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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
作者:任剑涛      时间:2020-09-16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中国需要建构与自身发展状态相适应的国家与国际理念。在国际理念方面,中国究竟是融入现代化初始阶段由西方国家奠立的现行“世界”(国家/国际)体系,还是重启古代帝国时期系统建立起来的“天下”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理论探讨的问题,而是一个面对现实的行动选择问题。对中国来讲,融入“世界”始终存在巨大的心理障碍。这个“世界”不仅非中国人自创,而且是曾经凌辱今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帝国主义创制的。因此,必须以“天下”取而代之。但试图激活传统的“天下”理念,一者中国传统所示缺陷不少,二者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很低。以此,中国需要在融入国际社会这个“世界”的同时,寻求以“天下”理念改进现行国际秩序。

  在中国跻身国内生产总值世界前列以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倡导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政策直接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论上构造与之相应的宏大理论的积极性明显高涨。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学术热点,就是拒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世界"体系,倡导颇具传统特色的“天下”话语。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中,现行的国家/国际体系构成的“世界”体系,成为专属于西方人的话语,中国需要另起炉灶,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话语体系。因此,拒斥西方人的“世界”话语,重启中国传统的“天下”话语,便成为携手出场的两种主张。此时,两个问题需要人们回答:现行“世界”话语真是一种仅仅属于西方人创制且为西方人服务的话语体系吗?中国的国家话语一定只能是重启传统的“天下”论说,并由中国推向世界吗?倘若不能对之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那么,是否可以在融入现行“世界"的同时,以“天下”话语为之添加一些活性成分,并因此增加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兼容性、减少对峙性,并促成有利于中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话语空间呢?对此不便骤然给出答案,但努力方向应无大错。

  一、经济大国、儒家与“世界"话语

  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资源需要上可以说是显著趋紧。因此,中国不能不在全球范围内聚集自己所需要的种种资源。而非洲,自然也就在中国寻求资源合作的范围内。面对中国在非洲的合作尝试,西方一直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也一直以“合作共赢”加以应对。确实,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在早期现代对非洲的掠夺,造成了非洲自然资源的大量流失,极大地阻碍了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中国跟非洲的合作,可以说是非洲现代史上第二波进入该洲的外国力量。由于中国对自己在非洲的合作所做的自辩比较晚近,因此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一直承受着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的指责。直到最近几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回应才逐渐增多。中非合作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仍将继续。这将有赖于中国的专家学者给予更加有力的回应。而这种合作受到的挑战促使人们需要思考的中国国际/世界话语建构问题,并构成笔者在这里讨论中国国际/世界话语问题的现实契机。这表明,中国的国际/世界话语建构,不是一个由学者在书斋里慢工出细活的理论把玩的问题,而是一个被中国的现实国家处境催逼的紧迫问题。

  中国的发展,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话语。对此,国内一些学者对之有敏锐的感知。刚刚跨入21世纪,赵汀阳便开始了自己对中国世界话语探究的历程。后来,他将会议文章编辑整理,出版了《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该书从哲学的角度切入,以极具张力的陈述方式,展现中国建构世界话语的进取性:他直言不讳地抨击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一直是在国家利益的引导下行为的,根本没有世界理念;而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中国,在这方面恰恰可以填补空白,提供世界话语。“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都只考虑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在管理世界方面从来都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没有哲学上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推广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而既然它们无法证明他者是不值得考虑的,它从根本上就失去了合法性。问题不在于西方国家不思考世界,事实上它们总是在思考世界,但是‘思考世界’和‘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中国既然具有优势明显的话语传统,何以不早一些承担自己的世界责任呢?在赵汀阳看来,这与国家实力具有密切关系:只有在中国从物质生产大国迈向知识生产大国的情况下,为世界提供政治哲学支持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予论证的强有力主张。按照赵汀阳的言说,中国的世界话语建构,是在当今世界完全匮缺相关话语论说的情况下,一展中国自古至今就有的理论优势的事项;同时,也是一个揭露西方国家自私自利的国家话语建构,从而彻底超越西方国家以国家看世界的话语策略的契机。

  中国的世界秩序建构,首先是一个“重思中国”的事项。这样的重思,前接“检讨中国”,后启“重构中国”。只不过在改革开放数十年的进程中,无论是检讨中国或是重构中国,借助的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的理论命题、论辩模式与话语进路。当下中国的世界话语建构,应当是“中国本地生产”的。这种“重思中国”的最具思想力度的早期人物是梁漱溟。不过赵汀阳认为,梁漱溟的视野比一般所谓新儒家要广阔,更为关键的是他具有中国文化的优越感。这是将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的、视野狭隘的现代新儒家所不及的地方。同时,也是视野广阔却失去了中国文化优越感的李泽厚所不及的地方。后者的“西体中用”,就更是一个明显的失误。据此,赵汀阳确立了两个重构中国的向度:一是走出检讨中国状态下的、旨在纠正“错误”的窘迫,二是确定重思中国的、旨在创造的宗旨。“当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必须在世界上说话的大国,一个必须做事的大国,一个必须为世界负责的大国,就不得不在思想上有所创造,不能无话可说,不能无所作为,不能随波逐流。在这里别无选择,因为这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所处地位与形势所迫的事情。”基于这样的判断,赵汀阳强势地表达了激活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以替代西方国家的国家/国际观的主张。

  在赵汀阳的论说中,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与中国建构世界话语是一个直接关联关系。至于他试图激活的中国传统的天下话语,并不是志在发扬传统儒家的、当代新儒家所言的那一套中国特殊论话语。赵汀阳除了肯定梁漱溟充满自信的儒家论说进路以外,他对新儒家的肯定非常有限。包括半是儒家、半是马列的李泽厚,由于提出“西体中用”的命题,在赵汀阳看来,自己的老师似乎未能触及西方话语的根本缺陷,也没有找到建构中国现代话语的真正进路。由于新儒家缺少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真正自信,他们既没有成功构造中国的现代国家话语,也没有提供中国的世界话语。

  按照赵汀阳的思路,有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论证甚为紧要:一是在西方话语中,一直只存在狭隘的“民族国家”话语以及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扩展话语,即“国际”话语。西方话语中没有“世界”话语。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缺乏世界秩序论证以及实际建构的理论现状。二是中国真实具备“世界"话语的深厚储备,尽管在历史上这一话语的实际效用未曾发挥出来,但只要在当代世界演进的背景中激活这一话语形式,它就能对世界秩序的建构发挥出人们远未想象到的重大指引作用。在笔者的论题中,赵汀阳的论证促使人们相信,当下世界,中国与其努力尝试融人西方国家构造的那个由民族国家扩展样式伪装起来的“世界”,远不如重启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这样才足以真正开启一个世界体系,减少民族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克制国际社会无序造成的紊乱与错失。

