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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边言:当代中国外交史来稿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不足
作者:钟边言      时间:2020-09-16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冷战国际史背景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党史研究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培育出一大批新的史学人才,推动了党史研究领域之新实证主义潮流的生成与发展。近十几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收到的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来稿,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占据着显著地位。应当肯定的是,绝大部分文章的选题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和价值,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学术水平,所刊发的文章提升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当然,客观地说,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大部分来稿尚存在很多明显不符合历史学研究规范甚至一般学术规范的问题,一些弊端也没有随着时日推移而得到显著改善,这显然不利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长远发展。鉴于此,笔者深切地感到有必要从身处一线的学术编辑之角度,客观地检审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来稿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借此强调本刊的一般要求和审稿标准,以有助于相关研究者的论文写作,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乃至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概括而言,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来稿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多元性不足,对于中方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相对弱化,尤其对易见史料的忽视已经达到较为严重的地步。

  应当说,这是笔者在参与审阅和编辑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中的最大感受,也是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和不足。目前的外交史论文特别注重收集和使用档案史料,这当然是必须加以肯定和鼓励的,但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论文必须达到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标准,这无疑是任何经过基本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所应承认并遵循的常识和共识。

  但由于目前国内新的外交史料的开放尚显不足,很多研究者过于依赖国外档案的收集与利用,且受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国语教育结构和研究者语言能力的限制,绝大多数的文章又更仰赖英文史料,很多文章的注释几乎都是英文文献,这是外交史论文之史料单一性问题的首要表现。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梳理出来的历史内容常常给人一种不够充实、扎实的感觉,相关历史图景的还原和建构常常未能充分体现外交史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很多历史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较为模糊甚至谬误的,由此带来一个直接而明显的问题或后果,亦即学术论文无论在具体篇幅还是在整体气象上都会造成偏侧于外国的印象,而中方在外交事件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的历史形象便显得相对薄弱,这是由资料收集不对等而带来的历史脉络不对称现象。理论上说,学术编辑对于这种情况需要报以最大程度的同情之理解,但不少研究者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往往导致论文事实上的“跑题”“偏题”现象,如在一篇关于美中防务领域“初步互动”的论文中,由于美方档案史料非常翔实,使得整篇文章基本上是对美方历史活动的单向度介绍,而中方的历史内容则显得非常不足,事实上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中美双方“互动”这一核心主题的叙述与论证;在关于苏联与安哥拉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的研究论文中,由于中方史料的欠缺以及相关历史内容的模糊性,所谓“中国因素”的线索并不太清晰,整篇文章的重心事实上就成为了“苏安关系”,并没有完全围绕“中国因素”而展开,进而基本脱离了文章主题的规限;等等。而在类似边界争端等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如果有关对方的史料、内容和观点的比重大于中方,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方的气势,可能导致一种中方在相关历史问题中的主动性不够进而“吃亏”的错觉,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在目前条件下无法充分得到中国档案史料的学术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情况,但正因如此,就更加凸显了那些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的价值,相关研究者不能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实现和展开只能依靠档案史料。即使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所蕴涵的信息是侧面的、不直接的,但也绝不能说是毫无价值的。在已经获取部分国外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如能辅之以中国方面的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将较好地改善外交史研究论文的基本风貌,也更符合《中共党史研究》的用稿标准,如编辑部就一篇研究冷战时期中英航空贸易关系之缘起的文章所作出的初审意见就显示了这种态度:“虽说是‘中英’贸易,实际上只有英国的决策过程。这当然是因为史料所限,文章以英国档案为主,有美国档案配合……不过,作者还是比较重视利用国内公开史料,在现有条件下已经做得不错了,没必要求全责备。”就此而言,更多语种史料的利用存在客观局限性,这在现实和学理角度都可以被学术编辑所理解,但不能由此成为研究者忽视收集其他类型史料的理由。

  由于档案史料欠缺以及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的利用不足所导致的中国在外交史研究中的“隐形”状态,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该问题[1]。如何定位和分析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方位与角色内涵,以及如何在核心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开掘其他类型的史料来源,仍然检验着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的学术功力,期待历史学界能在这一突出问题上加强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取得明显的改善和进步。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本质和要义还关涉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到底属于“中国史”范畴还是“世界史”范畴。但无论如何,“当代中国”的“外交史”问题,都理应也必须在“世界视野”的观照下体现“中国中心”,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叙述的重心、篇幅的设定以及语言的使用等都偏离了“中国中心”,应当说既不适合《中共党史研究》,也在事实上不再属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范畴。显然,这就需要相关研究者着力培育和发展较为清晰与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

