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胡耀邦的战友—..
·华炳啸:反宪政..
·袁绪程:关于中..
·秦晓、陈志武、..
·华炳啸:宪政社..
·张曙光:“马克..
·童之伟、秦前红..
·陈有西:中国司..
·陈有西:宏观调..
 
 
·国务院:去年30..
·两会前瞻:监察..
·为全面深化改革..
·郭树清:抓住“..
·农业供给侧改革..
·多地出台户籍新..
·中国公布8大领..
·报告:30岁以后..
·国企改革2016年..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综合 >> 视点
高旭东:建构“污染”: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的双重调整与现代化
作者:高旭东      时间:2020-07-31   来源:《城市史研究》2019年第40辑期
 

  一、近年来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两种趋势

  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与集中地,①这种观点在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英国的城市环境史有典型研究价值。在英国城市环境问题上,我国学者曾普遍认为,污染是18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以梅雪芹教授的观点为代表,她认为“城市环境问题无疑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而生的。英国早期机械动力与工厂坐落特征……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与市政建设滞后等,是造成环境恶化的直接因素”,从而得出“这种追求利润、积累资本的资本本性是工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②陆伟芳、余大庆等人在肯定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后进一步提出,城市污染是“私有制的制约”造成的,认为近代英国环境改善“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发展趋势”,从而得到应适度加强中央权力、“统一规划”的启示。③

  近来的一些新成果显示出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在国际上,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学者彼得·索尔谢姆(Peter Thorsheim)的著作《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影响颇大。他主要关注当时人们对“污染”的定义和态度,从传统认知观念、污染与文明、环保主义、政府管制、污染转移等几方面梳理了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英国人“发明污染”的过程。他还关注到工业革命后一些新生物质在人们观念中从“无害”到“有害”的变化过程,并提到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污染是一个具有延展性、具有偶然性的概念”的观点。笔者读该书前已考虑道格拉斯理论在环境史研究中的意义,索氏虽未详论却同样带来很大启发。另外,国内相关研究也逐渐多样化。④任其怿、吕佳通过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发现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和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⑤唐子来通过分析城市规划法的变化过程,认为污染与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直接相关。⑥刘金源教授则综合上述观点,他除了赞同19世纪英国污染与“自由放任”的工业化模式有关外,还承认当时“受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制约”以及“与当时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漠视态度”有密切关系。⑦齐骥、滕海键则进一步总结道:“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导致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的原因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既有意识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是多种因素、多方面原因综合效应的结果。”⑧综上,单一的经济、政治、观念技术等因素已无法解释当时英国污染的真正原因,新的视角不断涌现。

  国际上,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彼得·布里姆保考姆贝(Peter Brimblecombe)被称为污染史研究的开创者。他将气候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分析了自中世纪以来英国城市的空气污染历史。⑨经过进一步分析知识和认知差异,自然思想史学者彼得·科阿特斯(Peter Coates)在《自古以来西方人的自然观》中承认“自然观是一个社会的和文化的建构”。⑩环境史权威莫斯里(Stephen Mosley)更明确指出,煤烟污染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同样也是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当时的人们对这种污染有不同的认识,不同阶层的人们或要对它进行合理化解释,或认为是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或激烈批评等。(11)雷蒙德·威廉姆(Raymond Williams)则直指,关于“污染”的观念就像关于自然的观念,是“文化发明”。(12)在国内,梅雪芹教授较早地将19世纪英国环境史与化学工业紧密结合,从大气污染成分透析大气污染的危害,隐约将问题“矛头”指向技术知识层面。(13)汤艳梅则从“人类任何行为都是满足自身需要的表现”的角度,认为“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如何对于自然的变化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城市环境问题的原因首先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必然联系”。(14)这样,“知识、态度”等观念层面的影响因素被提高到主要影响因素。另外,社会层面的阶级矛盾、政治冲突等因素被逐渐挖掘出来:陆伟芳认为,中产阶级是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出现的新阶层,他们的郊区化行为对英国城市化有重要影响;(15)赵虹、田志勇、宋严萍等人则强调环境史不容忽视广大工人阶级,如工业化早期被机器吞噬的劳工阶级的苦难生活等社会问题,他们的生活更能反映环境变迁。(16)这样,我国环境史学者又逐渐着重研究“社会结构”的问题。

  综观上述成果,我们发现,近年国内外城市环境史研究有逐渐注重观念层面的“认知结构”与社会层面的“阶层结构”的趋势。诚然,经过多年探索,各国学者对于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围更广、角度更多,但是面对“环境污染”的历史,目前少有人对该时期的“污染”(包括“肮脏”“污秽”等相似观念)这一关键观念的本身进行探讨——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的“污染”究竟是什么含义?不清楚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无从得知什么才是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元凶”、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的发展主线是什么等,更难以借鉴英国的城市环境治理经验。