  这两个关联论证得以如此紧密贯通起来的理由,自然是中国经济疾速发展的现实。可以说,缺少了这个现实驱动力量,两个论证的关联想象就很难建立起来。这是赵汀阳展开相关论证之前,就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现实理由摆出来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赵汀阳对“天下体系”之作为唯一真实的“世界”话语对待的长远展望,是切切实实落在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现实基础上的。循此进路可知,展现中国“天下”话语以求对治“世界"秩序缺失,其实是受现实理由推动的。这是对中国国家实力的一个理论回应,并不单纯针对西方国家仅有国家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理论缺失。因此,这首先是一套物化的思路,进而对“天下”话语的激活尝试,带有国家崛起之际的文化宣言性质: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而是因为自己具有千年文明的深厚根底;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世界(尽管是一种展望),也是因为中国传统中深藏着领导“世界”的思想资源。这两个条件相加所凸显的中国“世界”话语发展潜力,正是西方国家建构国家/国际话语所缺少的东西。

  分析起来,这一思路实际上并没有超越批评者所指责的西方现代建构国家/国际体系的基本逻辑。首先,中国GDP的急速增长,是赵汀阳激活天下话语的现实动力。换言之,如果不是中国GDP的迅速增长这个“经济基础”所提供的思考进路,“天下”体系这种“上层建筑”话语是很难进人思想场域的。正是“经济的问题带动了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理论仍然有效)"。这是一个为激活天下话语而刚性设定的前提条件。这正是赵汀阳的思路仍然沿循着他所拒斥的现代西方国家对待国家及其观念力量的物化思路的体现。就此而言,他所设定的中国“天下”体系对西方“国际”(“世界”)体系的取代关系,就成为一个受制于物化体系实力强弱的取代关系。由此设定,便将他论证中所倚重的道义逻辑分量显著降低了,因为其道义逻辑背后蛰着的依然是他所指责的实力逻辑。

  其次,赵汀阳所设定的天下话语对国家/国际话语的取代关系,是一种难以共存,各自显现其整合当今世界秩序功能的对峙关系。其更为直白的表述可以简化为今日国内流行的语式:中国走到这个地步,要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今日中国的实力,已经足以表述完全属于自己的国际话语。这明显是一种对立性思维的产物,呈现出一种贯通冷战思维与后冷战思路的特点。这是1950、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一代中国人特有精神气质的自然外显:在其青少年时期,他们痛苦地经历了精神上自我胜利,实则被西方全方位碾压的过程;在其进人壮年且具有话语建构能力的时候,依托自己大脑里根深蒂固的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对立思维,他们便自然会热衷于依托国家硬实力原则去构造一套取代西方国家理念的东西。赵汀阳陈述中设定的中国之“我们”与西方之“他们”的对立框架与陈述格式,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

  再次,赵汀阳的论述应和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国际秩序建构的紧迫吁求。但对西方基于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设计成败的断定,并不构成对中国激活天下秩序的自然证成。从现代世界史视角看,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确实不太成功,这一体系确实如赵汀阳所说是基于西方国家各自利益的扩展,是“思考世界”而不是“从世界去思考”。但赵汀阳基于中国实力提出的替代性话语,是否真正构成“从世界去思考”的新型话语,是需要理论与实践双重检验的问题。这种检验,不受动机与愿望的主导,而受结果与逻辑的验证。“思考世界”,自然是将世界作为对象来展开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此确实是具有内在局限的思考方式。因为这样就将思考对象置于世界之外了,这个世界便不是思考者与之内在互动的世界,而是一个外在于世界却试图给定这个世界以秩序的超级玩家。这是一种非常反讽的情景一个外在于“世界"的国度怎么可以给定世界秩序呢?中国是“从世界去思考”的国度,因此不会自置于一种反讽的境地。但问题在于,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国家,是否具有超出国家范围以给出对所有国家都有引导力和约束力的世界秩序呢?如要具备这种可能,起码依赖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超然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建制。二是这个国家被所有国家都认定为超然国家利益之上,并且被接受为设计世界秩序的存在。这是一个涉及赵汀阳激活天下体系的另一个刚性前提。但目前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思考世界政治的时候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于是,“从世界去思考”很可能因此变成一个国家从自己主观愿望上去思考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可能世界,思考的国家并未改变其作为民族国家一员的国家特性,这就与“思考世界"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了。

  最后,在赵汀阳的思路中,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照框架本身在理论上就是很可疑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具有世界想象的远不止这两个载体。从一般可能性上讲,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这种想象的空间。即便退让一步,承认他的设定有其道理。那么,如果人们探问其在当然意义上使用的“中国”“西方”的概念,也可以发现其成立的理由不足。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是一个变动性极大的概念——如果将之设定为一个历史的既定性概念,那么当下中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历史中国的正统继承者,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而如果反过来将当下中国设定为历史中国的唯一正宗继承者,那么历史上的中国所呈现的帝国建构与汉民族王朝之间的关系,所要继承的是哪个中国,也是一个难以轻易确定的问题。如果确立历史中国是王朝中国,确定当下中国所要继承的历史中国遗产相对较易;如果确定历史中国是帝国建制,其征服史就绝对不如赵汀阳说的那么温文尔雅,而且其帝国结构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当今中国领土归属的格式化表述中,根本无法为涉事国家与国际社会所接受。

  就此而言,赵汀阳试图将中国设定为一个非/超民族国家,并且为世界预制好了一套自己的秩序的论断,也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拒斥。其断言的当今世界唯独中国能够“从世界思考”,也就根本没有依托理由了:既然中国不过是自己不认、别国均认为的民族国家,那就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的眼界,脱离国际社会组成的现实“世界”,去凸显一个颇具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世界”。须知,在世界体认中,国际社会就是一个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不是一个期望论意义上的世界。离开“世界"的现实性,是无法设想对这个“世界”具有规范效力的秩序的方案的。换言之,真实的“世界”,或具有现实性品格保障的“世界”,只能是民族国家的世界,离开这样的国家载体,“世界”就完全虚化了。那个“世界”,就只能是赵汀阳设想的“中国”需要去整顿并给定秩序的纷乱且虚幻的“世界”。可以说,在赵汀阳的论证中,这个世界,除开中国是唯一具有真实性的存在以外,其他国家都是有待中国去给出定位,将之整顿进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性质待定的单位。

  赵汀阳的思路具有新颖性。但由上可知,从基本思路上讲,他并未彻底跳出民族国家的思考套路,也没有成功将中国置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因此就很难将中国设定在一个跳出民族国家三界外,不在国际秩序中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国家。没有跳出民族国家思考套路,可以从他设定的实力论证进路上得到确证;没有成功将中国置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是因为他不过是想以激活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以展现中国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一种争夺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领导权的策略,而不是尝试彻底挣脱这一体系的努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从来不是一个抽象和整全的存在,而是差异性极大的不同国家的集合名词。以抽象的“中国”概念与抽象的“西方”概念作为比较对象,也是令人质疑的做法。

  二、无国家、国际的“天下”?

