。

  三、不确定情境中群体认同的机制

  寻找群体认同可能是减少自我不确定性的一种有效途径(Hogg,2014:338-342)。泰弗尔(Tajfel)和特纳(Turner)在其经典社会认同理论中指出,个人与群体建立联系,经过类别化、认同、区隔三个基本过程,获得群体身份认同(Tajfel&Turner,1986)。通过群体身份认同减少自我不确定的过程也同样经历类别化、认同与区隔等过程。

  01

  社会类别化及去个人化

  群体成员首先对关系进行类别化,将之分成“我们”和“他们”,并形成“我们”和“他们”的群体原型(prototype)。这种分类的过程并非被动的过程,而是人们主动寻求归类的过程,符合原型的为“我们”,不符合原型的为“他们”,即人们将自我概念与群体类别结合起来,主动地进行自我类别化(self-categorization)(Turner et al.,1987)。同时,当个人自我与群体原型相联系时,也是个体去个人化的过程(depersonalization process),群体身份成为自我概念的基础,与之相关的自我评价和自尊等都建立在群体身份认同上。人们在心理上把一个社会类别作为一个相对的模糊属性集(态度、行为等),定义类别并将其与其他类别区分开来。类别原型会凸显同一类别内人们的相似性和不同类别内人们的差异,并规定作为类别成员人们应该如何表现。类别原型同时也由同一类群体成员共享:我们一致同意“我们”是这样的,“他们”是那样的(Hogg,2014:338-342;Hogg et al.,2018:6-10)。

  02

  形成内群体认同及归属感

  不确定性认同理论指出群体认同是减少自我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Hogg,2012:62-80,2014:338-342;Hogg,Abrams&Brewer,2017:570-581)。把某人归为一个群体类别成员的过程将会改变我们对他的看法,使我们的看法和期望与我们已有原型一致。这个过程用于自我(自我分类)也有同样的效果;当我们的身份被改变,我们认同内群体,我们的感觉和行为也将与内群体原型保持一致。因为群体原型是内群体共享的,群体原型促使我们对内外群体成员有不同的态度、感受和行为。群体认同减少了对我们是谁、如何行动、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及在行为上如何对待我们等过程的不确定性。人们也在形成群体认同和获得群体成员身份时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

  03

  与群体原型保持一致的区隔

  积极区隔是社会认同的基本过程之一,是群体成员完成身份认同后,使用群体原型进行内群体和外群体主动区分的过程。在这里,群体原型是重要机制,它提供给人们应该怎样想及如何做的标准,塑造人们的价值观、信念、态度及行为,从而减少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感知,凸显内群体相似性与外群体的差异性(Hogg et al.,2017:570-581)。同时,人们也会主动对群体区隔、分类,对“我群”规范与原型进行强化和建立情感依附,使自己的行为不断符合群体原型和规范的预期,依照建构出来的他群体原型对他群体成员行为和态度进行认知判断,减少自我不确定性(Hogg,2014:338-342;Hogg et al.,2018:6-10)。

  以上总结可见,在类别化、认同群体身份、积极区隔获得群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将自我与群体联结、根据群体类别原型进行认同及区隔是较为重要的机制。然而,并非所有群体认同都能够有效减少自我不确定性,温和的群体及群体领导不能为急于减少不确定性的人们提供原型参照,而那些边界清晰、目标明确的群体更可能给不确定性情境中的个体提供明确和清晰的群体类别原型,使之作为参照,确定自己的行为态度和反应,减少不确定性(Hogg,2014:338-342;Hogg,2010:72-83)。另外,有力而强势的领导者也是吸引个体认同相关组织和群体、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Hogg,2007:69-126;Hogg&Adelman,2013:436-454)。已有系列研究指出,相比于一般群体认同,那些极端群体可能因其封闭性强、边界清晰、规范目标明确,以及威权式的领导人能提供其明确的群体原型,更可能吸引人们认同这些极端群体,以减少他们的自我不确定性。以下部分将讨论减少不确定性如何导致人们的极端性认同。

  四、不确定性情境导致极端群体认同的

  三种表现及边界条件

  01

  认同实体性群体

  认同实体性群体(Entitativity Group)是帮助人们减少自我不确定性的有效方式(Hogg,2013)。实体性群体是指具有边界固化、内部同质性强,组织结构清晰严密,有共同目标与共同命运等特征的群体。研究者(Hogg et al.,2007:135-142)通过实验提出,减少不确定性认知的动机如何使人们追寻极端主义群体、表现出极端主义行为。实体性群体具有这样的特征——边界固化、内部同质性强,组织结构清晰严密、目标一致。这些特征使实体性群体比一般群体让人们感到稳定,满足人们基本的自我分类需求,给人们提供更清晰的原型,使人们将自我与其进行联结,完成与外群体的区分。它是更有群体性(groupy)的群体,更能满足人们减少不确定性的需求(Hogg&Adelman,2013:436-454;Hogg,Adelman&Blagg,2010:72-83),因此个体在高不确定的条件下容易被具有这样特征的群体吸引(Hogg et al.,2007:135-142)。