  我们看到,以上环境史研究中每篇文章必提“污染、肮脏、厌恶”,这些表述总体上可以归结于“污染观念”。象征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其名著《洁净与危险》中详细剖析了“污染”(pollution)的观念,她在序言中直指该书主题与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期而遇”。(17)她认为污染的观念中潜藏着一定的“分类结构”。她延续着涂尔干(Durkheim)、莫斯(Mauss)等人指出的原始社会存在的“神圣—世俗”分类体系的思想,指出人的理性行为都离不开“分类”,这种具有“普同人性”的分类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动并形成社会组织。她进一步研究证明“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对于污垢污秽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文化对那些不可否认的积极结构的概念形成对照”。道格拉斯指出,对既有的分类系统与总体秩序的各种挑战,都被该社会的禁忌系统在理论层面上视为某种潜在的“危害”。那么,“肮脏、污染、污秽”就是那些位置不当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未被纳入特定分类系统和社会道德秩序的事物,即无法被归类的东西或混乱的无序状态。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污垢,我们对“污染”的定义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污秽即危险”,即污染冒犯的是观察者眼中的秩序。去除污垢是重组环境的一项积极努力。(18)

  道格拉斯用“污垢”的概念在原始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她看来,无论哪种文化都有“污染”的问题,不同社会中的“污染”也需要厘清。(19)道格拉斯的“污染分类说”无疑是极富洞见的。此后,福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鲍曼(Zygmunt Bauman)等著名学者几乎表达了与她相同的思想,使其成为关于“污染”的观念的普遍公认学说,历史学者却极少关注。(20)近年逐渐有学者试图将其视角引入环境史领域,如马克·耶纳(Mark Jenner)的博士学位论文就将公共卫生史、城市环境史与科学社会史结合,(21)但缺少用该视角对英国19世纪的城市环境问题进行的研究。那么在19世纪英国人的知识、认知领域中,这种“污染观念的分类体系”是否存在?进一步来看,19世纪英国是否同样存在道格拉斯等人所说“污染”对于原有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挑战?这些对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将以“污染观念”的建构为核心重新审视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希望获得一定突破。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在近年的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表面上看,学者们逐渐关注的“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两种不同的归因,然而在仔细考察“污染”这个观念后,我们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尝试发现另一条英国城市环境史的主线。

  二、“污染”观念与知识结构的调整

  长期以来,许多人简单地把环境污染当作“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然而重新观察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我们发现当时英国的城市环境污染大多是前现代化的知识造成的!换句话说,面对工业化的诸多新事物,缺乏与之匹配的近现代科学知识才是造成污染及其后果的主要原因。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现代人对“污染”“肮脏”的认知与知识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彼得·索尔谢姆直言,英国“是发明现代污染观念的地方”。“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空气污染观念不仅是由关于空气中每种特定物质的数量的知识构建的,也是人们理解自然、技术和社会的方式构建的。”煤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英国的煤炭消费及其产生的烟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22)18世纪初煤炭在英国总能源消耗中占到一半比例,而到了19世纪中叶,煤已占英国能源消耗总数的90%以上。(23)随着焦炭冶铁法等新技术的推广,机械动力的蒸汽化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煤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成为“英国工业技术转变的关键性燃料”。在现代人看来,“煤烟”成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主要污染源之一(见图1)。(24)然而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大部分人似乎并不认为煤烟是一种“污染物”,甚至认为它是有益的物质:艺术家们就曾纷纷以极具特色的伦敦烟雾为对象创作,赞扬它的美丽。如印象派大师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就曾极其抒情地赞美伦敦烟雾:“我热爱伦敦胜过热爱英国的乡村,而我最爱的则是伦敦的雾。没有了雾,伦敦就不会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其实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当时人的观念里,瘴气(miasma,一种被认为腐烂生物产生的气体)才是“污染物”,是致病之源,因此,沼泽、丛林、墓地、污水坑、下水道就被认为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相反,直到19世纪末英国很多人都认为煤烟是很有价值的解药,烟中的硫黄和碳是强效消毒剂,可以对抗瘴气,为空气消毒。(25)

  艺术家的视角带有较多的想象与浪漫成分,那么具有一定专业健康知识的医生和政界人士的观点,则能代表性地体现当时英国人对烟雾的看法。1848年,外科医生约翰·阿特金森(John Atkinsin)就建议肺结核病人应该吸入煤烟或其他化学物质,用以遏制病情发展;(26)1881年,伦敦市市长声称,在大工厂的烟囱竖起来后,原来在泰晤士河湿地盛行的疟疾,就不再侵袭生活在周边的居民了。(27)较为权威的医生和政府官员的表态尚且如此,可见这种“煤烟有益健康”的观念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另外,19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大多数观察家都将城市中由煤烟产生的雾当作沼泽瘴气产生的“雾”,用这种理由指责城市的雾“有害健康”“毒化空气”。一位作家评论道,雾是为了警告人们不可见的有毒气体的存在。(28)医学教授爱德华·H.格林豪(Edward H.Greenhow)也认为,由于湿气和阴暗,一场较大的流感传染病已经在伦敦传播。(29)可见,“煤烟”这一新生事物至少在当时人的知识分类结构中尚不明确,或属于不符合近现代科学体系的分类。