  对于海外档案的畸多运用,也会给编辑的审稿工作带来一定的现实困难,毕竟编辑不可能就外文档案史料的真实性以及研究者解读档案史料的可靠性作出高度准确的判断,如就一些主要依据美国解密档案研究中美关系史的文章,编辑部的审稿意见就表达了类似忧虑:“类似以外文档案为主要研究资料的文章,对外文档案的解读,受到研究者外文水平的很大影响,理解得是否完整准确,我们很难确定,也无从核实。另外,外国档案的形成也是经过加工的,是否忠实于历史,也很难说。因此,采用单方外文史料的文章,需慎重”,“近年来的外交史文章,很多都没有中方资料,只看外国材料就写文章,这是一种取巧或想表示文章运用新资料有新意的方式……不能通篇都没有中方的资料,尤其是在涉及中方的立场等关键问题上……没有中方资料,就容易在对事件的把握上出现偏颇,也不便于编辑对史实的核实”。

  与此相反,还有一些论文则过于依赖中国外交部前些年曾公开的部分档案史料或公开出版的档案资料集(如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以为掌握了这些档案史料就是最大的研究优势,仅仅依靠这些档案史料就能将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叙述清楚了,这无疑是一种错觉。正如上文强调的那样,任何问题的历史研究都需要达致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的要求和标准,否则建构出来的历史事实就不是完整的,很可能存在极大的史实漏洞和逻辑缺陷。假使在很偶然的情形下,研究者仅仅依靠这些档案史料基本还原了历史本体的大致内容和线索,但因为学术编辑和未来的读者离历史本体已经很久远了,都需要从论文所达到的史料多元化程度来判断学术水平。直言之,研究者自己有信心还不行,还要给编辑和读者以信心。

  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不断强调应高度注重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认可,近年来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在这方面的情况和气象已有一些改善,但不少论文只寻找和利用诸如《人民日报》等已经有电子检索系统的史料源,因为查询起来相当便利和快捷。目前《中共党史研究》收到的不少外交史论文的史料来源,就是档案史料加上《人民日报》,似乎成了“模式”,成了“规律”。但问题就在于,既然可以查找《人民日报》,为什么其他报刊史料就不能一起查询呢?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不注重史料收集多元化的倾向,带来了很多后果,导致很多研究者犯下了一些基本错误。事实上,笔者在审阅文章的过程中,可以判断很多文章的写作起点就是偶然间得到了一些甚至个别档案史料,作者以为依靠这些片段性的档案史料就可以写出一篇学术论文。因此,不注重史料收集的多元化,可能会造成研究者盲信档案甚至盲信自身研究能力的弊端,极容易出现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写作”的问题,这对历史研究是极端不利的,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惰性”。

  毋庸置疑,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学术研究中,档案史料是绝对的核心,这是毫无疑问的。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显然得益于档案史料的开掘与利用,这依然是未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取得进展并成为“显学”的根本促进因素。《中共党史研究》之所以注重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的组稿与刊用,也正是出于对档案史料根本价值的肯定,毕竟档案永远是实证的历史研究的命脉所在,没有档案史料的外交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编辑部亦曾收到个别完全依赖公开材料写就的外交史论文,由此建构出来的历史图景的可信度颇令人质疑,初审意见甚至认为:“严格来说,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因此,强调外交史论文在收集和利用史料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甚至反思档案史料本身的问题,并非否定档案史料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易见史料、公开史料的多元化收集与利用也无法撼动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绝对核心地位。研究者应该批判和反思的是“唯档案马首是瞻”的心理和倾向,理应建立起一种以档案史料为核心的多元化史料观念,从而继续增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实证性,使其继续成为带动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而从学理上讲,“的确,如果具有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证据的力度就会增强”[2],“历史学是一种对无论何种史实都不能说没有研究价值的学问”[3]。之所以强调形塑和遵循多元化的史料观,是因为历史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质的改善,历史资料的来源变得越来越丰富,所能获取到的历史资料的现实条件也变得越来越有利。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只有充分地发掘和利用多元化的史料来撰写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才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学术进步。作为以充分反映和引导学术研究为己任的学术刊物,《中共党史研究》理应对历史研究者在收集与利用史料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经验感觉。

  第二,对史料的选择性和批判性不足,堆砌史料的现象较为普遍且突出,削弱了论文的“历史性”“历史感”。

  从学术逻辑上讲,正因很多外交史论文的史料来源未达到多元化水准甚至存在单一性的弊端,很多研究者透过这些史料本身所获得的历史信息其实是有限度的。因此,为了建立起基本史实之间的逻辑联系,研究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过度仰赖这些既有的历史文献。这里所指的“过度仰赖”有两层意思:其一,研究者本应在多元化的史料群落中加以比照、互相证实或证伪,从而选择出最具历史建构力的史料,但因为史料本身的数量不够多、体量不够大,因而研究者就将手头掌握的有限文献作为建构历史图景的唯一来源,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大篇幅直接引用史料,很多时候无法做到真正消化并解读出这些文献背后所潜藏的历史信息;其二,研究者缺乏对于历史文献的批判和反思,认定这些历史文献自身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是真实且正确的,将“文献语言”等同于“历史语言”,这实质上是另外一种“研究惰性”。