  可以循两个思路进一步分析赵汀阳的主张。一方面,可以从方法视角看问题。确实,“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的区分只是一个哲学的区分,而不是一个政治学的区分。在哲学的区分上,主观载体与客观结构之间是可以做出清晰分离的。因此,将世界作为对象的认知与内在于世界之中的思考,确实是两种类型的思考。在政治学视野中,不从世界去思考世界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思考进路,因为那缺乏政治学所必要的现实性条件。思考世界,就必须有一个世界支撑。即如赵汀阳所论,西方国家是将国家/国际视为“世界”,这就将世界虚化了;而中国的“天下”,才真正是超出民族国家限制的“世界”。这样的区分,实际上是在“世界"的真实性程度上的区分,而不是在“世界"的有无上做出的区分。可见,在政治学上讲,任何国家针对“世界”设计的政治秩序,只会遭遇对这个世界的真假质疑,而不会遇到对这个世界的有无评断。因此,并不存在唯独只有中国才能够“从世界去思考”世界的独异性,而西方国家只能在“世界”之外去思考“世界"的问题。因为西方国家显然属于“世界”之内,从不处于“世界”之外。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与西方相关的思考存在什么差异性的话,可以说中国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切入世界思考,而是从“天下”视角切入;因循习惯性说法的“西方国家”则是从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切入,而不从一个没有切实载体的虚拟政治体出发去设想相关秩序。如果说两者都存在某种论证困难的话,那就是中国需要坐实相关思考的现实政治载体,从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出发,而不是超民族国家出发思考相关问题;而西方需要坐实相关思考的超国家主体,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国家或国家间(国际)关系处理世界秩序建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等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优价于西方的问题。

  在赵汀阳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由于他认定西方仅盯着国家与国际关系,因此先天地缺乏“世界”眼光,而中国却以悠久的“天下”传统,恰好弥补西方人的思考缺失。因此,他判定西方人缺乏世界理念所设计出的国际秩序,并不能真正为“世界”供给秩序,只有天下理论才足以构成“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这构成了他关于“世界制度哲学”之“天下体系”论断两个紧密关联的部分。

  先看他所断定的、业已归于失败的西方国家的国家/国际秩序设想。对这一点的论证,赵汀阳给出的是两个相关论域:一是在理论上,西方国家凸显的现代国家与国际关系秩序,是遗失掉“世界”的一种秩序。二是在实践上,西方国家确确实实失于建构世界秩序。从总体上看,他强调指出,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特征之一的民族国家体系,在基本价值观上不过是“个人一主体”及其“更大单位”的“民族”“国家”而已。因此,人们熟稔于心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或个人权利、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关系,不过是都有独立意义的存在形式(个人或国家)而已,其思维模式也就围绕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展开。如果一个民族国家:足够强大,它就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中间不存在避免危险和毁灭的适度设计。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危险性,所以公正、规则、法律、权利、权力、秩序、对话和合作才成为当今世界的关键问题。这就将“世界”排除在外。或者,仅仅将“世界”视为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如此就很难真正处置世界秩序问题。“就西方主流思想而言,民族/国家是人们更喜欢的概念,人们在思考到世界问题时仍然是以国家为最大单位的独立单位去计算的,因此,所谓世界问题就只不过是‘国际问题’而不是以世界为单位的世界整体问题。西方的这种主流思维在实践上表现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国际契约,在理论上则典型地表现为康德—罗尔斯观点。”

  赵汀阳认为康德的思想是具有开创性的,“康德关于‘世界公民’‘各民族的联盟( foedus amphictionum)’或‘和平联盟( foedus pacificum)’的理论基本上涉及了以个人权利和民族/国家权利为准则所能够想象的国际关系最优模式。”注意这里强调的是康德所设计的仍然是“国际关系模式”而不是“世界”模式。罗尔斯在此基础上,以“万民法”(law of peoples)为根柢的世界制度,不过是在细节上发展了康德,而且提出了两个“非常阴险和危险的”观点:一是适合于国内社会的公正原则不适合于国际社会,这就等于取消了国际公正;二是堵塞了弱国对强国的反抗通道,方式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干涉主义,这其实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

  在理论上否定了西方学者设想世界体系可能性的基础上,赵汀阳进一步在实践上否定了西方国家构造的国际体系,认为那不过是世界性的帝国与帝国主义体系而已。由远及近来看,一是罗马帝国的范式,这是一种领土扩张型的军事大国, 只有临时性的“边陲”(frontiers),而没有法律性的边界(boundaries)。如今的民族国家时代,它在理念与实践上已经不再可行。二是大英帝国模式,这是“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典型的帝国主义”,它是“现代化的方式来实现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现代化本身可以理解为“最纯正的帝国主义”。三是全球化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不仅继承 了现代帝国主义能够被继承的特性,而且以对其他国家的政治霸权、经济支配和知识霸权从而形成“依附”格局。这就不仅保证了现代帝国主义永远是赢家的局面,而且“在这个全球化帝国主义新游戏中,帝国主义不仅由于强大实力而永远是赢家,而且还是唯一有权选择游戏种类的主体以及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美国因此成为世界游戏中唯一的法外国家。

  至于人们在面对世界问题时曾经给予明确期望的联合国,在他看来,它也绝对不是一个世界制度(the world institution) ,仅仅是“一个试图解决世界性和国际问题的‘国家间机构’(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它的思考方式和利益分析单位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标准,它至多只能照顾国家而不是世界”。联合国的决议,因此不过是国与国的协议,反映的不过是国与国的利益博弈,并不存在高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制度面向。国际制度由帝国主义给定,世界性机构反应的是国与国关系,因此推而广之,也逃不过帝国主义的行为逻辑。在一个仅仅具有地理意义的“世界”上,人类确实需要一个基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的真实“世界”。超越只有国家/国际观的,而具有全方位意义的“世界”,已经成为今天人类社会思考世界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

  与国家/国际体系构造的虚假“世界”不同的是,“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进而伦理学优势(virtue),它具有世界尺度,所以能够反思世界性利益,它又是一个冲突最小化的模式,最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的生态。由于天下概念意味着先验的、完成式的世界整体性,因此它是个全球观点( globalism)而不是全球化要求。”赵汀阳承认,天下体系的理想不同于中国古代帝国的实践,因为后者仅仅部分地实现了天下理想,而且主要是依托于专制帝国来实现的,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榜样。经此一进一退,他将“天下理想”从中国古代处境中拯救出来,成为可以依傍中国古代历史经验,但又可以脱离中国古代历史限制的“理想”理念。