  然而,到19世纪中晚期,“煤烟有益健康”的主流观念开始改变。(30)这是和现代生物学、化学、医学体系的建立、传播分不开的。这一时期,随着1865年凯库勒苯环模型得到公认,近代化学的结构理论从此确立,人们对燃烧等化学现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施莱登(Schleiden)、施旺(Schwann)和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等人一起构建出细胞学说等现代生物学的基础;尤其在医学方面,尽管与致病细菌起源相关的概念由来已久,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约翰·斯诺(John Snow)等人对此做出重大贡献,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微生物学才成为一门科学。1840年,解剖学教授雅各布·亨利(Jacob Henle)发表了《关于瘴疫和传染》一书,更新了人们对瘴气污染的认知。他认为“从来没有人可用科学仪器证实瘴气的存在,它不过是人们穷于解释疾病的原因而无以名之的‘假想物’”。(31)“瘴气理论”逐渐被人们抛弃。在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后,医生也开始将一系列健康危害归咎于烟,其中包括呼吸系统疾病、佝偻病、精力衰退,甚至还包括“种族退化”。(32)瘴气等旧有知识体系的消失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公共卫生的看法和政策,也消除了为煤烟辩护的一个主要理由。

  人们逐渐明确了“煤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并明显地表现为开始通过严格立法、调整城市规划、改善相关技术等方式清除煤烟、改善环境。1872年,英国人罗伯特·安古斯·史密斯首次创造“酸雨”(acid rain)一词,(33)用以描述受“煤烟”严重危害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和周围地区受污染的空气。他注意到,当地的酸性空气损害了植物,腐蚀了金属制品,并使建筑物脱色。同时,19世纪还有一些科学家已经认识到“温室效应”及其危害,后来的科学研究证明“温室效应”与以煤为代表的化石燃料的使用有密切关联。为治理“煤烟污染”,加强立法或限制燃料的使用是19世纪英国政府的主要措施:1843年,英国议会讨论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然而效果不佳;1863年,议会又通过了世界上首个《碱业法》(Alkali Works Act),要求制碱行业抑制95%的“令人讨厌的”排放物,以控制路布兰制碱工艺所产生的“毒气”。(34)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已经明白煤烟是一种污染,并且污染是一种需要受到政府管制的实体:1956年英国政府出台了专门用来保护空气质量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便是这类知识结构现代化完成的标志。其实,我国研究者很早便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然而他们仅仅将这种立法措施视作当时“人们对污染机理认识不清,技术上的开发很少”的必然选择,(35)忽视了这些措施背后体现出的积极趋势,即当时英国人逐渐对煤烟等空气污染成因有了越来越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认识。

  这个趋势另一较为明显的表现便是,19世纪英国用来描述今天所称的“烟雾”词汇的演变。这种词汇的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们对煤烟危害认识的进程:从最常用的雾(fog)、烟(smoke)等中性的较为客观的描述,到烟雾(smoke fog)、雾霾(smoke-haze)、漫天烟雾(smoke pall)、有害或难闻气体(noxious/offensive vapours)、豌豆汤(pea-soup)等等带有厌恶色彩的形容大雾“肮脏”的描述,再到20世纪的“烟雾”(smog),最后到“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这个科学术语和概念,它凭借着大量经验总结与现代化学、城市建设科学的产生最终确定下来。(36)总体上看,当时英国人对煤烟的态度,是一个从“有益”“讨厌而无害”,再到“危险而恐惧”,最终“直面、研究并解决”的过程;从认知层面上说,这个过程纠正了仅根据亲身体验去判断的旧有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打破了“瘴气”等旧有知识体系,并针对煤烟的特点,先将“煤烟”从“有益的”归为“有害的”,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将其归入新的科学分类结构中。从这一角度观察,19世纪英国煤烟污染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部人们对煤烟从不认识到认识,从无法归类、错误归类,到最终将其融入化学、生物、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历史。