  就第一种情况即对史料的大幅度直接征引来说,历史研究者应该非常谨慎,凡直接引用,就要有极强的必要性、重要性、无可替代性和说服力,直接引用的史料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过多地直接引用史料会削弱研究者本身在构建历史这一重要的知识创新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让史料自己说话”的认知还有很大的可商榷余地,并不能视为一种不可更移的历史研究定律。与此相关,史料的丰富性还要与对史料的选择性统一起来,在可以发挥同样或类似作用的情况下,研究者应尽可能地选择内涵更丰富且更具表达力的史料,要有所取舍,有舍才有得,要舍得放弃一些很不容易收集来的史料,不能因为史料收集不易就全部堆砌到文章中,造成文章面貌臃肿,直至淹没了文章的主题和主线,更无从体现研究者的思想和学说。从一定意义上说,“选择性”不仅是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而且是获取历史知识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要使历史成为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知识,就必须首先在史料层面进行选择。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说:“不擅长选择的人,尽管他表现的完全是真相,但其效果可能最为虚假。”他提倡对事实做选择,反对所谓“赤裸裸的真实”。[4]但在目前《中共党史研究》收到的不少外交史论文中,简单堆砌史料的现象非常突出,个别文章几乎每一段每一句话的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引自历史文献;有论文大段或全文引用外交照会和国书文件;也有论文大段引用个人回忆录,甚至将一些口语性很强的内容都原文照引,最长的一段引用甚至长达七八百字!总的来看,很多文章大段直接引用的史料因过于描述性和细节性,对于论证文章的主题并无本质助益,极大地影响了历史信息的提取与概括,这是导致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缺乏“历史性”的一大主因。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直接而大段地引用材料还会导致研究者缺乏对于史料的学术批判。历史研究非常强调史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因为并非所有的史料都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史料本身并不是历史。历史研究者在收集相关的多元化史料后,需要进行更多的梳理和辨别工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史料或文献不同,外交语言以及外交历史文献的不透明度更大,很多资料存在相当程度的“水分”,并不完全是客观事实的真实记录和反映,历史研究者一般都不能经由外交辞令、条约、谈判、访谈、新闻报道等史料直接判断和解读其背后的历史真实状况,正如有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外交史,这种专业历史学中最为传统的分支,即大致奠基在对于外交文献的模糊性——并非所有的模糊性都是出自人们之刻意为之——的分析上,并且,由于一份条约或一份草案很可能可以(也常常是会)被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诠释,外交史也从这种状况中学到非常好的分析能力。”[5]应当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任何形态的外交史研究都需要面对的学术情境,相关研究者应对此保持高度的学术自觉,在很多时候还需要将这种外交文献的模糊性、晦暗性甚至难以驾驭性放在首位加以认真对待,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这方面的精进空间无疑还很巨大。一般而言,若欲真正实现对于外交文献的切实利用和深入解读,就一定要摆脱那种孤立地阅看和理解某份或某类历史文献的作法,必须全面地收集和解读与特定文献(包括“过程文件”)相关的几乎所有外交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对照、比较和互证。同时,研究者也必须科学而全面地探察这些外交文本所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全部历史语境。只有这样,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准确地解读出外交文献背后的历史意涵。显然,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去收集和阅读更多历史文献。

  总之,一些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所引史料较为单一,内容就必然不太充实,叙述结构就必然简单,丰满程度抑或复杂性程度就必然不高,最终就没有将相关历史问题的脉络和线索梳理清楚。而没有翔实、真实地讲好一个“故事”,自然也就无法使该问题获得一个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和学术高度,进而导致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无法很好地完成历史解释的任务。

  第三,对历史的解释不足,由此带来的理论性和思想性不足,尤其对外交事件的整体性历史影响判断不足。

  从逻辑上看,不注重史料收集的多元化和全面性,不注重史料利用的选择性和批判性,研究者在构建基本历史脉络的过程中,就会过于相信史料自身及其历史信息的绝对性,就一定会带来对历史的解释不足问题,也必然会造成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性和思想性不足的局面,因为历史解释所仰赖的知识前提是不充足的。

  目前《中共党史研究》收到的绝大多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论文,基本风格都偏向于叙述性,也就是侧重于“讲故事”(姑且不论讲得好坏),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从近现代以降中国学界对于历史及其价值的认识史观之,尽管在历史学的性质、作用和功能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广泛分歧,但作为一门科学,历史研究绝不应仅仅将描述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讲述一些特殊的历史故事作为根本使命,它的最终目的一定是实现宏观或普遍历史的科学书写,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历史规律、论说历史嬗变之因、深度诠解历史本质。因此,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理应回归到“史”的本质上来,既要“讲故事”还要“谈道理”,既要“史”也要“论”,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更加注重“论”,研究者必须提供对历史的解说和阐释,“史”“论”一定要结合起来。