  赵汀阳将天下界定为“世界整个大地”、世界全体人民、一种世界制度。大地是质料,天地之心是其价值,天下制度是其存在形式。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是一个意义饱满的厚重概念。这是一个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政治世界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统一体。它是一种世界尺度,成为理解世界问题的世界标准。这就完全超越了以国家标准衡量世界问题的西方国家。这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从世界去看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思考方式:它把世界看成一种政治存在或政治学对象而不是一种物理存在或科学对象,全力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其间,天子和圣人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治理天下。尽管这让中国人对物理世界缺乏科学兴趣,但却保证了人类关系对人类而言的绝顶重要位置。中国没有生成自然科学,但却凸显了政治科学探究的对象。在其宏阔的视野中,中国的政治知识论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限于个人、国家与国际的关系,而形成了一种“以‘天下’作为最基本的政治概念和初始政治原则,即世界制度优先于国家制度”。

  其基本原则大致包括:首次,它确认了世界制度的优先性( priority )和先验性(a priority)。这一原则将政治上的“无外”或者“王者无外”原则鲜明凸显出来,这中间包含了对完整性和绝对性的政治体系的制度要求,这恰恰蕴含着关于世界制度的构思。中国所确立的政治哲学第一概念即世界,不仅校正了西方国家将国家概念确立为第一概念的错误,而且一开始思考政治就避免了以国家思考政治的混乱与无效——“以国治天下而不是以天下治理天下,至少在理论上没有合法性。”在中国的“天下、国、家”体系与西方的“国家、团体、个人”体系之间,不仅展现出两者之间旨趣的不同,而且前者构成对后者的一种颠覆与替代,一种“更加宏大的思考幅度和分析框架" 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方面,西方的相关思考在结构上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世界"的维度。另一方面,它不将国际维度视作“世界”维度。它确实是“高于任何国家观点的世界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个有精神意义的存在,而不仅是物质存在,把世界看成是自身具有目的和理念的存在,而不是无目的性的对象。只有从这种世界观出发才能够以世界尺度去衡量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是我们无法置身在外的生活条件”。其次,它确立了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它不再以内政与外交分立的眼光看待世界,且同时承认国内社会与世界社会,从而将最低与最高的各层政治制度贯通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系统。反过来这个系统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也就具有了有效传递的政治治理条件。这样的理念便不可能是意识形态化的理念,无论其来源于宗教的还是什么主义的意识形态,都被其克服。

  天下模式的独特优势,在相对于国家/国际理念的时候充分展现出来。它不是一种联合国模式,而是一种超越国际体系的世界模式;它也不是一种诉诸民主机制的政治治理,而是一种落在民心基点上的政治实践。基于上述分析,赵汀阳得出一个结论,“以天下理论为哲学核心的中国政治哲学无疑是关于世界制度最深厚的理论准备。当然,今天的世界可能再也不需要帝国了:既不需要一个美国那样的危险帝国,可能也不需要中国古代天下帝国那样的和平帝国。但是,天下体系非常可能通过某种转换而成为适合于未来的世界制度。”

  赵汀阳的分析框架,对目前流行于世的、经他描述的主流观点是具有挑战性的。从解决当代世界冲突的强烈愿望上看,他的论述具有促使人们在国家/国际体系之外,去审视世界秩序建构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但他的分析跳跃性之大,相互关联性之弱,构成他的分析难以自洽的关键导因。倘若它的分析要想成立,至少两个为他轻视的前提条件应当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才行: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脱离传统机制而作为理念进人当代世界;二是当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民族国家的国家定位而担负起激活天下制度的重任。这两个问题也可以换算为,如果天下制度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古代帝国建制,那么它是不是“中国的”独特理念?如果当今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国家的国家位置上,那么面向未来的天下体系之重建,依托于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实体去推进,是否就无法坐实?进而可以追问,在一个民族国家时代,不基于国际建制去设想可能没有政治载体的天下体系,是不是将“世界”彻底虚化,而让现实世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说,且将无视世界现实性品格的乌托邦式世界悬搁起来,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呢?这三个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定位是关键性的。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置身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特殊结构,那么它溯及历史、延及未来的“天下”担当,才在思想上与实践上不至于落空。否则,一个担负世界制度建构的“中国”都无法凸显,那么“天下体系”的历史思想激活与现实实践推进,岂不是镜花水月?

  这中间需要辨析的问题有二。其一,赵汀阳的“天下”话语并没有与西方现代国家所建立的征服逻辑完全切割,此如前述,不再赘言。其二,无论古今,天下理念并没有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国际"的世界制度机制,因而是否能够展现超越西方建构的三种世界(帝国)结构的能力,殊堪疑问。由传统“天下”理念推演出的世界制度,完全限于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的理念。尽管今天的政治哲学对国际秩序所做的任何构想都不免乌托邦色彩,但国际秩序的乌托邦构想如果真要想影响世界构造,它的可制度化特性必须展现给世人,否则不免于纯粹的空想。天下体系之免于纯粹的乌托邦性质,需要在历史维度呈现它的世界制度可靠性,在实践维度展示它的世界制度可行性。在历史维度上,天下体系其实也是赵汀阳所说的基于“中国古代专制帝国”的政治实践。他指出这一模式乃是 自己阐述的“天下”理念的一个失败个案。这是实话。但这一以退为进的论述策略,对赵汀阳的天下理念的推演最致命的并不是找不到历史原型,而是抽调了他的历史想象基础。他让人们知晓一个悲壮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实际上也只是基于中国一国经验与意愿的政治想象而已。被纳人这个想象的对象国家,并不见得就轻松快意地确信自己是被纳入了一个得到拯救的世界体系之中。相反,这些国家的历史陈述,常常将自己被纳人天下体系,或者制度上由中国古代专制帝国设定的朝贡体制、五服制度的历史,书写为被中国欺凌或人侵的历史。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殖民体系。对朝鲜、越南、日本和缅甸等国而言,他们对天下体系的历史记忆与中国的相关记忆,可能恰相反对。那么这样的天下体系,与赵汀阳所说的民族国家间体系,又有什么根本区别呢?也许,对一个政治世界来讲,从来无法排除掉源自一个端点(国家)的政治力量去推展一个世界体系建构的宿命,这是一个由诸多政治体构成的政治世界之展现同处在一个“世界”之中的政治品性,一种不得已的实际处境注定了的事情。否则一切相关设想,就变成反政治的空想。

  中国的国家形态是否可以为赵汀阳提供激活天下理想的先声支持,则是另一个影响他论说可靠性的问题。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结构。这样的结论,有利于赵汀阳的论证。因为将中国确定为这一国家形态,就有理由不在国家/国际体系中审视中国发挥的作用。循此思路去激活天下理念,就又会凸显出一个不同于国家/国际体系的替代性“天下体系”来。但问题跟着就出现了,“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存在一个相反命题,那就是“中国是把自己伪装成文明形态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自晚清以来,对国际秩序的辨认和对国家边界的辨认,还只是一个账面上的nation state。但毫无疑问,中国一直在艰难尝试将自己建成一个民族国家。不唯家建构的实践进程体现了这样的艰苦努力,“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国族建构,中国之寻求国族与国家的同构性,与中国在国际社会寻求广泛承认的努力,在此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在政治理论上,数十年来动员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法学诸多学科持续论证的理论命题“中华民族",也体现了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观念同构性。其间所要处理的中国国家建构核心问题,正是“国家—团体—个人” 的关联性问题,而非“天下一国一家”问题。