  其实,知识结构科学化这条主线也体现在人们对其他种类“污染”的认知方面。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由于使用水力机”,主要机械动力是水力,英国第一批近代工厂开办在水源充足的河边。(37)由于缺乏工业废料对人体危害的认识,工业废水直接排放进河道,水污染逐渐显现。恩格斯对此这样描述道: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梅德洛克河)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它途经“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38)缺乏相关知识导致当发现河流严重污染时为时已晚,19世纪伦敦水体污染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霍乱蔓延。在19世纪30~40年代,霍乱在英国多次肆虐;仅1831年的一场霍乱,就在431个城市夺走了3万多条生命。(39)为防治霍乱,一开始,有人使用通常用作泻药的大剂量甘汞或水银合剂,甚至蓖麻油;另一些人建议使用砒霜、大黄、鸦片,甚至羊肉汤;还有些人使用电击疗法或用烧红的熨头燎烫身体部位,但这些办法都一味套用旧有知识结构,结果证明无济于事。1849年的一份议会文件指出“每一种传染病,尤其是霍乱,最主要的传染原因是潮湿、污秽以及食物腐烂。总之,这些使得空气污浊”,(40)这说明人们已意识到霍乱是一种传染病,然而他们却在“传播载体”与“传染源”等方面做出了在今天看来完全错误的论断。这一年,麻醉医师约翰·斯诺(1813~1858)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认为霍乱是经过食道传染,病人的粪便中带有病菌,这种病菌一旦进入饮水源被他人饮用,就自然传染给了他人。随着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钟情于方便的自来水,但对从被细菌污染的管道取水染病而不自知。1854年,斯诺又通过实地抽样取证、地图标示等较为科学的理论和实验终于使人们认识到霍乱的根源是水污染。随着19世纪末现代细菌理论逐渐建立,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等细菌学家终于发现并分离出包括霍乱弧菌在内的多种致病菌,(41)此后的卫生改革采用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基本上排除了霍乱在发达工业化地区流行的可能。与霍乱等疾病的斗争深化了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在科学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人们采取多种方法,逐步控制住了传染病。

  道格拉斯认为,关于“污染”的观念由“讲究卫生和尊重传统”两方面构成。知识与认知结构事关“何为卫生”,即“何为污染”,这是一种内在于观念结构的力量。(42)霍乱大规模肆虐的背景是快速的城市化和人口集中化,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认知;然而,人们对待霍乱与对待煤烟污染的认识方向都指向了现代科学结构,这也是以往环境史学者忽视的一点。科学革命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除了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它还完全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现代人”;(43)正是因为只看到表面上资本主义城市化、工业化带来了环境恶果,科学技术才因拥有负面作用而饱受诟病——难道在这里科学技术知识真的是环境污染的“元凶”吗?经过以上对环境“污染、肮脏”等观念的梳理,我们发现,其实是旧有的、传统的知识结构导致人们最初将“污染物”归于“无害”一类,乃至做出完全错误的反应,付出巨大代价;也正是利用现代化带来的科学知识,19世纪的英国人最终将真正的污染物归类到“危险、有害”一类,并在现代科学知识结构下施以良策,才逐渐缓解了污染之害。

  三、“污染”观念体现的社会分类结构

  向着现代科学的方向调整认知结构只是19世纪英国环境污染局面得以好转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不容易被察觉的层面则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彼得·索尔谢姆看到了“污染”定义的变化有社会建构的参与,也注意到污染总与贫民伴随,这种状况与自然、社会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却止于进一步分析当时各类表现背后的原因。(44)从上述对于煤烟和霍乱的考察来看,“污染”与贫穷、过分拥挤、落后的卫生条件以及缺乏医疗照顾等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巴斯德、科赫等人在微生物学等学科上的工作使人们开始关注公共和私人卫生改革,从而将污染的成因转为资本主义、种族主义、道德教育等社会经济根源。(45)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环境史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认为造成工人们“非人状况”的原因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后,“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他们被工厂主剥夺了一切“用来保持自身清洁的东西”,“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患慢性病的很多”。“因为自来水管只有有钱才能安装”,很多人由于无法处理,被迫把垃圾、污水等脏东西倒在街上。于是他把造成“污染”的原因归于资产阶级,“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因为“对资产者来说”,“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恩格斯直指:“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英国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危害“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可是一点不设法改善这种状况”。(46)这不是恩格斯一个人所见。1880年,罗洛·罗素直接把英国的空气污染和阶级冲突联系起来;1881年,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预言如果英国政府无所作为,将来只会发现英国“只为其上层阶级过上豪奢生活而存在,而穷人却在不幸生活中死去”。(47)按照道格拉斯的观点,这些所谓的“下等阶级”是有意地被排除在正常社会秩序的“分类体系”之外的。

  详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后,我们的确发现,“下等阶级”在生活环境上被“污染”,与在道德上的“不洁”和社会地位的“贫贱”往往是相伴相随的。因为富商和高级官僚、贵族总有能力在环境优美的郊区得到住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彻底破坏旧的城市结构,使城市工业、住宅密度大大增加,同时移居到郊区设施完备、交通便利、环境整洁的社区。以伦敦为例,其近代城市扩张明显在按照社会阶层明确分区的基础之上进行:中上层在西区建立起上流社会环境,与商业和法庭、议会距离较近;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北部和东部成为工人阶级的拥挤家园。(48)