  准此而论,目前很多外交史论文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大多只在文章结束时单独设置一个“结语”或“启示”部分,并往往侧重于简单复述全文内容,很少进一步阐发出更为深入和新颖的历史思想与论点。更突出的问题还在于,很多外交史论文得出的所谓“结论”“启示”都非常浅显,将类似“外交是政治的继续”“实力是谈判的基础”等判断作为论文结尾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如有论文通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问题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独立自主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自力更生始终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针”“意识形态论战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有论文通过研究中苏边界谈判的历程所得出的基本历史经验是“和平谈判是解决边界纠纷的正确途径和唯一出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互谅互让是边界谈判的重要原则之一”“摆异—求同—存异是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策略之一”;等等。但从某种意义上观之,这些所谓“历史经验”“结论”“启示”等都属于一般性知识,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处理外交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立场。以本应属于“高”“深”“精”层级的学术研究来重新强调甚至“论证”这些基本知识,既会造成重复研究也会导致才智浪费,非常不利于新的历史知识和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况且这些常识性知识在逻辑上可以通过无数类似的研究案例得到“论证”,因此实际上并未体现特定外交事件自身的特殊性,更未能透过这种特殊性来获得进一步的观点、思想与理论,实际上削弱了论文主题的选择合理性与前提合法性,进而也就无从体现外交史研究的创新性价值。就此而言,这种研究思路多少体现了研究者在评论和解释外交事件时的一种“研究惰性”。同时,很多外交史论文的“结语”比较单薄或结尾的思想力度未能得到提升,则从这一独特维度显示了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亦即研究者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很感兴趣,但从来或很少关心外交政策的执行、落地和后续的影响等情况;对当初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因很感兴趣,但很少对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产生兴趣。

  进而言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之所以出现历史解释不足的问题,也与很多研究者普遍缺乏较为清晰的“问题意识”有关。他们往往将对事件本身的叙述和建构视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认为只要把史事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内容讲清楚了,研究的过程也就随之结束了。至于从史实重现中可以得出何种新的历史认识和思想或仰赖历史叙事要解决哪些以往研究尚显薄弱甚至尚处学术空白的更深层次的历史理论问题,研究者常常不甚了了,甚至还有个别研究者极端地认为那是读者的工作和问题,存在着一种普遍轻视历史解释和理论思考的不良倾向。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整体理论水准不高便成为必然。也有一些作者在文章开始对所要研究的外交事件存在一种探讨“问题”的主动性,但并未真正加以贯彻。如在一篇研究中美开展科技合作的决策过程的文章中,作者在行文伊始就指出,要在梳理和叙述两国开展科技合作的驱动力、政策目标以及决策过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美两国民用科技合作的实质”,但实际上,全文只完成了前一部分,根本没有涉及后面的理论探讨,似乎在写作的过程中忘却了文章伊始所设定的“问题”目标。又如在一篇研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资产索赔问题的文章中,作者试图突出“中美资产索赔问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角色及其作为中美贸易进一步合作的突破口的作用和影响”,但可惜的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还是基本历史过程的梳理,文章的核心议题并未得到相对充分的论证,实在有些可惜。由此观之,更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真正的“历史(理论)问题”或“问题意识”是统贯论文写作的精神和灵魂,全文的所有结构设置和内容安排都要为论证特定的“历史(理论)问题”或“问题意识”而服务,都应围绕“历史(理论)问题”或“问题意识”展开史料的选择、结构的安排和逻辑的布局,并不是只在文章最后简单提点一下就以为完成了对于“问题意识”的解答,“史”与“论”要紧密结合,文章的“血肉”与“灵魂”应融为一体。此外,“问题意识”还内蕴着一种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现实关怀精神,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理所当然地应该重视与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之间的关联,但这种关联是思想、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理应体现在一种更为长远的历史感觉和理论阐论中,而不是直接与现实政策加以对应。一些作者在文章的起始段就点出特定外交事件的历史研究是受到当下某些现实议题(如领土或贸易争端等)的激发,并将此认定为“问题意识”,这就有可能削弱文章的“历史性”“历史感”,毕竟非常近切的国际形势问题还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看出其与长远历史问题之间的关联性维度。研究者在这方面尚需要一些耐心,也需要对自身的理性判断能力抱持一种谨慎态度。总而言之,在特定的论文写作中寻找并贯彻恰当的“问题意识”,将有效地凝聚研究者的理论探讨意识,进而超越单纯的历史叙事层级,提升整个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思想水准和理论自觉。至于什么才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真正的“问题意识”的理论内涵包括哪些层次,怎样培育和解释正确而有效的“问题意识”,还需要整个历史学界尤其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作出进一步探讨。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普遍缺乏思想解释和理论建构以及过度关注史实梳理的现状,还与很多研究者在潜意识里将外交事件“孤立化”“独立化”甚至“中心化”的倾向存在很大关系。但事实上,一个最为浅显的道理就在于,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是一个民族国家国内政策和国内关系的延伸,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并不具有完全的自足性和独立性,它的面相是对外的,但根脉仍然在国内,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领域之情势的深刻影响。因此,研究者若欲完整建构和深刻理解特定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全面掌握这一外交事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结构。如果没有深切地理解国内史,怎么能真正理解外交史呢?准此而论,国内史研究是外交史研究的前置性条件。从理论上说,外交史研究者首先必须熟悉掌握甚至深入研究国内史的相关问题。唯其如此,研究者才能切实把握外交事件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正是在此意义上,已有研究者清醒地意识到必须理顺中共党史(研究)和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必须重视在中共党史的根脉和逻辑下理解当代中国外交史[6]。研究者还需要相当熟悉对象国的基本历史脉络和当下情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三重维度观照下理解对象国选择特定对华外交政策与外交思想的深层次原因,才能加强历史解释的学理基础,如在分析台湾当局对新中国和加拿大建交之因应的问题时,不妨从加拿大的建国历史以及由此生成的广泛的左翼文化传统入手,或可为相关的外交史研究提供一种更为切近的历史解释。显然,如果外交史研究者不熟悉对象国的历史和现实,不仅导致相关基础历史知识表述的不准确,而且是造成历史解释不足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另外,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以及由此形塑的外交事件的本质也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往往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带有强烈的全局性和战略性,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未来发展都密切相关,谁也无法置身事外。因此,外交史研究要提供出这些历史信息和图景,更要对此作出一些评判,诸如外交事件是透过何种维度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世界的,这种影响的基本性质是什么,等等。

