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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球: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作者:龙卫球      时间:2020-07-31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2020年第4期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共7编,总计1260条,又被视为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

  民法典凝聚了几代人的期许,编纂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不过,如果落实民法典,将纸面的权利落地,保障到位,是更为艰巨的挑战。就此,财新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教授。

  龙卫球是此次民法典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也是民法典从酝酿到编纂多年拉锯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一场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的博弈

  财新记者:民法典的颁布意义重大,应当如何看待这部民法典的立法价值?或者说,法律编纂与单行法相比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龙卫球:民法典出台,毋庸置疑有许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民法典出台最重要的意义,可以从立法政治高度理解,标志我国法律体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以民法为重心的新发展阶段。

  民法是否法典化,在立法效果上大不一样。民法法典化,意味着民法从形式上发展到科学化系统化水平,从法律体系地位全面上升为彰显国家体制性价值的基本法律。1986年《民法通则》尽管也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体制性法律,但处于改革开放和民商事立法探索初期,主要只是一些粗略的宣示性的条文,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内容上与法典化都存在巨大差距。此后,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驱动下,民商法一直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可以说呈现了民商事法律繁荣的局面,但体现为大量的零散的单行法律形式,很多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层次的立法。

  因此,民商法在繁荣的表象下,呈现出非系统、地位难显的特点。现在,在启动全面依法治国和承担新时代新使命的重要时刻,通过编纂拥有7编1260条的宏大体系和内容的煌煌民法典,彻底改变了民事立法扁平化的局面,赋予民法典以无比尊崇的地位。

  财新记者:你是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专项课题组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合同编的牵头人之一,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哪些体会?如何看待此次民法典编纂的组织机制特点?

  龙卫球:民法典的具体起草工作,采取了专门工作机构为主的起草模式,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下面的民法室具体负责执笔,为此专门成立专班组,由民法室人员和借调来的几个年轻人组成。这种做法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民法典采取专家为主或者说立法机构与专家结合起草的组织模式不太一样。法工委也非常尊重相关部门、专家和智库的意见,同时,牵头成立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包括最高法、最高检、国务院法制办(现为司法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

  民法学者前期主要是通过中国法学会的安排进行了系统的建议稿的组织研究工作,到了后期则主要各自通过参与各种立法论证会议、建言的方式对形成的建议稿、各阶段草案再发挥作用。2014年到2017年,重点是围绕《民法总则》制定,学者们在中国法学会或者其他方面的组织下,提出了不少系统的建议稿,比如我们北航法学院就自己提出了一个专门建议稿,其中不少意见得到采纳,最突出的就是关于法人分类建议了采取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

  中国法学会在2016年6月7日召开一次重要的民法典编纂工作会议,根据中国法学会的统一安排,中国法学会党组决定就民法典分则编纂对应成立五个课题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并在每组确定相应牵头人。当时,没有明确人格权怎么办,但实际委托给了侵权责任法组,包含在其中,考虑到有争议,算是一种稳妥的策略吧。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根据党组部署发挥了组织作用,担任组长。我有幸担任了其中合同编的三位召集人之一,其他两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赵旭东教授。

  这个配置还是很有些意思的。王利明教授是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教授是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我则对于民商法与科技研究有些经历和思考,合同编是半部民法典,决定了民法典的市场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彰显民商合一和再现代化的基本品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三人大概形成了这样一种民法、商法与科技法的融合。

  我们认真按照部署组织了合同编建议稿的研究,王利明教授带领团队重点会攻合同法总则,赵旭东教授和我则带领团队重点会攻合同法分则,当然我们彼此也互相支持配合。当然,这个建议稿内容远远超出现在的合同编内容,大概属于抛砖引玉之作,对民法室内稿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但也有许多意见并未采纳。比如,我们当时一口气提出要新增十几种典型合同,最后只增设了合伙合同、保证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和保理合同四种。这很正常,民法典合同编经历从各方面建议稿到室内稿再到正式草案的提炼过程,此后经历复杂的多次审议和征求意见,可以说是经历全社会的立法大洗礼。各种观点、各种思想甚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碰撞在一起,最后能够很好科学决断、平衡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后来接手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财新记者:立法是不同利益也是不同观点的博弈,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肯定也会涉及各种交锋,此次编纂涉及的具体内容繁多,参与部门和单位也十分多样,又是如何平衡或者吸收各种立法建议?