  这种城市空间的“分类体系”恰恰代表了优势社会阶层对“他者”的排斥性划分。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政府当局毫不考虑规划上的功能分区,从来不会让工厂集中设在某一特殊地区,放任“自由竞争”决定工厂的位置,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区三者混杂在一起。在工业城市里较富的阶级迁出,结果中下层人们的居住地带总靠近污染严重、噪声大的工厂,生活环境极其糟糕。即使中等阶级的公寓住房也“与地窖差不多”。(49)1835年,法国学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曼彻斯特看到“成堆的粪肥、建筑废渣土”,“单层的房子,里面的床是长短不一的木板,窗户破烂不堪”,人们“挤在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洞里”,“这里是贫穷和死亡之间的最后的庇护所”。(50)据1837年被任命为总登记处长的威廉·法尔调查,在普雷斯顿,19世纪40年代1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分别为:卫生状况良好的区域15%,卫生状况一般的区域21%,卫生状况差的区域30%,而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的区域则高达44%!(51)除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严重的噪声污染同样普遍。因为英国制造商们想凭听觉来显示他们机器的力量,火车、发动机、铁砧皮带、机轴等“城里各处机器都在发出震耳的噪声”,加剧了对工人五官的伤害和心理紧张感。但是,当时人们普遍把这种明显污秽的环境视为“正常”,(52)甚至有人把对环境污染的批评等同于对资本主义信条的攻击。(53)

  由于缺少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健康——与农村人口平均寿命50岁左右相比,工业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同时瘟疫猖獗,死亡率很高。(54)其实,考察“污染”观念我们发现,对既有的分类系统与总体秩序的各种挑战,都被各自的禁忌系统在理论层面上视为某种潜在的危害,而被人们视作“被污染、肮脏”的东西往往被这样的分类体系排除在外。(55)在这个“分类系统”的意义上,存在于当时人们头脑中的“污染”观念不单单针对煤烟、霍乱等污染物,更多的是存在社会道德秩序和等级秩序等方面的“污染”。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功利主义”的城市发展观念盛行造成了当时的城镇环境污染。(56)梅雪芹教授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从个人到企业,从地方到中央,都主要是以经济效益高低论成败、定政绩。因此,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57)而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并不单纯是“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其实质是英国当时较高社会等级对较低社会等级经济领域的剥削、道德制高点的占领和观念上的“排斥、肮脏”——也就是污染。

  就连偏向卫生改革的官员也无不充满偏见地说:“城镇卫生工作的缺点会使人们养成最卑劣的堕落习惯,导致多数人道德败坏,因为他们在偏街僻巷堆积的有害赃物中寻找他们赖以为生的东西。”(58)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甚至认为对待底层居民最好的办法是“套上笼头”“再加鞭打”。一位英国绅士则尖刻地说:“始终要控制住”“獒犬、种马和乡下佬”,“喧哗而倔强的乡下佬是三者中最不幸的动物”。(59)还有人说“长相像人的无数乌合之众,其理解力只不过是野兽的水平”,他们不过是“笛卡尔所说的自动机器”,“移动的骨架和外形,徒有理性生物的外表”。“如此卑微、肮脏品性的人们”,“因不断与野兽交谈而习得了动物的行为”。(60)恩格斯总结道,“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都可以归结为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等,但他同时反问“这有什么可怪的呢”,因为正是资产阶级主导了这些歪风邪气,而工人本身“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对待”。(61)

  把底层居民看成“动物”的偏见在当时非常流行。有现代学者亦将城市环境污染归咎于底层,认为底层人民不论公共卫生还是个人卫生都与现代城市环境格格不入,城市底层人们的意识和生活方式上的城市化没有跟上物质城市化步伐,没有形成城市的生活思维。(62)然而这些19世纪的英国中下层在历史上真的一直“肮脏”吗?我们发现,底层居民的确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知识结构造成了一定的肮脏,但从上文对煤烟污染与霍乱的考察来看,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的绝不仅仅是底层居民,城市中如此大规模、高度集中的污染也绝不仅仅是资源欠缺、社会影响力微弱的底层居民造成的。