  由上可见,若想真正地建构和理解当代中国的外交史,就必须培育和拥有中国历史直至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视野,建立一种整体史观对于未来提升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至关重要,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经验感觉,正如实证史学大师兰克(他同样是一位高超的外交史研究学者)指出的那样,包括外交史在内的任何历史现象“从来不是彼此单独呈现出来的,而总是一起共同出现的”,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我们必须对所有这些方面投入同等的研究兴趣”;特殊的历史事件总是牵涉重大的背景,即过去发生的事情构成了与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所以,史学家既要“感受到对独立事件的参与及乐趣”,又要“密切注意事物的普遍方面”,在一个更大的时空整体中来探究历史[7]。综观整个世界范围内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其基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系统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体史”“综合史”的治学取向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与接受,如有学者在反思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范式演化进程时就指出:“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解国际环境的方法,还是作为一种判断政策制定者在客观环境的压力和制约下采取的行动的标准,这种总体观点都是有用的”,“历史学家过于狭隘地关注华盛顿和为数不多的有影响的政策制定者,却无视整个社会的诸多发展”[8]。显而易见,只有在整体史的学术理念规制下,研究者综合考虑到外交事件所处的广泛的政治结构、经济力量、世界局势以及潜藏其间的意识形态观念等几乎全部相关元素,才能真正推助研究者建构起脉络完整、史实丰盈且逻辑有效的历史叙事框架,进而借助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更为切实而深入地理解历史的全部本质,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反之,如果不重视整体性的历史研究,往往使得目前的很多来稿在解释外交事件之际,形成了以历史结果来倒推历史原因的固定化思维。如有文章在分析、总结新中国与亚洲某国实现建交的原因以及历史经验时,第一条就是“两国之间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和传统”。一般而论,笼统地这样讲不是不可以,但深究起来就存在很多疑惑,“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和传统”就必然保证两国实现建交甚至长时期的睦邻友好关系吗?这种逻辑在学理上存在着很多不严整性和不确切性,既无法赋予历史发展以一种深厚的意蕴,也无法带给当下的现实问题以更有价值的历史鉴戒。就50年代的两国关系而言,除了批判性地看待和分析史料外,研究者似可考虑更多历史元素,如大国与周边小国的外交模式,两大阵营对立的影响,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作用,利益关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等。如果不从这些更为深层的历史和理论方面来考察,仅仅将两国建交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孤立事件,就很难得出真正深刻的历史认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勒努万就主张用“深层力量”这一概念来革新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解释力,他因此要求历史学家更深刻地发掘史实,全身心地以重建支配着领导层作出重大决定的环境为目标,所以应当考虑到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大多数因素,如地缘政治的限制、集体心态的重大倾向、金融冲突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等等,关注舆论的演变、心理因素、战略上的迫切需要以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了理解外交行动,应当力求去感知那些曾引导着进程的影响力。地理条件、人口的变动、财政与经济利益、集体心态的特征、重要的情感倾向,凡此种种皆是一些深层力量,这些力量构成了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框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特点。政治家在作出决策或制定计划时,不可能忽略这些力量”[9]。由此观之,缺乏一种“整体史”“综合史”的学术自觉意识,不仅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失去了一种有效进行历史解释的理论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整个历史研究甚至整个时代同步共进的可能性。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仍然显示出非常巨大的学术空间,但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绝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及时回顾、总结和追踪世界范围内外交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及其经验教训,培育开放包容的理论与方法意识。从史学理论的高度来看,若想真正提升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思想与理论水平,就必须摆脱“外交中心论”之潜在思想的不利影响。而研究者如何培育起一种良好的整体史观,进而获得一种关于历史的整体感觉,需要整个外交史学界加以切实探讨。从学术编辑的角度看,外交史研究者若欲提高历史解释的综合性能力,就需要有意识地经常补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诸如中国史、世界史、中共党史、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学、史学理论尤其是历史哲学等都是重要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在注重综合收集与利用包括档案史料和易见史料在内的所有相关史料方面,年轻研究者尤其应处理好已有电子化数据库情况下的电子检索与纸本翻阅之关系,尽量放弃关键词检索的简便作法,转而努力培养踏踏实实地逐页翻阅纸质资料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既可以使研究者了解和把握直接史料在整个资料群落里所处的方位,也由此可能获得更多相关资料的学术支撑,进而获得关于历史发展脉络的整体感觉;等等。