  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必须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才能理性处置,否则只会带来国家理念与政策的紊乱,造成国际理念与国际关系处置的手足无措。一意激活天下体系,不仅需要逆转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构的方向,而且需要完全重置中国的国际认知与国际关系行动模式。逆转国家建构方向会造成极大混乱:是回归古代国家?还是再造文明体制机制?这很可能让国家失去方向感;重置中国的国际认知和国际关系行动模式,是重回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五服制度?还是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30年时段曾经融入的独特国际体系,抑或是退出现行国际体系而代之以中国的天下模式?这很可能让中国还没有成功提供新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先乱掉自己的方寸。

  与此同时,以中国必须坐实在民族国家位置上相关溯及既往的天下理念,从当下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其历史结构的时空特性:在时间上,不仅自然时间已经发生绝对改变,在社会时间上也具有了不同时代的蕴含;在空间上,帝国时代的天下体系,已经转变为全球化时代的天下理念。因此,试图激活天下理念,必须适应时空特征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新处境。倘若中国不以民族国家的国家定位去跟今日世界各个民族国家打交道的话,不仅中国自己无所适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不知道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因为今日的真实世界不是“从世界去思考”的乌托邦想象世界,而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相互往来的现实世界。换言之,具有真实性品格的世界,就是当下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在理论上设想的那个“天下”。假如中国处在真实的国际社会的“世界”之中,却认定“天下体系”才是一个远比国际社会真实的世界,那么中国就很可能陷于既很难建构天下体系、又被国际社会所拒斥的窘迫状态——尽管这也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推导结论。这样的天下理念,不仅没有为疾速发展的中国提供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世界话语,反而将中国置于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三、面对现实“世界”

  天下理念与国际社会,是两个关乎“世界”的话语体系。按照赵汀阳的推论,两者的差异在于谁更具有真实构造世界的理论与实践潜力。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基于民族/国家所设计的国际秩序,是一种“思考世界",因而遮蔽了“世界”的进路,唯有中国才具有“从世界思考”的精神储备和制度积累。因此,激活“天下体系”是让今日世界真正具有“世界"品性的唯一路径。将这种思路极而言之,是否有一个真实“世界”呈现出来,就看中西之间的对决了。而再极而言之,中西之间的对决关系,依赖于中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进路。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套用了西方国家的模式,或者说中国今日的发展成就是效仿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国家发展方案结果的话,所谓中国为“世界”提供出路的论断就颇堪质疑了。这样的断言必须颠转过来才行:如果说今日中国能够承载传统中国的“天下”制度,并且为世界开拓一条不同于今日国际社会通行的制度路径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拓展出一条完全脱离国家建制与国际社会的新道路。但离开国际社会,“世界”设想完全是无所凭借的想象。可以说,离开西方的国家制度与国际建构,中国根本无法展开重启“天下”体系的进程。因为那是中国激活天下体系的现实支撑点。但如果必须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既成现代化方案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民族国家/国际制度,那就不会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的“世界”方案。一言以蔽之,放眼未来,无论中国在当今世界走出多远、超出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多高,中国必须首先面对目前对于自己来说唯一真实的这个国际社会之“世界”结构。

  这对中国来说,既是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务实面对继续发展的必须;同样,既是寻求国家硬实力增长的必须,也是致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须。

  从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上看,正是面对现实国际社会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果。这首先是对中国发展的既定事实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将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支撑条件。以前者言,就赵汀阳之所以重启“天下”的世界制度哲学之思所依托的中国发展来看,今日中国经济的迅速蹿升,乃是面对西方国家的学习型现代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被西方国家解读为一个中国的西方化过程,在中国自己看来,则是一个创造性学习的过程。尽管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之际,人们开始谈论与中国地位相宜的各种观念,并适时浮现出赵汀阳等基于中国经验的世界话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然处在学习型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换言之,中国尚未从根本上挣脱现代西方的学生身份。这种学生身份,不仅在于让中国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仍然需要进一步模仿先行国家,以避免做成“坏的”市场经济。而且在于,在法治建设、政治体、社会建制诸方面,中国的国家建构远未落到现代平台上面。这正是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权力中枢一再吁求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之所在。中国要开创一个创造性的现代模式,恐怕还需要较长时期的探索过程。但即便是中国闯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参照系还是永远不可缺少的。中国对西方的绝对替代关系,就不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双赢关系值得期望。

  就后者论,中国试图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必须在国际社会之中才有可能。如果将现实世界划分为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相对独立的空间的话,经济空间中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双边与多边国际贸易的顺畅展开,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信守,寻求国家间经济利益的双赢与多赢,对中国未来一个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回流,让自由贸易受到空前挑战,以至于人们发出全球化逆转、甚至终结的惊叹之际,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原因。在这里,旨在寻求现实国际社会处境中一个国家的经济世界主导权与决定权的尝试,是与全球经济运行体制背道而驰的做法。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全球依赖性的强调,不仅是追究一个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可能性的问题,而且是追究一个中国的精神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内在依赖关系问题。换言之,也是追究一个中国能不能脱离国际社会去赢得精神发展的、孑然孤立的“世界”空间问题。面对一个现实的国际经济环境,构成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当然也就构成在此基础上寻求中国精神发展的前提条件。离开现实的国际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就失去了依托,进而精神发展或尝试在现代基本理念上替代西方国家的努力也就失去了依傍。

  一种由国际社会这个“世界”的现实品格所注定的关联事实就此呈现在人们面前:中国经济硬实力的做大做强需要融入国际社会;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就更是无法脱离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文化系统与不同文明彼此高度关联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切旨在寻求一个国家占据精神生活的最高舞台这种独领风骚的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中间存在一些需要辨析的问题。一是从经济发展到精神发展,从经济跃居世界前列到精神登达世界巅峰,存在着一系列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能够发挥充分释放一个国家的精神活力的作用,这个国家才可望在真实“世界”中发挥引领全球精神生活的功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就是社会政治制度的现代建构。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世人瞩目,但中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法治发展,有待大力推进,因为其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尚有明显的距离。“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而在依法治国方面,西方国家积累了足以值得借鉴的丰富经验。这就意味着,中国还必须延续经济领域中创造性学习西方经验的历史。