  其实古典传统观念认为,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不仅更健康,而且道德品质也更高尚。而城市则被描绘为混乱、无根、无法无天的地方。(63)随着工商业发展,英国城市从17世纪末就逐渐扩张,如伯明翰人口从1685年的6000人增长到1760年的30000人左右,曼彻斯特人口从6000人(1685年)、30000~45000人(1760年),72275人(1801年),再增长到303382人(1851年)。(64)然而与此同时,英国贵族却在乡村不惜血本建造大量豪华庄园,学者估计截至1830年英国贵族庄园总面积超过10000英亩。(65)这样,本来大本营在城市的上层人士开始纷纷向乡下搬迁和居住,乡村成为洁净与舒适的代表。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开展,旧式村庄工业被大城市工业大量取代,(66)更多来自乡村的务工人员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是小农和家庭手工业者,经过圈地运动或是受到机械工业的排挤,来到城市求生。(67)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城市生活环境却越来越差。当时有人观察苏格兰比较好的有些矿工家庭“煤灰和煤渣都懒得拿走,就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加上各式各样的垃圾,越积越大……床架上通常有灰尘,还有无数的苍蝇留下的痕迹”。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居住于5万人以上的城市,著名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感叹道:“那可是怎样的城市啊!问题不仅仅在于城区烟雾缭绕,污秽遍地,供水、卫生、清扫、公园之类基本公共服务都无法跟上民众的大量迁入,特别在1830年后,频频酿成霍乱的流行、伤寒的传播,此外还有19世纪中一直让大量人群死于非命的两大杀手,即由空气污染和水体污染酿成的呼吸道疾病和肠道疾病。”(68)1866年,曼彻斯特医生摩根对工人阶级“精力奇缺感到震惊”。(69)芒福德也感叹道,在19世纪的“焦炭城”,人的劳动使“炉渣垃圾堆积成山”,“人却很快变成伤残或死亡”。(70)这样严重的污染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英国当权者和占有大部分社会资源的上层人士不作为、排斥性划分城市空间的结果。

  由以上材料我们发现,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印象化地认为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污秽肮脏,并一度盛行将受教育少的工人、穷人等人群视为“退化人类”的观念,(71)从而排斥性地划分出他们种种令人“厌恶”的陋习,以至于道德层面的“肮脏”。我们看到,这里的“肮脏、污染”已经悄然由描述环境转变为描述道德、身份乃至成为社会阶层的划分,可以说底层居民的“污染、肮脏”在很大程度上是上层人士建构出来的。玛丽·道格拉斯曾指出,“污染”观就是用来使自己区别于那些“脏东西”的,而“污染”总是相对其他事物的有序状态而言,清除“污染”的行为就是努力使环境得以按有利于自己的分类体系有序组织起来。(72)她还认为,关于污染的观念的组成之一就是“尊重传统”。直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的上层人士眼中,“有序秩序”显然是传统的贵族阶层秩序。19世纪初的英国还是典型的贵族社会,贵族地主阶级长期把持经济和政治特权,他们既是不列颠最富的群体,占有可观的土地,又是社会政治地位最高的阶级,掌握了最多的国家权力。(73)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极力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城市环境污染只是表象。在这样的主流社会分类结构之下,“肮脏”的穷人、工人自然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在道德上被贬低,在生活空间上与上层隔绝分离,于是在生活环境上也总受到污染的危害。

  然而城市环境是所有居民共有的,上层社会城市环境同样开始恶化。(74)并且随着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开展,贵族和资本家们很快发现,一味压制下层的社会结构对自己也十分不利;而在上层社会内部,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工业资产阶级在人数上、财富上和社会力量上压倒土地贵族,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75)这样一来,原有的社会分类结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公共卫生成为城市“第一公众的问题”,政府等上层人士开始有意识地改善大众的生活条件,于是治理环境的具体措施也逐渐出台。《工厂法》《穷民救济新法》等旨在改善工厂贫民生活状况的法律陆续通过。(76)1848年,由艾德文·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起草的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被列入法令全书,他同时负责建立全国各地的地方委员会。(77)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政府机构的完善和国家干涉职能不断增强。1875年公共卫生法颁布,这在英国环境史上有重要意义:它规定地方当局必须任命一名负责卫生事务的官员,负责修筑该区域的排水沟,检查供水情况,建造合乎标准的厕所,对食物、饮水以及医院的情况进行检查,等等,它基本上改变了“受污染”的街道卫生。当然,这些改革本身也常常充满偏见,1881~1882年伦敦烟减排展览名誉秘书科尔斯强调,穷人在污染的城市环境中特别容易“退化”,坚称“变黑、遭到污染的空气”导致被它包围的人的“品位和道德基调”下降。(78)

  对于之前把下层人当成“动物”的分类体系,这已经有了巨大进步。在这样的趋势下,很多工业城市都开始了卫生方面的市政改革,与之伴随的是19世纪中叶兴起的英国近代工业城市规划运动。比如格拉斯哥市就运用立法机关的力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城区改造工程:1866年,市政会通过改善法案,拆除市中心约88英亩建筑物并进行重新规划,计划建39条新街,改造12条旧街,筹建公园绿地以改善普通民众生活条件。为完成这一庞大的工程,格拉斯哥市征收了特别税,并举借了125万镑贷款。(79)伯明翰市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领导下,在19世纪70年代发起旨在“在最广大的贫困市民中分配利益、好处和福祉”的市政改革,给9000人提供了全新现代化住宅。(80)新型的城市规划总体注重公园、卫生、环境等公民福祉,英国城市规划家比尼泽·霍华德认为“城镇和乡村必须联姻”,首创在城乡复合部规划“花园城市”,影响甚大。(81)此外英国全国范围内的改革还有:1871年的工会合法化,1875年工匠住宅法的颁布,1900年工党独立以至于数次议会改革后实现的全民选举权和福利化国家等。(82)