  综上所述,如何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在历史阐释方面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深度,还需要历史学界作出更多探讨和努力,但“史”“论”结合的原则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迫切需要年轻研究者在这方面加强训练和修养,着力摆脱目前诸多来稿先“多叙”后“简评”的简单模式,做到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脉络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作出画龙点睛式的点评和引申,并且努力使“问题导向”和“叙事导向”获得一种健康的张力关系,这样既可以使外交事件发生的线索和脉络更加清晰,也可以加强文章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反之,不注重历史评论的外交史文章,对历史的细节性叙述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这常常导致篇幅过大,如《中共党史研究》审稿编辑曾就一篇研究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台湾议题的文章指出:“选题也算比较重要,但是否有必要做如此细致甚至琐碎的还原,恐怕值得怀疑。”有学者就此类现象批评指出:“正如美好的生活导致胖人越来越多,史学界普遍感到,干瘦的骨感固然不妥,臃肿的肥胖同样是问题。”[10]括而言之,从历史哲学和学科建设的层面观之,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来稿的史料性和经验性有余而思想性和理论性不足,还与不少外交史研究者对于“实证史学理念(原则)”的片面甚至错误理解之间有着根本性联系。在与作者的沟通以及修改和编辑论文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很多研究者高度认同“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治学理念,他们将“实证史学”“实证研究”简化地等同于历史叙事甚至历史材料本身,往往主张历史论文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就是依据收集到的既有史料,梳理出外交事件的基本内容,至于历史叙事能带来何种历史启示和学术思想,则根本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但从实证史学理念的哲学本源来看,它理应既包括史料收集和还原历史的层面,更指向历史意涵的解释和历史规律的揭示,二者缺一不可。即使将“实证” 仅仅理解为“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方法要求和必要的史学纪律,“如果丧失了从一定立场出发的价值关怀,丧失了对问题的直觉,那么,单纯的‘实证’只能在无意义的方向将历史复杂化”[11]。故而,外交史研究者理应全面、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实证史学理念(原则)”,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提高历史评论和历史分析能力以及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

  第四,外交史论文的基本写作规范还需要提高,仍需要继续培育和张扬严谨的治学态度。

  目前《中共党史研究》收到的外交史来稿存在的另外一种普遍性问题,就是基本写作规范的严重缺失,这也许是带给学术编辑最为强烈的第一感受了。一位作者、一篇论文的不规范性或许具有特殊性或特定性,但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收稿面较为广泛,作者和稿件的来源较为多元,日积月累之下,必定使编辑产生一种学术规范缺失在学术界具有普遍性的感觉。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从多种外在维度加以分析,如近年来科研院所的考核压力加大,研究者无暇注重论文的规范性,利益的逻辑压倒了规范的力量;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漫长学习过程中,绝大多数年轻研究者并未接受过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论文写作训练;等等。但从严格的学理逻辑角度加以审视,恰如上文所论,如果研究者不注重在诸如史料的多元化水平、史料的批判性使用、历史解释和分析能力等历史研究的战略性环节上的学术自觉意识和长期艰苦训练,就一定会带来治学态度的懈怠以及论文写作方面的不规范性,这应当也是不难理解的经验感觉。易言之,目前包括外交史来稿在内的学术论文写作的不规范性,固然属于学术研究的技术或技艺层次,但也无疑具有较高程度的战略性,历史研究者绝不能等闲视之,否则会极大地拉低历史研究的学术高度和文化美感,毕竟再好的历史材料、再高的研究能力也需要符合最低限度的学术规范的论文加以体现和支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综观目前外交史来稿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集中地体现为“历史性”“历史感”的缺乏,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但绝不限于此)。