  在经济发展与精神发展之间,之所以像法治建设这样的中间环节是重要的,是因为这些中间环节对一个国家释放其成员的精神活力,具有制度化的决定性影响。一个国家如果在法治保障上乏力,人们生活在一个较为紧张的社会氛围中,便无法正常发挥其想象力,也就很难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活动。即使偶尔有些个体的思想超前活跃,那也只是一种离开现实条件的腾空想象。其本身自具价值,但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贫乏并无改善之功,且对思想贫乏的社会公众产生一种误导。由此引发一种高度 趋同、甚或完全同质的思想狂欢,并将此思想推向一个绝对疏离现实、缺乏社会营养的孤寂高峰。可见,依法治国这类有助于经济崛起之后、寻求思想创造的中间条件多么重要:它不仅有利于一个社会营造公众积极思想的大环境,而且因为具有宽容的制度支持,那些在政治紧张状态下被视为奇谈怪论的思想言述,也才有一个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经大浪淘沙而显出真金。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伪思想生存的可能,让面对真问题的真思想接受原创的淬炼。而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历经宗教宽容、启蒙运动、社会剧变的思想历练,为人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重视相关的经验教训,在民族精神发展上可以避免付出西方人已经偿付的那种沉重代价。比较起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而在思想市场的建构上,则明显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步伐,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才可望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善。对仍然处在迅速变化的中国来讲,“在这种剧烈变革的时代里,当道德、经济和政治标准不断变化的时候,人们不应当期待会有一个高级而且宁静的文化创造力存在。”

  赵汀阳似乎不愿意面对由国际社会构成的现实“世界”,因此以一种替代性的进路,推出天下理念,并认定天下体系才是可期待的“世界”。从政治哲学旨在表达政治期望的角度讲,赵汀阳基于未来性、虚拟性的阐释值得赞许。但从他论述的西方切实性与中国虚拟性的进路来看,其论述势必成为一种与真实“世界"完全疏离,而仅只面对一个假设“世界”的言说。这个假设的天下体系所构成的“世界”,从历史维度看,其在理念上,既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关,又不确指任何流派和思想家的思想;在实践模式上,既与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相关,却又与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的“专制帝国”定位很不相同。因此,它不能在历史维度得到清晰认知和把握。从现实维度看,它在思想渊源上与源自西方国家现代方案中的所有思想区隔开来,因此有些横空出世的性质;而在实践上,它与基于国家、国际社会基础上的所有实践方案完全不同,是一个现实社会找不到对应物的虚拟世界。这样的论述进路,极限性地敞开了关于“世界"的想象空间,但同时却极限性地关闭了这个“世界”降临人间的通道。最起码地讲,如果他真心实意地推展“天下体系”这一世界制度哲学,需要刻画一条从国家/国际体系和平、有序地转向天下体系的转轨进路。但这显然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因此,赵汀阳从一个中国崛起的现实理由出发讨论天下体系的重建,却在具体讨论中完全回避了国际体系转向天下体系的现实可能。他对天下体系的讨论,因循的是一种玄虚的哲学可能性——任何一个超越现实国际体系的“世界”蓝图,都可以一种趋近理想的面目呈现给人们,但其实现与否,则付诸阙如。

  这让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述成为逻辑上很难自洽的言说。一方面,在针对现实的面向上,他的天下体系言说,凸显了中国历史中思想与政治极具光彩的一面,但却回避了中国历史中思想与政治的晦暗一面;他的天下体系之取代国际体系的“世界”论述,也主要是以中国的理想观念去应对西方的制度实践,从而在错位的比较中凸显一种几乎是纯粹理论上的可能性。就前者讲,赵汀阳将中国古代天下体系的实践缺陷,悲壮地付诸专制帝国而浓缩地处置掉。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就此被切割为传之久远的理想与限于古代的专制现实两面。但这无法阻止人们透过古代的天下体系去审视中国的帝国史、王朝史、民族权力史和汉民族形成史已经呈现的历史遗憾。一者,中国古代的征服史对自己和对被征服民族而言的记忆,是具有根本差异的。这毋庸多言,已经呈现在曾经被纳入朝贡体系、如今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之中。二者,中国古代、近代的殖民史也是必须正视的一段历史。尽管中国的殖民是软殖民而非硬殖民,即是民众在各种原因下的移民/殖民行动,而非国家权力方面以武力作为保障的殖民。但如此也不能说中国人自古至今都在“生于斯养于斯”的中原或地域代有不同的中国范围内活动。中国人毕竟群体性地进人过别人的熟土熟地。就此而言,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绝不止于对内的专制帝国含义,对外的国家武力征服民众的和平拓殖彰显了这一体系的复杂性。换言之,中国的天下体系不是无政治主体和政治谋利的体系,而是一个以中国利益为核心的政治叙事与政治机制。这就与赵汀阳严厉批评和拒斥的现代帝国主义体系有某种曲径通幽之处。如此深探下去可知,中国也处在一个与西方国家提供“世界”方案时的、利益性国家的地位上。就后者论,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不但对中国人不是一种理想的世界制度,对西方人来讲同样不是,而且西方人对之的感受可能更加强烈。仅就西方国家曾经热炒的“黄祸论”话题,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因为“黄祸论”涉及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不同历史记忆,因此是一个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记忆确实与汉族无关。让欧洲人针对东亚地区的黄种人产生恐惧感的政治危机意识,主要是由匈奴人蒙古人促成的。但因为元朝是作为中国的朝代史载人史册的,蒙古人对欧洲人造成的血腥记忆就会自然而然地记在中国账上。当赵汀阳及其类似的天下话语以道义逻辑作为陈述方式的时候,这些国家的“黄祸”记忆就会被唤醒,就会成为拒斥这类论说的历史依据。尽管“黄祸论”在近代中西冲突中发挥着复杂的侵略与反侵略效用,但只要这样的言说存在,中国人在陈述自己的“世界”主张时,就有必要加以化解。

  另一方面,在政治理想层面言说“世界”构造的时候,赵汀阳将中国一切有利的思想与制度资源聚集起来,而将一切不利的思想与制度资源一言带过,以求建构一个相比于西方国家构造的国际体系更值得期望的“天下”体系。他尽力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加以思想蒸馏,对中国传统天下体制建构的缺陷进行历史过滤,从而将天下体系净化、升华为“唯一“的世界制度哲学。与此相关的另一番思想与制度纯化功夫,下在了尽力聚拢西方国家构造的国家/国际体系的缺陷上面。如前所述,赵汀阳对西方国家的这一体系所具缺陷的相关指陈,确实具有事实根据,也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得到确证。但前提是他将西方国家构造的国家/国际体系的现实缺陷,与中国的天下体系的理想化升级不对称的放置在一起比较,并且设定了一个西方走入了死胡同,唯待中国来解套的先定性论述框架。西方被安顿在现在的位置上,中国被设定在未来的地位上,现实的千疮百孔与理想的完美可期相形而在;西方国家建构的国家/国际体系自然不堪一击,玩坏的现实世界唯待中国的“天下体系”加以收拾。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如何,西方力图走出困境的努力怎样,各自是否必须因循自己的发展逻辑矫正各自的缺陷,并且是不是只能携手才能克制现实“世界”的困境,这些问题,似乎不入他的法眼。于是,一个由国家/国际社会构成的真实世界被遮蔽了,一个由“天下体系”敞开的虚拟世界崭露出来。