  我们发现,伴随着英国环境污染治理的,是整个原来“下层”民众的经济、政治、健康等权利的合法化,体现在社会分类结构上,就是原有贵族体制的逐渐瓦解和下层民众地位的提高以及公民平等化。现代化在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动,(83)在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变化。(84)同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85)概括而言,英国19世纪在社会层面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也是打破原有贵族社会和观念秩序,将原本被认为是“受污染”的人群纳入国家权力体系,并建构容纳“受污染”人群的新的社会分类结构的过程。这既是英国城市环境污染得以治理的重要因素,也是它纵然走了不少弯路,却得以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四、针对污染的双重调整与现代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86)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发现19世纪英国对认知分类和社会分类结构的调整应当是其这一时期城市环境调整的主线;同时,只有积极调整该结构、科学归类并合理容纳“被污染”的部分,英国现代化的进程才能得以最终实现。“现代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这样的“现代化”?“污染”和现代化究竟有什么关系?早在二战结束后,现代化研究便悄然兴起,我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入这一领域。(87)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西里尔·E.布莱克教授(Cyril E.Black)是现代化研究的权威专家,他的界定是:“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的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他同时强调,“现代化”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并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是一种历史上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88)这种观点将科学认知视为现代化的标准。生态现代化学派则关注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转型,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现代生态变革的核心要素。(89)但是列维(M.Levi)则认为,简单的科学技术或经济决定论都会陷入一元论的陷阱,要么正确而无意义,要么有意义却陷入错误的理论范畴。(90)他还补充道,除了物质取向,更应当注意社会的精神取向。(91)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在知识方面“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有关人类环境的知识得到巨大的增长和积累”,包括通过大众交流和教育传播知识、“健康水平的很大提高、寿命的延长以及更高的职业和地区流动性”;在社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家庭等起扩散作用的初级群体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在经济方面,职业复杂化和经济活动多样化,农业重要性下降等;政治上表现为理性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等。(92)以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阶层的现代化一定会出现社会分化、整合分化的社会裂痕以及其中的动荡的过程,最终各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可以在不同制度中组织活动,严格的等级秩序随着现代化趋于消失。(93)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系统结构的变化。(94)

  从以上学者的经典表述中,我们发现,现代化过程的确可以分解为个人知识、观念的层面和社会、组织的层面这两方面。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在这两方面的转变与现代化观点不谋而合。以建构“污染观念”为角度重新观察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史,我们注意到,英国一方面以科学化为标准,通过文化教育、宣传、科学研究等方式,对社会大众的认知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不断增强科技力量;另一方面,注重隐性的社会分类结构的现代化,自19世纪末采取以权利平等化为标准的社会结构现代化,创造新的社会分类结构以合理容纳“被污染”的部分,及时调整出可以容纳各个阶层的社会结构,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环境污染。这二者也是19世纪英国城市现代化和城市环境史的主线。当然,由于没有充分处理好科学认知结构更新与社会分类结构调整,英国的现代化调整并非一帆风顺,(95)甚至又在20世纪爆发了如“伦敦毒雾”等恶性污染事件。因此,这两方面的现代化永不止步,应当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玛丽·道格拉斯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指出,禁忌作为一个自发的手段,目的是保护宇宙中的清晰种类,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分类不清的事物看起来很有威胁,禁忌则可以帮助减少知识上和社会上的混乱。(96)我们这里研究的“污染观念”,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无法分类的混乱、无序状态。比如,工业革命后无法融入社会体系的工人阶级,就被视为肮脏的“危险”,而避免与“肮脏”的工人接触就成了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普遍的“禁忌”。总之我们应当看到,“污染”并不单纯是一种客观的生态现象或经济活动,它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现代生态学派恰恰忽视这点,他们仅承认污染的科学技术属性,而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缺陷。道格拉斯指出,禁忌有赖于某种形式的团体共谋——如果某个成员不遵守它,这个团体就不能存在下去。她认为,统治者的理想社会秩序(包括其统治合法性),是由威慑着冒犯者的危险意识守护着的,人们相信“危险”于是用它们来强迫他人,社会的政治秩序甚至整个宇宙观都用来限制无法分类的“危险”分子,没有差别就没有污垢。(97)“污染”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划分,它会在社会上蔓延传播形成一个时代的“主流观念”,表现在道德、法律和制度层面。马克·耶纳就借助道格拉斯的视角发现,近代早期伦敦的公共卫生实际上体现了专制主义的政治理念。(98)福柯研究精神病人的历史也发现,历史上对“疯癫”的排斥性划分实质上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疯癫病人”被“兽性化”了。(99)这与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待遇何其相似!