  龙卫球:立法确实就是一场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的博弈,像民法典这样的宏大工程更是如此,可以说是受到社会最广泛的关注。立法就是形成合理意见或者所谓共识意见的重要过程。王晨副委员长在起草说明中介绍了民法典各分编进入正式程序后的汇集意见的情况。

  简单看一个数字就可以想象不同方面立法意见的丰富性和对其处理的不易。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在5月21日的一次会上介绍说,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先后10次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中,有不少来自机构、单位、团体,也有许多来自个人。比如,北航法学院就对每一次正式征求意见,都会认真形成回复意见。

  那么,怎么来考虑、甄别和取舍这些意见?实际上,很难说能出现全面共识,所以经常需要作出必要的选择或决断。从根本上来说,这就要靠法工委民法室和专班组的实际平衡能力了,最终当然是靠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常委和代表的立法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有发言权的机构、个人或专家对某些意见的推进也发挥了重要影响。有些意见涉及国家政经体制或大政方针,最后中央拍板决断,比如物权编关于“三权分置”和土地经营权的规定属于重大改革,直接由中央决定,并且通过专门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前做出制度设定。有的意见争议不大,很容易就规定下来,像物权编中增设的居住权制度,继承编中增设的“遗产管理人”制度等。有些意见是反复提的,开始不被重视,后来进去了,比如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民法典的情形。有的意见开始没有提出,后来因为社会事件的发生引起关注,突然就出现了,比如合同编关于旅客运输安全义务的规定以及关于保理合同的规定等。

  有些意见一直存在分歧和摇摆,最后决定规定下来,比如婚姻家庭编的协议离婚冷静期规定,侵权责任编的强化相关主体高空抛物民事责任的规定等。有的则开始在里面,后来又被放弃了,比如合同编开始是打算增设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后来放弃了。有的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关系重大又没法不规定,最后模糊处理,预留今后立法的接口,比如争议较大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费用问题。

  财新记者:甚至,在一些重大的立法事项上,比如人格权编,学界都存在明显截然不同的看法,你认为处理此类不同建议的原则或合理方法应是怎样的?

  龙卫球:这次民法典编纂中,在一些重大的立法事项上产生了激烈争论。重大的争论,比如设计中国民法典体系论题、采取民商合一的论题、增设人格权编论题、不纳入知识产权编论题、引入生态保护原则论题、保留民事责任论题、改革法人分类标准的论题等,学界确实都存在明显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激烈到难以形成共识的程度。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属于理论认识的问题,各自的方法论有差异。

  我认为,这次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民法学术界,都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要在有利于加快出台民法典这一最为重要的现实目标的前提下,尽量求同存异,抓大放小,特别是立法机构很好地发挥了临机决断的作用,许多在最后是以开放架构的方式很实际地处理了相关争议。我把这种立法方法,称为论题立法方法论,是一种适当保留差异和尊重多样性的立法方法,为以后处理类似的立法问题提供了经验。

  民法典约70%内容属于维持已有法律

  财新记者:民法典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出台不是一蹴而就,包含了几代立法者和学人的努力,能否简单回顾下民法典的编纂历程?

  龙卫球:确实是这样。首先,民法典是历史的智慧、现实的丰碑。一部民法典,气象万千,可谓凝聚了人类优秀智慧,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文明财富。其次,也体会到一部民法典,特别是优秀民法典的出台很不容易,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部民法典编纂的现实成功,其一当然取决于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法治部署的决心,其二也有赖于立法者和学者共同的努力,可谓包含了数代立法者和学者的心血。

  我国在晚清时就开始考虑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开启法律近代化,但来不及起草好,清廷自身就结束了。民国时期,1929年到1930年期间颁布了一部正式民法典,但国民政府内忧外患,政治不稳定,到头来却被废除了。新中国用了70多年时间,先后经历过五次起草,前四次都不同程度失败了,但却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第五次的“成功之母”。

  改革开放前的两次起草,处于高度计划经济时期,明显缺少现实基础,因此很快无疾而终。改革开放后,第三次起草虽然没有成功,却浓缩出台了一部《民法通则》,可谓形成了民事基本法纲要,确立了鼓励民事立法的方向,奠定了后来民商法发展的基础。第四次起草是2002年,虽然很快又转向了重要单行法的制定,但奠定了重要舆论基础和制度准备。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下,及时提出民法典编纂,并采取“两步走”的合理策略,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已经在2017年完成,第二步是编纂各分编并最终与民法总则合并形成统一的民法典,2020年5月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不到六年。

  财新记者:在民法典形成过程中,有哪些标志性的影响民法典走向的观点或事件?