  相关问题研究进展的梳理本身缺乏“历史感”,很多作者仅仅在文章开始时简单地罗列出相关研究论文和著作的题目[12],但缺乏对这些研究进展的准确评析,很少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是在这些论著的何种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换言之,研究者缺乏与前人及其研究成果的学术对话,实质上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种不尊重以及“学术史”意识的薄弱[13]。事实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一定是与前人的有效对话,历史研究者很难发现绝对的学术空白,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者可以在缺乏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独自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这种治学弊端多少显示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缺乏强烈而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意识[14],尚未将自身的历史研究以及个人的学术发展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学者群落直至学术传统真正联系起来,这与学科建设的意识不强亦存在关联。很多研究者感觉自己的研究属于世界史,但忽略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之间的联系性更强。就此而言,如何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本体化”“学科化”“独立化”,值得每一个相关学者给予更多关注。

  学术论文“历史性”不强还体现在文章的“格式化”写作结构方面。所谓“格式化”结构,就是以写公文的结构化方式来叙述历史,文章的标题层次过多、过细甚至过杂,类似文章常常全篇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一”“(一)”“Ⅰ”“1”“第一”“首先”“其一”“一是”等表示叙述逻辑的序号,将文章人为地划分为具有表象性和结构性的部分或层次。这样的叙述方法有可能给一些读者带来便捷的阅读体验,但非常严重地割裂了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实际上使历史知识和思想呈现明显的碎化气象,学界素常批评的历史“碎片化”现象便常常体现在这一维度,因此这一写作和叙述方法并不完全适合历史叙事类文章。在学术编辑看来,这样的文章,与其说是学术论文,不如说更像调研报告和工作总结,缺乏历史研究最起码的“历史性”“历史感”。从学术编辑的工作经验看,采取这种“格式化”结构写作的文章往往暴露了作者尚未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完成历史内容的表面叙述,研究者不得不采取人为“制造”叙述逻辑的方法来实现历史线索和脉络的“强行塑造”,表明作者的研究功力需要得到加强,至少在某些方面的研究偏向还需要得到纠正。

  而学术论文结构设置方面的不科学性也会强化这种非“历史性”,如一些论文采取传统的“三段论”模式,将“历史考察”这样最能体现历史发展脉络的内容仅仅设置为一个部分,这就会显著削弱基础历史内容叙述的厚度与宽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还原基本史实的能力,进而削弱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还有一些论文各部分之间篇幅和分量的设置存在畸轻畸重的现象,导致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内容呈现显得很不匹配,也多少显示作者并未全面地掌握外交事件的基本历史脉络,自然也就无从体现论文的“历史性”。一些文章各部分的标题起得不好,没有体现出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历史转承关系,也会无形间削弱文章的历史感觉,使读者不容易感悟外交事件的发展线索以及转折的关节点。至于个别文章采取语录式的标题,则更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应该采取的表述方式。依此论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论文的“历史性”“历史感”“历史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年轻研究者应该真正以历史学的理念与风范去研究和叙述当代中国的外交史,既要摆脱罗列资料的倾向,又要将横向的资料性内容置放于纵向的历史脉络中,切实体现外交史的发展性和波折性以及丰富性和复杂性。

  外交史论文常常出现的一些不规范表述实际上也削弱了文章的“历史性”感觉。不少外交史研究者形成了以国家首都名称来指代国家或政府的写作偏好,如以“华盛顿”代替美国政府、以“乌兰巴托”代替蒙古国政府等。这是国际关系交往中外交机构行文辞令的通用表达,但如果将此通例直接移植到历史研究论文中,不仅会混淆史学语言与外交辞令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而且会忽略“国家”“政府”“议会”“政党”等在不同语境下的差异,由此直接削弱学术论文的“历史性”。类似情况还体现在规范性名词的随意使用方面,如在一篇文章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联络部”“中联部”混合使用,“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使用也不注意具体语境的规制,等等。至于早已被编辑规范明确不再使用的“建国”一词,仍然高频率地出现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的论文中。在具体行文中,个别作者还倾向于使用一些描写性和文学性的表达语言,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此外,如外交史涉及的人物非常多,第一次出现需要简要交代一下人物的基本情况,当其职务发生变化,还应该再予以补充,这样也可以体现历史的一种变化。但在此期间,要注意规避诸如“周总理”“毛主席”这样不规范的称谓。现在来稿中这种情况还不少,给人感觉有些作者在行文时似乎有些脱离时代了。一言以蔽之,在此方面,笔者感受到目前的很多研究者形成了一些不良的写作习惯,无论责任编辑怎样提示作者,作者也不会发觉这是个问题,表明现在很多研究者对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随意性态度,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体现了研究者缺乏对于学术规范尤其是写作规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申而论之,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作者被史料和历史“带着走”,研究者本身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无意识地失去了主体性。

  除上述问题外,很多作者在刚刚写完文章就投稿,文字粗糙和行文简陋的情况非常突出,类似文章的绝对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经年间未发生实质性改善,这可能主要受到目前学术考核机制压力的影响,固然可以理解,但如果放任自流,不仅不利于通过审稿程序,而且会强化作者的写作和研究不良习惯。也许学术编辑对于作者的善意劝说总是无力的,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写作的:“至于我的书,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15],“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总是不愿将每一篇文章视为最终定稿因而他不愿放下手中的笔”[16]。伟大的思想家尚且如此对待自己的著作和写作,我们这些普通的研究者又有何德何能来轻慢学术、放松自我呢?就此而言,仅仅以外部压力为借口来推脱研究者对高品质论文质量的追求,又因其无视或轻视“学术”的真理性而在本质上是一个学术道德和文化修养的问题。