  豪格等人通过实验研究验证了以下结论:在研究一中启动被试的自我确定性,并测量被试对政治群体实体性的认知与群体认同,同样在研究二中创设特定团体,测量被试对群体实体性的认知和群体认同(Hogg et al.,2007:135-142)。两个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处于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在群体为高实体性群体时,被试的群体认同感显著增强。不确定性情境会使那些身处高实体性群体的人们对内外群体差异的态度更加极端化(Sherman,Hogg&Maitner,2009:95-109)。现实中的极端主义群体具有明显的实体性:例如严格的、封闭的边界,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和共识,正统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以及世界观、规范的仪式化,较为深入的种族中心主义,明确的等级结构以及对权威的强调等(Hogg&Adelman,2013:436-454)。

  豪格等人通过校园实验来研究自我不确定感强弱与对极端主义群体支持程度的关系(Hogg et al.,2013)。实验发现,当不确定性未被启动时,对温和群体的偏好明显超过极端群体,而启动不确定性认知后,对激进群体的偏好显著增强。不确定情境使人们寻求极端群体认同,同时极端群体认同也使人们更去个人化,极端群体身份在诸多身份认同中更为凸显和强烈,而其他社群身份在这一认同过程中将逐渐式弱,人们的行为目标将与极端群体更为一致,更倾向于用极端方式解决群际冲突。这一结论也与其他群体心理研究相互验证。例如关于恐怖主义极端行为的认同融合研究(Atran,Sheikh&Gomez,2014:17702-17703;Swann et al.,2014:912-926),同样探讨了极端的单一身份认同是产生极端行为的重要原因。

  02

  追随威权式领导

  减少不确定性的动机也会激发人们倾向于拥护那些有坚定信仰体系的威权型领导人,权威的、专制的特征对不确定情境中的个体有很大吸引力。极端组织中的个体,对高实体性群体认同较高,偏好独裁专制的领导人(Hogg&Adelmen,2013:436-454)。威权式领导是群体原型的代表,能够给群体成员带来提供确定感和归属感,满足减少不确定性的动机,因此在高不确定性情境中个体容易追随高威权式领导者(Hogg,2005:1239-1257)。

  心理学实验验证了这一观点。赖特(Rast)等人的研究使用两个实验对之进行验证,结果发现人们对原型领导的支持大于非原型领导人,但该实验的结果并没有证明,不确定性认知能够导致人们对原型领导的高支持度(Rast,2012:646-653)。有研究者分析,这一结果主要集中在对领导原型的属性分析,和已有研究中提到的威权或民主的领导风格不太相同(Hogg,Kruglanski&Van den Bos,2013:407-418)。赖特等人的另一项非大学生被试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不确定性认知与领导风格认同的关系。这项研究发现,自我不确定性高的雇员更倾向于支持独裁式领导,自我不确定性低的被试支持非独裁式领导人,其中对领导人的原型性认知起中介作用,研究被试选取的是英国公司雇员,更具有现实性和外部效度(Rast,Hogg&Giessner,2013:635-649)。

  03

  积极获取其他外部系统的补偿控制

  当人们处于不确定情境中而缺乏控制感时,会通过对外部社会系统的认可获得控制感补偿,最典型的“外部系统”是宗教和政府(Kay,Gaucher&Nash,2010:37-48)。心理学家凯(Kay)等人提出的补偿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进一步指出,当个人处在不确定情境中,控制感较低或自我控制受到威胁,无法消除焦虑和不确定感,就会尝试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补偿来抵御情境中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心理不适和无力感(Kay et al.,2009:264-268)。通常会表现出更多对所信赖的外部系统(如宗教和政府)表示赞同的倾向,更加支持和捍卫外部控制系统,重建控制感,获得秩序感和结构感。当个体处于高不确定、低控制感的情境下时,更倾向于支持和捍卫极端意识形态,消除不确定感(Kay&Eibach,2013:564-585)。

  04

  极端群体认同形成的边界条件:

  对边缘化和被排斥感的感知

  不确定情境虽然激发人们认同极端群体、减少自我不确定性的焦虑,但是并不是所有不确定情境都会导致人们对极端群体的认同、成为极端主义个体。相关心理学研究发现,不确定情境引发人们极端群体认同需要一定的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其中最重要的边界条件就是人们对边缘化地位以及被排斥感的知觉,边缘化地位既包括个人在群体中的边缘地位,也包括在社会阶层或其他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

  研究者(Hogg et al.,2013:436-454)指出参与暴力行动的极端主义个体有共同特征:较为激烈的反社会群际行为,高度认同所属群体,感到被边缘化,相信通过极端/反社会的群体服务行为能够获得更多的被接纳感。其中对自我在群体中所处边缘地位的感知,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一观点在一个现场实验得到印证,他们以南加州兄弟会和姐妹会成员为被试,选取的群体满足极端主义群体的特征:高实体性、是否为核心成员的身份认同自评、威权型领导人、好斗以及反社会的群际行为。通过一些实验启动方法,让被试认为他们是兄弟会/姐妹会的核心成员。结果发现,实验操作启动了兄弟会/姐妹会被试对群体的高认同,那些自认为是边缘群体核心成员的被试,更有可能参与、也更可能支持其他人代表他们的兄弟会或联谊会从事极端反社会和攻击性的行为。实验进一步验证了边缘成员的身份认同在不确定性情境启动下,更可能有极端攻击行为(Goldman&Hogg,2016:544-553)。