  龙卫球: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民法典的成功,不该忘记那些对其形成做出奠基贡献或者重要贡献的人。远的来说,这部民法典和人类民法文明一脉相承。近的来说,这是一部中国主体性的民法典,要感谢为这部民法典在中国今天编纂成功做出重要直接贡献的政治家、立法者、学者和许许多多普通的支持者。值得提到的是这部民法典编纂的三个直接基础:一是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基础;二是形成民法典编纂决心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三是直接支持编纂形成的立法基础和学术基础,仅改革开放以来就包含了至少三代人的努力。

  今天这部民法典最主要的编章和制度内容,是由《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逐渐形成的,应当特别感谢这些立法的贡献者。

  《民法通则》时代,做出突出贡献的,立法者如主事的彭真委员长、热忱投入的陶希晋先生等,学者则有著名的佟柔先生、江平先生、王家福先生、魏振瀛先生、谢怀栻先生、金平先生、刘春茂先生等。《合同法》《物权法》时代,立法者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有王汉斌副委员长、顾昂然先生、胡康生先生、王胜明先生、肖洵先生、魏耀荣先生和法工委民法室诸位主笔等,学者则有江平先生、王家福先生、魏振瀛先生、巫昌祯先生、杨振山先生、费宗祎先生、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孙宪忠教授等。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形成基础,现在这部民法典要想顺利编纂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六年来又有一批立法者和学者为民法典编纂付出心血,既有前辈人继续老骥伏枥,也有许多新鲜血液加入,可谓百花齐放。

  如果要简单梳理一下对这部民法典形成的有关重要贡献的话,我想至少可以做出以下三点概括:

  其一是观念上的,关于民法典观点的倡导。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失败转而制定《民法通则》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继续编纂民法典的呼吁。杨振山教授和谢怀栻教授便属于这类锲而不舍的民法典的倡导者,大概在1991年左右他们就在学术会议上又开始呼吁这个议题,开始应者并不多,但在1994年首届“罗马法、中国法暨民法法典化大会”和1996年“民法通则十周年纪念研讨会”召开之后,民法典制定观点又开始深入人心。王汉斌副委员长大约在1998年3月左右,以非正式方式组建了一个民法典起草小组专家班子,共9人,包括担任组长的江平先生和王家福先生,以及担任成员的魏振瀛先生、费宗祎先生、肖洵先生、魏耀荣先生、王保树先生、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这此后就有了第四次民法典起草以及到后来启动第五次民法典编纂之间的立法组织基础。

  其二是基本体系上的,即现在民法典基本体系怎样形成的。第四次民法典起草虽然没有成功,但接下来的思想学术讨论为中国民法典体系和基本结构的形成打下了观点基础。2002年底,江平先生和费宗祎先生提出的“去债总”的民法开放体系思想开始发轫,引发大辩论,最后为立法者所接受。最终,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等也先后表示放弃保留债总的主张,支持去债总条件下的合同法单独成编、侵权责任法单独成编的体系思想。江平先生等还提出了坚持民商合一不变,同时不纳入知识产权编和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编的体系建议,这些也成为后来立法者的基本立场。魏振瀛先生坚持在总则保留“民事责任”一章,作为民法典的体系特点之一,这一观点也得到维护。值得注意的是,王利明教授2002年左右开始提倡人格权单独成编,这一编现在也成为我国民法典体系的一个鲜明创制。

  其三是基本内容上的,民法典编纂基本制度内容基础如何形成的。显然是此前的一系列民商事立法。其中,1999年《合同法》是一部高质量的市场经济意义的合同法,体现了中国入世愿望下融合世界法系的决心和先进性追求。2007年在激烈争论下,制定了倡导物权平等保护和强调规范征收征用的《物权法》。2010年又制定了《侵权责任法》。此外,还有1980年制定在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1991年制定并在1998年修改的《收养法》等。这些都是今天民法典成功编纂下的各分编的坚实基础,我们现在民法典的内容大概70%属于基本维持了这些法律,仅有30%左右属于实质修改、完善或创新。

  人格权编的争议

  财新记者: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典被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当然,能够独立成编也并不容易,能否介绍下争论过程?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不是一定意味着人格权保护能更上一个台阶,还需要注意哪些?