  四、融入现实“世界”:以“天下”为改进策略

  天下体系替代国际社会,是两个“世界”方案的替代关系,而不是中国的“世界”方案对西方的“国际”方案的替代。如前所述,在现实性品格上,国际社会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天下体系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一个虚拟的世界要替代一个真实的世界,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一是虚拟世界在论证结构上比现实世界更为完善;二是虚拟世界在可期性之外具有可行性;三是虚拟世界的方案能够得到实际存在的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愿意被纳入这一新的世界体系之中;四是现实世界即国际社会已经到了无药可救而被各国弃如敝屣的地步。这四个条件,赵汀阳的论述可以满足的是第一个条件,其余三个条件都很难满足,甚至完全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满足的迹象。

  第一个条件较易满足,因为他受虛拟世界论证者的意图伦理、理论推演、缺陷指陈期望表达所决定。赵汀阳意图为这个令人强烈不满的“世界”, 提供一个更为可期的世界蓝图,这是符合改善人类状态的伦理诉求的。在理论上,他对国家国际体系这个“世界”的缺陷所做的指陈,完全可以为人们所体认和接受。因此他对天下体系值得期待的理论刻画,有其诱人之处,也具有理论上落地的理由。由于他将天下体系描述为一个“从世界思考”的理念,因此对“思考世界"的国家/国际体系相对而呈现出来的可期性,不仅在理论上激发人们,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们的关注,而且在实践上能为那些不满西方国家的国际社会作为的人群、国家所推崇,甚至是付诸行动。不过,他的理论推论需要竞争性检验,而不能在他的论述中跑马圈地式地得到承认;他的实践方案,需要从哲学玄思进一步下降为世界制度设计,而不能被他的实践许诺所迷惑。这就将他尚能基本满足的第一个条件之满足程度明显降低了。

  这样的情形在后三个条件很难满足的情况下,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由于远离现实国际政治,因此尽可以从完善性上展现超越现实世界体系的优越性。这是他的论说让人们,尤其是为国家实力增长感到莫名兴奋的国人觉得更值得期望的缘由。但赵汀阳自己的论述回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可行性问题。对任何政治哲学的论证来讲,如果仅仅悬浮于可期性,那么他的理论科学价值也许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实践科学价值肯定不高。而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恰恰属于实践科学。实践科学需要在审慎的思虑中凸显它的实践向度,即引导实践走向更为健全的境地。作为实践科学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导向上必须有助于回答何谓美好生活,这是被规定下来的学科根本属性的要求。赵汀阳视为足以取代现行国际体系的天下体系,当然是面对人类规模宏大的政治实践而发出的议论。因此,它不是一种理论科学的讨论,而只能是一种实践科学的言说。故而应当将对它的可行性检验置于可期性表达之上。但他在论述中无疑采取的是以可期性表述代替可行性论证。这就让他完全无视了改造“世界”秩序的实践特性,而将之转换成了一种理论科学的推论。这种推论自有其价值,但要越过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则困难重重。

  至于第三个条件就更难满足。因为像中国这类从文明形态的古代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度并非多数,环顾今日世界,多数国度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定型为民族国家形态。尽管人们在争辩,基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不是唯一的国家形式,其他国家形式是否可以呈现其现代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国家形态是当今世界绝对主流的国家形式。任何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打交道,都需要在承诺民族国家的主权基础上,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而且,不管是诉诸战争还是和平手段处理国家间关系,它们之间一定是在主权得到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处理这两类国家事务的。如果一个国家试图以主权之外的不明身份与别的国家打交道,不但自己搞不清楚是以何种名头处理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究竟基于什么目的、当采取什么手段来处置相互关系,可能都会陷入迷茫。因此,不管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曾经以何种超民族国家的形式运行过,当下也必须练习以民族国家的身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其他国家也不知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也许,中国外交在国际社会采取的某些有待矫正的举措恰恰是因为没有坐实在民族国家平台上造成的紊乱。

  第四个条件的满足具有商议余地。所谓商议余地,是因为赵汀阳对现行国际体系弊端的指陈,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确实,基于国家/国际体系的当今世界,尽管以真实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但确实是各怀鬼胎、利欲熏心、恶性竞争、秩序难保。不过,这个体系是不是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必须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取而代之呢?这恐怕是一个很难获得肯定答案的提问。如果假设规模如此庞大的全球政治世界很难建构一种消弭所有缺陷的体系的话,那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否还能接受某种体系的安排,就成为人们判断这一体系是否寿终正寝的基本理由。一方面,可以说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处在边缘地位的发展中与欠发展国家,对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有诸多不满。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对目前的国际体系抱怨不已,发愿改造这一国际体系。但另一方面,似乎谁也没有提出一个足以替代这一体系的新方案,更未能展现一个足以取代这一体系的新体系轮廓。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体系自17世纪推向全球以来,在理论上是最成熟、在实践上是最可行的世界制度。赵汀阳所倡导的天下体系,在理论上值得肯定,在实践上可以期许。但同时,他在理论上对国家/国际体系的挑战尚待证成,至于其实践效用如何,远未可知。

  自然不是说天下体系还无以取代国家/国际体系,就没有必要在理论上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天下体系确实具有在理论与实践上激活的价值。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因为国家/国际体系需要不同参照系,才具有改进的想象空间。由于天下体系是在矫正国家/国际体系弊端、甚至取而代之的比较模式中得到陈述的,因此,两者不可避免地处在一个优劣比较的框架之中。赵汀阳当然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但他将天下体系置于一个绝对高于和优于国家/国际体系的地位上,就有可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预设结论。他所预设的中国比西方高明的先定结论,一方面无法谨慎审度国家/国际体系的优劣短长,另一方面也无法对两者进行比较公正的比较。如前所述,赵汀阳的比较正是在现实的层面上否定了国家/国际体系可取之处后,在理想的层面上推出“天下体系”的世界制度哲学。他的否定,将国家/国际体系的现实运作连带理想设计全盘否定了,反过来将天下体系不如人意的东西悉数切割,将其纯化为最值得期待的世界体系。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赵汀阳对国家/国际体系的政治哲学建构和重建的否定性批判,有时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对峙性立场做出的缺乏善意的指责。仅举一例,他对康德的继承者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便以“非常阴险和危险”加以定位。它认定罗尔斯旨在否定国际正义原则,重在伸张“人权高于主权”的帝国主义理念。这是对罗尔斯的刻意曲解。如果稍稍站在同情理解的立场上可知,罗尔斯此说恰恰是承认了自由民主国家与合宜的等级制国家正常相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是想超越国家定位而以“人民社会”理念来处置国家间关系。“自由人民与国家间的一个差异,在于正义自由人民将自己的基本利益限于合理性要求的范围内。反之,国家利益的内容不容其稳定于正当理由上面:这也就是不容其坚决接受并奉行正义的万民法。“由于民族国家间的主权区隔,一个立宪民主国家并不具有随意干预另一个民族国家的常备理由,更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推翻一个合宜的非立宪民主国家。同时,如果一个国家陷人公认的人道灾难或政治谋害的境地,而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竟然可以以主权为由,视而不见,那便是咄咄怪事。因此,在常态意义上,立宪民主国家与合宜的等级制国家如何相处,就成为超逾国家之上的人民以正义相待的问题。其间,或许存在赵汀阳指责的西方国家不以正义对待非西方国家的意味。但反过来说,如果以西方国家的特定正义观对待后者,那岂不是更夯实了干预的理由。以“阴险”加“危险”来看待这样的主张,有些过甚其词了。这也许是赵汀阳设定了天下体系与国家/国际体系两者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先定立场必然借用的严厉辞藻。如果他显得更为平和、理性与公正一些,他对国家/国际体系的批判不至于那么不容情理;而对天下体系的推崇,也就不至于那么志存高远,远离现实。

