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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诺拉:身份、记忆与遗产:历史神话的瓦解
作者:皮埃尔·诺拉      时间:2020-10-16   来源:《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民族记忆”这个说法也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在过去,存在一种民族历史和各种团体的内部记忆。这种历史无论在结构还是功能上都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即使每个内在要素都有分裂倾向,它仍是单一的,一般由学校教授。这是一个在结构、时序、必经阶段、固定人物、事件等级等方面都同质均一的叙述体,它使得在某个次序明确的制度内部,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历史能实现学术版本和基础版本之间的贯通,并令一切都浸润在社会组织中。编撰这种历史是为了对抗宗教教育,可这种历史本身却成了具有世俗和公民目的的神圣历史。从韦森热托利克斯(Vercingétorix)到殖民帝国,再到茹费里(Jules Ferry)的世俗义务教育,这种举动的演变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个人发展的神话时代的投射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是特殊的记忆,即历史的那些无声的时刻,这些记忆由家庭和环境传承,由个体坐标和集体习俗构成,与地方、地区、宗教、职业和风俗传统相连;还有有关个体学习和相邻关系的记忆。过去,民族的集体身份正是在这双重结构中构成的。对于国家来说,要确保整体的平衡性,并让所有人接受其政策和法律;对于个人来说,则要在这种对社会关系的集体基本信条下,协商其参与的方式和程度。现在,这种双重结构在其组织的稳定中消解了。

  历史作为承载民族命运的神话,一个世纪来在战争影响下逐渐瓦解。这些战争的后果三次损害了历史的核心要素:1918年,受灾的欧洲;1945年,假胜利;1962年,世界性影响的终结。历史的瓦解同时也出于,而且尤其出于两个核心概念——民族和文明——的逐渐解体,启蒙运动把二者联系了起来,大革命实现了二者的结合,而共和国教育则使之深入人心。从这两个重要观念的结合中引申出一个简单却极具活力的三段论:人类通往进步的道路是通过对理性的征服完成的;而民族国家是这场理性进步的历史推手,其中革命的法兰西的历史是其最好的例证;因此法兰西的历史就是理性进步的历史。法兰西价值的普世性正是建立在这一已融入民族意识的三段论基础之上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选举,由某个民族的经历所体现的可普及的原则,从家庭小说的曲折情节中提炼出的可输出的范例。经常受批判的传统法兰西身份体系的内倾性反而意味着一种世界化的外倾能力。法国的历史不仅属于法国。这就是为什么法兰西国家神话的解体不仅来自内部分裂(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二战加剧,受冷战和殖民战争延续)的原因。解体的原因还在于欧洲在全球霸权的终结,在于它所隐含的思想乃至文明垄断权的终结。较之放弃强权,法兰西更难放弃的是它的使命和天职的思想。战后,戴高乐和共义者都以各自的方式将其演绎到了极致;70年代中期他们的消失引起了第一阵强烈的双重幻灭感。社会党的计划是通过结合从前的两种模式,即马主义和国家至上观念的核心要素,来复兴乌托邦理想。而左翼在政治上当权之时,却是其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受挫之时。作为同质混合体的社义在1983年的最终败退显然代表了一个重大时刻,即混合型国家计划的终结。此后出现的三次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突破只是加速了其衰败:国民阵线兴起,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和仿古情绪;环保主义者兴起,从文化转向自然;以反种族歧视协会为代表的极端人权主义兴起,进行翻案,把国家的玫瑰传奇变为黑色传奇。收缩、稀释和自毁是颠覆传统历史身份的三种形式。我们正处在这样的阶段。无论人们以何种形式去实现欧洲精神,它都不太可能接替这样一种摇摇欲坠的历史身份了。

  民族历史被民族记忆所取代,恰好与这种历史混合型国家计划的衰退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在我们重新发现勒南所说的民族道德之时,勒南的定义所依赖的两个要素的结合最终瓦解了:作为遗产的民族以及作为计划的民族,“已经共同实现壮举”“仍想继续实现壮举”,对墓地的祭拜和每日的全民表决。这种英雄主义和祭献式的唯意志论来自民族的失败和耻辱,它会导致报复、殖民扩张和强国计划。在跨民族和亚民族合作的时代,当务之急不是让民族在为自身设定的理想中永存,而是使之真正参与与其相关的决定,在这样的时代,通过循环论证并不能使唯意志论复活。勒南的民族已经死亡了,并且不会复活。不会复活是因为,将未来与过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神话的瓦解,几乎有些机械性地导致了两种要求的自主化:一个是未来的要求,未来不可预期,由此成为一种困扰因素;一个是过去的要求,过去从历史的有机协调性中脱离出来,由此变得完全遗产化了。不会复活也因为,记忆对神话的代替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变异:国家历史意识转变成了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主动历史转变成了既得历史。过去不再是对未来的保证,记忆上升为活性因子和保证延续性的唯一因素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过去与未来的结合被现时与记忆的结合取代。但我们不得不采取预见性的目光,将这个现时与记忆的迫切性牢牢地联系起来。社会愈具有历史感,对变化的普遍感知愈发展,对未来、对预测未来局限性的方法愈不确定,那么以下事物就会愈加发展起来——一方面是预测机构和规划政策,另一方面是保护机构和保护政策。两种运动同时前进,记忆的兴起与从历史意识到社会意识的变化是同步的:30年代经济危机之时,它们集中了最富创新性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效力于相似的团队和机构,后者在战后分别被归入了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和高等研究院;在60年代的转折点,法国式规划的流行与新史学广为公众接受的事实相符;而未来学的蓬勃发展又碰上了遗产热。“现时”曾因某种对国家的纯历史性意识变得透明、可传承甚至——就该词的本义来说——转瞬即逝,如今却在未来的压力下,必须承担整个过去的重量。正是这种历史化的现时的出现使得“身份”随之诞生。“身份”一词在民族意识的旧体制下,只用于行政和公安领域。它只有在其所处和所表达的不确定性中,才能获得发人深省的中心地位。作为“人”的法兰西曾召唤他的历史。作为身份的法兰西只能在对记忆的解读中才能拥有未来。