  龙卫球:人格权独立成编问题是这次民法典编纂的一个热点论题,广受关注,争论比较激烈。从历史上,一场浩大的民法典编纂,肯定都会形成很多争议话题,并且因此也产生了不少学术佳话或者立法典故。很多论题往往始于某种问题意识,但后来很可能在不同学派之间基于方法论的不同而容易形成解决思路的对立,有时可能出现多种观点并立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立法者需要增进对相关问题认识的全面性,就需要充分辩论和辨析,以便形成更加稳妥的立法决断,即使最后采取某一方的见解,往往也会兼顾其他方面的合理因素,有时甚至走向折中或者第三种方案。

  在历史上,财产权或物权在观念上被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19世纪以来也被视为民事主体重要的外在属性或者说自由保障,因此在技术上得到民法重视,采取了明确和详尽的确权规定模式,创造了民法典中的物权编和债权编,成为民法的核心制度;但对于人格权,却作为悖论,从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伦理性出发,认为应该被看成自然人人格不可分离的内在属性,民法可以保护之,可以在侵权保护中纳入受保护法益,但不能做出明确的权利化表达,否则就是降低了人格权的品格。

  著名民法学家萨维尼和温德夏特等都是秉持这种观点,德国民法典也主要采取这种观点。这种观念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学者,我国不少重量级学者也接受这种理论,因此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有的甚至反对人格权利化。可见,发生这样的争论再正常不过,一开始显然是理论性的,但后来听说夹杂了一些个人意气。

  显然,在这次民法典编纂中,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学者占了上风,毕竟理论之争最终要服务于现实需要。我想,这是因为从我国人格权保护的现实角度,也从人格权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角度,赞成者做出的论证更加有力吧,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从司法实践需要角度提出明确人格权的需求。

  最后,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政治决断,人格权单独成编为立法所采纳。我是偏向于人格权在现实条件下采取法定化模式的,但也赞成要注意兼顾人格权的伦理性,采取法定化的同时应当注意维护人格伦理价值,并且保持开放和适时发展的立法立场。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格权单独成编是民法典值得肯定的一个体系发展,符合当代民法在面对人格权保护复杂实际时提出的现实需求,但人格权利化也可能诱发限制人格权或者忽略人格伦理的风险,所以要做好一体两面的设计。现在看来,人格权编比较成功,基本做到这两方面兼顾,也保持了开放性。当然,将来实施中还有复杂性,人格权保护司法实践既要注意以这些规定为基础,也要注意不能僵化。

  财新记者: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可谓浓墨重彩,你认为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症结何在?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怎样的期待和提醒?

  龙卫球:人格权编因应时势,立足信息化时代,关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个人信息问题,在第六章明确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设定了六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体制性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应信息处理者设计的两条义务规定,以及对应个人信息主体设计的一条权利规定,它们合成为一种新型人格的确认和保护机制。因为这个原因,立法最后没有采取部分学者主张的“个人信息权”概念,而是使用了“个人信息保护”这一更加中性也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表述。我便是其中主张采用“个人信息保护”这个概念的专家之一,在几次论证会上都作了坚持,就是考虑个人信息并不能简单处理为主体权利,而是应该具有更加复杂形态的新型法益。

  接下来,更加全面和具体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还要落在今年预期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单行法上。希望这部单行法能够加快制定,在充分维护民法典相关体制性规定基础上,从综合保护和有效治理的角度周密设计好个人信息的保护体系和机制,成为一部同时符合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双重期待的配套法。

  民法典的核心和主体还是市场经济法

  财新记者:你曾明确提到,民法典是要加强市场化而不是削减市场化,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民法典对巩固市场经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可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龙卫球:这部民法典有很多的定位,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位是市场经济基本法。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法典的发展条件,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就没有民法典的制定基础。媒体报道讲了民法典其他的许多定位,但关于这个定位讲得不多,有些遗憾。民法典创制增设了人格权分编,对人格权做出了重要发展,表明了对民事权利的全面重视,对人的发展的全面关注,但它的核心和主体部分,还是市场经济法,特别是其中的物权、合同等财产权基本制度。

  民法典编纂是在“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服务全面深化改革,最突出的使命就是要加强市场化,更加深刻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这部民法典也突出了民商合一,这和历史上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采取民商分立不同。

  我国法人采取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基本分类,格外凸显了营利法人的存在感。法律行为制度和代理制度等有极强的商行为面向,强调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民法典中最主要也是最发达的部分,当数占据526条篇幅的合同编,不仅充分总结了自身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法实践经验,更是融合了世界两大法系的合同法先进经验,而且还面向信息化时代新交易需求发展创新,成为世界水平的示范合同制度。物权编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权,在坚持自身政经体制特色的背景下,做出了进一步的财产化改革。其中,在农地上引入“三权分置”,是农村地权改革重大进步,为下一步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奠定农地市场基础;在不动产登记、担保物权等方面的改革,为促进物权交易、利用和价值发挥提供了保障和便利。此外,民法典其他制度包括侵权责任编,也都自觉加大了对市场经济的促进和保障功能,或者更好地平衡了市场化加速发展条件下与社会利益的协同关系。

  财新记者:你重点参与的合同编,称得上是民法典“民商合一”的重要体现,在这一方面,此次民法典有哪些亮点?又有哪些亟待今后补充完善之处?