  政治哲学有其远离和高于现实思考的特权。赵汀阳超前地对国家/国际体系的终结断言,与大幅度提前预测天下体系对之的取代,理论上的进路正是政治哲学。这让他的论说具有推动人进行相关思考的积极作用。但政治哲学并不单单属于哲学论证,它还属于政治事务的深沉致思,因此还必须面对经验世界的政治操作。政治哲学的哲学意识提醒人们不要执着于现实思考政治问题,要有超前性、战略性与远瞻性;政治哲学的政治意识提醒人们必须务实地处理政治事务,要有当下性、策略性与务实性。政治哲学对两者的综合,正好促成一种直面现实并适当超前的理智态度。就此而言,赵汀阳自己审慎地提出的天下体系是一种可能的世界秩序建构,可以说是这种态度的适当反映。但他得出得极为强势的结论,无论天下体系是取代国家/国际体系的不二之选,还是西方国家的国际体系完全缺乏“世界”理念,或者是天下体系克制了国家/国际体系的所有弊端的断言,政治的考量都太弱,以至于成为纯粹哲学的推论。这就很可能在付诸实践之际,误导人们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认知,误导国家在现实世界中的国际行动。

  对中国来讲,在当今世界中,一面对的真实“世界”,就是国家/国际体系。中国不能拒斥进人民族国家体系,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文明体系。唯有让中国融人这个“世界”,才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排斥。不要以为自己占据了“从世界思考”的知识高位、唯一公正对待所有国家的道义高地,就具备了拒斥国家/国际体系的充分理由。这个理由,不仅不充分,而且未兜底。因为在真实世界中的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并不以一种硬颈态度否认基于主权的民族国家形态,硬颈而言,不过是一种蛮横姿态的表现。不要以为中国硬颈断言国家/国家体系终结,就会应者云集,将西方创制的国家国际体系弃之而后快。从政治经验的视角看,中国不能挑头去挑战与颠覆国家/国际体系,因为这样让中国付出的代价太过高昂。在融入与抗拒之间,中国的理智选择,应当是现实地融人,谨慎地重构。

  融入现行的国家/国际体系,是近代以降的中国作别古代帝国建制,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决断。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既未彻底走出古代帝国,也未成功走进现代民族国家,这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中国的国家建构究竟应当往前推进到民族国家的规范形态,还是往后退回到修正性的古代帝国,确实诱发了种种不同的政治论说。这些论说各具其理,需要在思想市场上展开竞争,以呈现其自洽性和可行性。但对中国的国际行动来讲,必须高度重视的事情是,由于中国外交经验的缓慢积累以及处理国际事务技巧上的亟须改善,中国需要展现高度审慎的政治智慧。从总体上讲,中国是目前的国家/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正是融人这一体系的结果,而不是抗拒这一体系的后果。但恰当此时,中国很容易受两种民族情绪的号召:一是受1840年以来落后挨打的悲情处境的打动,二是受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豪情的驱动。结果就会以前者固化抗拒西方的心态,以后者固执取代西方的冲动。循此路径走下去,中国就会遭到国际主流社会的排斥,也不会得到后发国家的同情理解。中国绝对不要因此成为国际社会的孤鸿只雁。

  但同时有必要在融人国家/国际体系的同时,尝试以天下理念改进国际体系。因为,既然任何世界政治体系都是有缺陷的,那么任何旨在改进的努力都是值得尝试的。何况像赵汀阳那样努力激活的是具有千百年智慧结晶的天下理念。如果在天下理念还没有相宜的世界制度设计的情况下,尽力将之作为现行世界体系,也就是国家/国际体系的改进参照,而不是作为替代的体系,那么就既可以保证现行的世界秩序不至陷于失序的危机,又促使这一体系做出明显的改进,何乐而不为之?但需要指出,这样的改善尝试不是一种全幅逆转式的努力。其一,中国不能逆转民族国家的现代世界体系,致力重建古代时期的天下理念、朝贡体系、五服制度。这种逆转,既不可能,也不可期。其二,不能把整个现代世界各个国家活动的利益逻辑逆转为单纯的道义逻辑,这种用道德高位的假设来解决利益低位的问题,有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滑稽。其三,不能逆转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史、社会史演变态势,否则不仅没有改善世界秩序,反而使自己先行陷入混乱状态。

  必须承认,在整个古代历史上,天下理念都是一种道义化学说,天下体系则是一种乌托邦设想。即使它在非常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主要是东亚地区)曾经落实为朝贡体系,但这种体系并不是公正平等的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朝贡体系中的朝贡者和被朝贡者(中国天子)其实是为了商贸往来定下的客套礼仪。因此,对这一体系,既不能粗暴的轻视,也不能过于看重。在天下体系作为理念与制度的配套设想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更应该融人国家/国际社会这个现实世界,担负起自己对国际社会的义务,公正地寻求国家利益的满足,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条融入世界并改良世界的切实可行路径。就此而言,舍近求远,就是舍本逐末。

  中国的国际理念在中国告别弱国处境,并且可能作为强国崛起之际,一定要克治胜负手思维。“胜负手是棋局中最强的手段,它建立在良好的棋形感觉和复杂的计算基础之上;胜负手带有赌的色彩,因为最强之手往往也是双方难以计算清楚的手段;胜负手也是一种心理攻势,它利用的是紧迫的时间、高耗的精力以及优势者的求稳心态和麻痹思想;胜负手是全盘最后的决战,它将自己的精力体力和统盘计算全神贯注地投人到一个时刻,释放出巨大的破坏能量。胜负手不一定必然带来胜利,但欲在逆境中求取一线生机,胜负手便是不可或缺的有力武器。”赵汀阳所论证的天下理念,是在与国家/国际体系争胜的赌局中浮现的,因此带有中西世界体系争胜的胜负手意味:如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是时候在理论上出招把西方对手降伏的时机了。因此,一种要么任由国家/国际体系主宰“世界”,要么以天下体系将几乎已经窒息的“世界”拯救出来,一种克敌制胜的强烈愿望在论述中呈现出来。不过需要强调指出,今日中西之间的竞合关系显然还没有到中国施出胜负手的阶段,对中国国家利益来讲,“韬光养晦”仍是上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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