  身份、记忆、遗产:当代意识的三个关键词,文化新大陆的三个侧面。这三个词彼此相连,极富内涵,具有多重含义,每个含义之间又互相回应,互相依存。身份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自我选择、一种特殊的自我承担、一种稳定的自我辨认以及一种亲身经历的与自身的团结互助。记忆同时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覆盖了一个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场域。而遗产则直接从通过继承获得的财产转向了构成我们自身的财产。三个词可以互相阐释,几乎是近义词,而三者的结合展现出一种新的内部结构,某种事物的另一种布局形式,对于这种事物,我们无法用“身份”以外的词来称呼它。

  从前有的是民族的历史、个人的记忆;如今有的是民族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的统一性却由不同的遗产要求构成,始终在弱化却始终在寻求凝聚力。一方面,三十年来,人们感动地发现了这本家庭相册,并虔诚地用从仓库发掘出来的各种新发现丰富了它,它是日期、图像、文本、人物、情节、词语甚至价值的巨大清单,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政治和意识形态共识,它从前拥有神秘的权力,如今这权力已演变为日常神话,成为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话题。另一方面是那些集团,对他们来说,“记忆”,也就是——让我们再重申一次——对他们历史的回收,它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却始终是他们“身份”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也就是他们存在的组成部分。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重建已经破碎的社会组织。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在一种认为公民身份受到威胁的传统思想中强化民族感。对还有一些人来说,则是用被压抑或被边缘化的历史来丰富这种民族感。对记忆的社会运用和身份逻辑一样多样且富有变化。不过运用记忆的机制,与将记忆神圣化的动机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因不断活化而变得牢固的根基上,令不断变化着的集体进行相互对抗。这种对抗通常会引发争论和冲突,尤其是诸如犹太记忆这种例子。而且或多或少是一种抗议。正是这种希望获得承认的要求令民族记忆没有变成确定的成果或封闭的清单,而是变成了一个处于不断构建和变动之中的力场,因为一部分人的记忆成为所有人的记忆。

  民族记忆意味着民族历史框架的破裂。它意味着与传统传承阶段和模式的决裂,意味着类似学校、家庭、博物馆、古迹等被优待的启蒙场所的去神圣化,意味着本该属于上述领域的东西大量涌入了公众空间,意味着媒体和旅游业对其的接手。历史的民族将细致的叙事、细心的保养、宏大的规模和纪念的时刻托付给了具体的场所、确定的环境、固定的日期、列入保护名单的古迹以及程序化的仪式,因此把过去禁锢在一个由象征物组成的系统中,同时对其余一切不闻不问。而记忆的民族则恰恰相反。它将整个空间都填满了潜在的身份,将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添上了一个过去的维度。那些自以为毫无缘由地在空间轴上扩展的东西,从此通过时间轴得到了理解。这是石块和墙壁的苏醒,是遗址的复活,是风景的重生。现在,内在呼唤外在,私有逐渐成为公有,神圣事物被世俗化,地方要求登上全国舞台。一切皆有历史,一切皆有权如此。在成为法兰西历史,尤其是成为复数的法兰西的历史时,法国历史由此不可思议地播撒开来。法国的历史从“人”变成了“拟人”;还是按米什莱的说法,我们只能在它与它留下痕迹的客体之间的个体关系中抓住它的“灵魂”。这也许正是“记忆之场”这一表述引起反响的原因吧,尽管这是两个表面看来互相矛盾的词的组合,一个代表远离,一个代表接近。它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集合在一起,在分裂中重构了已分裂的民族性。正是因此,此次百家争鸣的三卷书再加上此前的四卷,它们的抱负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这抱负便是在法国历史的连续性链条中,建构出一个法国人凝视法兰西的时刻。

  这一时刻也与从有限记忆到普遍记忆的过渡时刻相吻合。普遍记忆先是逐步前进,随后飞速发展。不过它离确立统治地位、完全占领疆土还很远很远。雪崩还没有完全将我们席卷,但我们已经可以瞥见它的尾声,预见它的结局。记忆的矿层并非是无限延伸的。今天的法兰西在剧烈的滑坡中跌跌撞撞,重新抓住记忆就是要延续历史。当正在进行的重构稳定下来之时,当转变完成之时,那不可抑止的呼唤就不会再有回声。思索这些民族的记忆场所五十年或一百年前的样子,或者其在越过新千年的岬角后在下个世纪的样子,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之举,一种学校练习或益智游戏。它们只有在今天才有意义。当另一种聚合的方式登上舞台,当某个形象最终确定时(人们甚至不再称之为身份),寻找坐标系、探寻场所的需求就会消失。纪念的时代终将拉上帷幕。记忆的暴政只会持续一个时代——但恰好是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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