  龙卫球:合同编在民法典中不仅篇幅巨大,更是体现“民商合一”的最重要领域之一。1999年合同法制定就特别注意了同时面向商事交易的需求问题,因此在确立合同自由的基础上,围绕商业交易最大便利做出立法努力。包括重点借鉴了融合两大法系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明显具有商事规范属性的国际文本,引入严格责任,加大对提前拒绝履行的规范力度,加大合同解除制度功能等;同时,也规定了许多商事合同类型,如融资租赁合同、仓储合同、运输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行纪合同等,或者注意兼顾民事和商事两种情况加以规定,例如在买卖合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等。

  这次民法典合同编编纂,继受和扩展了民商合一要求,除了巩固和提升此前的民商合一规则,在合同订立、履行、合同解除等环节还增加了不少更好适应新时代商事交易的规则,包括引入预约合同、情势变更、选择权等有利于管控合同不确定风险的新规则,也在典型合同引入了保理合同等新的商事合同类型,旨在进一步促进商事交易效率和安全。

  当然也有不足,一些方面融合尚为粗略,或对民事合同、消费合同和商事合同区分得不够,或者偏重其中一个方面,这些可能导致适用上的困惑。此外,对于现实急需增设规范的典型合同,比如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电信服务合同等,虽然认识到其重要性,但考虑到立法复杂,最终选择了暂时搁置的处理,把攻坚任务留给了今后的单行法。

  民法典终究是纸面上的

  财新记者:肯定民法典的同时,任何立法以及立法过程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纵观民法典的整个立法过程,你认为有哪些值得反思的立法经验或教训?仅从学者角度而言,你认为此次民法典在哪些方面本应该有所突破,而没有取得你预期中的突破?

  龙卫球:任何一部民法典都会有自己的遗憾,或者因为思考时间不够、现实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我们这部民法典在2014年启动开始,用了不到六年时间就编纂出来,应该说效率很高,总体达到了预期目标,但肯定也留下不少遗憾。我个人感觉,如果说立法遗憾的话,那就是对于如此一部庞大的现代生活民法典,编纂时间还是短了一些,所以讨论形成还是不够充分,无论从体系还是内容打磨略欠火候。

  我个人感到最大遗憾的有三处:一是法人制度虽然很好地采取了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但内部改革力度小了一些。二是在重要关注问题上还有一些没有做出明确的合理的决断。比如,物权编对于民众十分关注的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费问题,这次并没有能够形成合理方案,而是在第359条规定留下未尽空间,“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三是民商合一的工作还不够精细,重点反映在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但是,没有关系,瑕不掩瑜,尤其是这部民法典在体系上采取了许多开放架构,为以后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方便。

  财新记者: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为了真正发挥民法典的作用,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些什么?你如何看待民法典与司法解释的关系?也有一些人担心司法解释会侵蚀民法典,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龙卫球:是的,民法典终究是纸面上的,真正实施是需要条件保障的。民法典的实施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民事主体自身要认真对待民事权利,像遵守法律秩序一样维护自己的权利。其次,各种党政机关更要尊重民法典,要以民法典为“标尺”要求或规范自己的行为。再次,民法典实施最终要靠司法来保障,这是法律权威的最后体现。

  司法的特殊性导致了司法解释的必要。这是因为,司法需要适用法律,而纸上的法律转为实践的法律就离不开具体的理解和解释。过去在没有民法典的时代,我国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运用司法解释机制,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很好地解决了法律不系统不足备的情况下法律适用之需,但也不可避免地滋长了过于倚重司法解释的一些问题,使得司法和法律的关系有些头重脚轻。

  现在,民法典出台了,司法机关基于法律适用的职责,其司法解释之路依旧是畅通的,仍然不可避免需要做出解释。但前提毕竟变了,在民法典的背景下,司法解释的要求应该有所不同。民法典以更加庄严的体制性立法方式确认了相关民事基本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权也要受到相应限缩。

  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及时完善相关民事司法解释,使之同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规定和精神保持一致,统一民事法律适用标准”,“要加强对涉及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工作和监督指导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司法机关现在应像其他机关一样,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尊重民法典的规定,按照自己的职责分工,以高度忠诚于民法典规定的态度来司法。在司法解释上,体现为应当采取更加严肃对待民法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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