  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群体中的边缘地位感知能够提升个人的自我不确定性感受,使个体更认同他们的群体,感知到的边缘性也会使自我不确定性高的个体有更多的群际偏见(Hohman,Gaffney&Hogg,2017:125-132)。规范差异、边缘化和被排斥感将引发个人对群体身份的不确定性感知,不同于个体的自我不确定,在群体层面上,社会环境将会导致个人的认同不确定性(identity uncertainty)和成员身份的不确定性(membership uncertainty)(Wagoner&Hogg,2016)。

  综上,减少不确定性的动机,使人们表现为寻求实体性群体认同、追随威权领导者并积极获取其他外部系统的补偿控制。在这里,实体性群体通过提供边界清晰、规范明确、高闭合性的群体原型,使处在不确定情境中的个体将自我与群体身份的联结变得更加容易。威权领导为人们提供明确的类别原型,使极端群体认同成为减少自我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Hogg et al.,2013:436-454;Hogg,2014:338-342)。在不确定情境中,人们还会寻求其他外部系统来补偿自我控制感的缺失。此外,不确定情境并非一定会导致以上的极端认同心理和行为,个体知觉到的边缘化地位以及被排斥感是形成极端认同心理行为的边界条件。

  五、结论及展望

  不确定情境会启动人们寻求一致性自我认知、获取安全感的动机,不确定社会情境中人们通过寻找群体归属、群体认同,形成与群体原型一致的区隔等群体认同机制,减少不确定性。同时,人们会通过追随边界分明、层级严格的实体性群体,追随强硬的威权式领导,以及寻找外部系统补偿表现出极端的群体心理及行为。本文将不确定性情境与群体心理研究结合起来,为解释和分析众多群际行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这一理论范式不仅仅在解释具有任务取向的小群体内互动时具有解释力,例如对团队(team)、组织(organization)等的解释;同时,在较大规模(large-scale)的社会类别互动问题上也同样具有解释力,例如对种族、宗教、政治组织、政党、国际关系、全球危机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探讨不确定性与群体心理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联系社会学、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相关研究领域也可以发现,从群体心理角度探讨不确定情境中人们的心理过程具有现实意义。除了自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肆虐带来的全球危机之外,在全球范围还可以看到不确定情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近年来,在西欧出现的极端伊斯兰恐怖袭击,是西欧底层穆斯林移民对社会结构失衡减少个人不确定性的方式(储毅、高远,2015:114-119;佟德志、朱炳坤,2017:90-93);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与经济低迷的情境下,追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排斥外来移民是西欧底层白人群体(如失业产业工人群体)消解其面临产业更新、来自穆斯林移民的就业竞争及失业等不确定性状况的反应(刘益梅,2016:42-48)。为了减少不确定性认知,人们偏好于清晰的、固定的、可以预测的关系,因此,群体中成员的固定身份和角色、结构化的关系可以弱化人们的不确定感,增加人们的控制感;社会群体之间稳定的等级和结构也是人们确定感和控制感的来源。另外,从积极角度来看,了解不确定性如何引发极端的、消极的群体心理过程,有助于在社会治理、涉及群际互动等领域弱化消极心态,建设积极心理。同时,了解不确定性引发的特定群体心理机制,也有助于从政策制定、文化环境建设等方面建构积极的外部环境。此外,从社会认同视角探讨全球危机与人们不确定心理应对具有理论和学科意义。以往社会心理学偏向于解释微观心理机制过程,在宏观社会问题上的解释力不足。本文探讨的不确定性与身份认同导致极端行为的过程似乎弥补了这一不足,使社会心理学在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公共危机干预等领域有更强的应用性。

  未来对不确定性在群体心理及行为问题上的扩展研究可以有两个方向。首先,探讨不确定性通过身份认同这一中介变量带来的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的变化。在危机事件及极端环境中不确定性导致极端群体认同以及极端群体冲突,然而正常的日常生活及稳定的社会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其中人们也会遭遇可承受范围内的不确定性(例如关系变化、工作状态变化等),因此探讨不确定性情境对于研究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信任感、冲突感等社会心态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杨宜音,2015:1-5;王俊秀,2016:15-21)。如前所述,也有新近研究试图探讨不确定性认知对国家认同整合的影响,拓展不确定性认同理论在宏观水平中的解释(Jung,Hogg&Lewis,2016:861-873;Jung,Hogg&Choi,2016:341-350)。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引入身份认同变量(如国家认同和其他身份认同)作为不确定性认知与社会心态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探讨特定身份认同是否可能作为弱化不确定性带来的消极社会心态的中间机制,这对于解释当下社会变迁中的心理过程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另外,探讨哪些外界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包括制度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经济结构等)可以弱化不确定情境带来的消极群体心理与行为,有助于拓展不确定性与群体心理研究的应用性,将之用于积极心理和社会心态建构中,有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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