  总之,目前外交史论文的写作不规范现象比较突出,明显地制约了外交史研究的整体学术质量,不利于整个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这固然是目前整个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的直接反映,但如果外交史研究者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学术写作,也必将对改善目前的学术生态产生积极的反向作用。外交史研究者应当意识到,研究者与身处其间的学术生态之间是一种“互为关系”,研究者自身可以付出的努力还有很多。

  第五,余论:继续提升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承上所论,本文从学术编辑的角度和视野,概括了一段时间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殊研究领域在勃然兴起之际缺乏“主体意识”的培育、形塑与张扬,无论是史料收集与利用方面的显著不足还是思想解释不足以及“问题意识”的不清晰抑或写作规范方面的非“历史性”表象,实质上都显示了外交史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匮乏。但必须强调指出,这也是一般史学论文经常出现的问题维度,在各种党史研究形态的论文里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甚至有些领域的研究论文存在的问题比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论文还要突出甚至严重,值得引起所有研究者和学术编辑的共同警惕。本文之所以选择外交史论文来强调目前党史论文写作中的不规范问题,主要是因为外交史作为最为传统的历史研究形态之一,广泛地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可以反映传统政治史的灵魂和精神,是对传统政治史研究式威趋势的一种有效弥补,它所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能很好地透视“政治”的本质以及更好地审视中共党史作为一种政治史和党派史的本质特征与学术价值。同时,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目前的党史研究格局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外交史研究本身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整个内外部环境亦较为有利。但如果外交史研究者不注重治学规范和学术修养,不高度注重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不注重外交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就会失去这样一个战略发展机遇期,无法取得本应获致的学术成就。因此,需要引起党史学界乃至整个历史学界的密切关注。

  事实上,关于本文所指出的外交史论文存在的学术缺陷,也是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持续强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并于2018年5月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联合举办“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其间亦广泛而深入地涉及以上问题,取得了“正视问题、积极进取”“坚持实证、弘扬理论”的学术共识,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再出发”的一个良好起点[17]。此外,相关编辑不断借助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工作坊和学术论坛等时机,向外交史研究者提醒要注意规避这些问题,主张重塑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规范和学术准则。

  在笔者看来,若欲继续提升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除坚持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外,还需要在两个关键维度取得突破。其一,需要全面深入地展开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学术史研究,系统梳理至少从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脉络,深度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进展和学术特征及其与时代移易之间的精神关联,重点评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整个历史学界之间的学术关联及其在全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考察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征,考察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是否受到共时性的历史学界的流行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影响,考察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如何自新世纪以来成为一种新型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的研究范式,等等。这一系列的学术史问题研究,有助于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一种整全性或全盘性的学科反思和自我省察,有效揭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所依恃的历史哲学基础、思想理论预设、史学问题立意、核心价值观念和叙事结构风范等更深层级的学术维度。唯其如此,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过去”才能得到切实理解,也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在”,进而全面规划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未来”。其二,需要启动并加快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理论化”进程,注重史学理论素养在外交史研究中的培育,重视培养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逐步形成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特有的哲学预设、理论原则、概念基础、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研究方法、问题取向和学术风范。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也必须思考“历史是什么”“史学是什么”这样的历史哲学问题,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透视外交史本身和外交史研究的一些本质性层面,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和建构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基本脉络,更为深刻地评议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一些重大问题,毕竟“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广阔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18]。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和外交史研究者不能自外于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以及蕴藏其间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深度思考。只有经过这样的“理论化”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学科的自我意识才会被唤醒,从而初步形成一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平台,促进整个研究领域不同治学理念和思想价值之间的整合,强化这一研究领域的专业认同感,最后形成一种特殊的学术范式。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具体问题的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才能有所归趋,才能有“灵魂”和“灵气”。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中共党史研究》在努力解决具体研究弊端的同时,开设了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为题的学术笔谈栏目,从学理角度直至历史哲学高度切实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并加强对研究现状的学术批评和反思,进而真正提升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

  最后仍然需要客观地指出,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的整体改善效果还不是特别显著,这既与整个外交史研究群体尚未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关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研究者的学术素养不高以及学术规范的意识不强有关,也可能与当前整个学术评价机制的量化功利性以及学术刊物在面临经常性的组稿困难时所采取的某种妥协性相关。就此而言,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所形成的一些不足和弊端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完全归咎于研究者,其较好的解决前景还需要整个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而学术编辑在此期间所应发挥的力量和贡献的智慧,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参考了《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各位同事以及匿名外审专家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来稿的诸多审稿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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