  道格拉斯告诉我们,“污垢”不一定“危险”,甚至具有“善的潜力”。这事实上要求的是一个兼具理性和相当程度包容性的理想社会,它应当成为后工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道格拉斯只看到无法分类或错误分类的“危险”,却忽视了“正确的分类”也可以导致“危险和排斥”。前现代的生物医学知识使人们将煤烟归为“有益”的一类,而随着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和传播,煤烟被划为“有益”的一类严加控制,这当然总体上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健康,但这其中反差之大着实令人深思。福柯就认为“疯狂”是一种文明的产物,现代性包含着对这种“疯狂”的压迫。(100)那么,“正确分类”造成的“危险和排斥”是否在历史上普遍存在?这是否也会带来权力的阴影?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英等译,梁赤民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89~495页。

  ②梅雪芹:《从环境史角度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③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④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第2、207页。

  ⑤任其怿、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

  ⑥唐子来:《英国城市规划核心法的历史演进过程》,《国外城市规划》2000年第1期。

  ⑦刘金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⑧齐骥、滕海键:《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环境问题》,《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⑨Peter Brimblecombe,The Big Smoke:A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don:Methuen,1987;"London Air Pollution",Atmospheric Environment,1977;"Nineteenth centuryblack Scottish Showers",Atmospheric Environment,1986.

  ⑩Peter Coates,Nature:Western Attitudes since Ancient Times,Polity Press,1998.

  (11)Stephen Mosley,The Chimney of the World:A History of Smoke Pollution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Manchester,Cambridge:White Horse Press,2001.此处及以上两注参见包茂宏《英国的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辑。

  (12)Raymond Williams,"Ideas of Nature",Problems of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London:Verso,1980,pp.67-85.转引自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207页。

  (13)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城市大气污染及防治措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4)汤艳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环境观念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

  (15)陆伟芳:《中产阶级与近代英国城市郊区扩展》,《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6)赵虹、田志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从实际工资的角度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宋严萍:《英国工业化早期的苦难与牺牲》,《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5期。

  (17)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黄剑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10~11页。

  (18)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3、9、33~35、166~167、14页。

  (19)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4页,代译序第19页。

  (20)刘宏涛、潘建雷:《“污秽”与道德秩序——评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社会》2012年第4期。

  (21)Mark Jenner,Early Modern English Conceptions of"Cleanliness"and"Dirt"i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London,c.1530-c.1700,University of Oxford,1991.该作品同样关注英国伦敦环境史上的“洁净与危险”,但是视野集中于16~18世纪。

  (22)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3、207、6页。

  (23)Tony Wrigley,"Opening Pandora's Box:A New Look a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2011.7,http://www.valuewalk.com/2011/07/voxeu-opening-pandoras-box-industrial-revolution/.

  (24)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42页。

  (25)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18~20页。

  (26)John Charles Atkinson,Change of Air:Fallacies Regarding It,London:John Olliver,1848,p.26.

  (27)"The Opening of the Smoke Abatement Exhibition at South Kensington",Sanitary Record,15 Dec.1881,227-260,p.224.

  (28)"A LondonFog",Leisure Hour,p.774.

  (29)Edward Headlam Greenhow,On the Study of Epidemic Disease,as Illustrated by the Pestilences of London,London:T.Richards,1858,p.18.本页英文注释转引自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17~19页。

  (30)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7页。

  (31)洛伊斯·N.玛格纳:《医学史》,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3~466页。

  (32)参见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六章“退化和优生学”,第74~88页。

  (33)彼得·索尔谢姆称“酸雨是化学家罗伯特·安古斯·史密斯(Robert Angus Smith,1871~1884)于19世纪50年代发现的”,似有误。见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7页。

  (34)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城市大气污染及防治措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5)汤艳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环境观念及其影响》。

  (36)陆伟芳:《19世纪英国人对伦敦烟雾的认知与态度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37)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第236页。

  (38)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人民出版社,1956,第98~99页。

  (39)Walwin James,English Urban Life 1776-1851,London:Hutchinson,1984,p.129.转引自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7月。

  (40)Parliamentary Papers 1849ⅩⅩⅣ,Midwinter,E.C.Victorian Social Reform.London,1986,p.83.转引自梅雪芹《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41)洛伊斯·N.玛格纳:《医学史》,第463~465页。

  (42)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18、123页。

  (43)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5~9页。

  (44)《发明污染》一书第五章“污染与文明”叙述了很多时人对不同阶层的环境状况的观察。参见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7、47~73页。

  (45)洛伊斯·N.玛格纳:《医学史》,第464~465页。

  (46)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人民出版社,1956,第138~139、212、170、140页。

  (47)Lancet,15 Dec.1883,1050.转引自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60~61页。

  (48)约翰·里德:《城市的故事》,郝笑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第274~275页。

  (49)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474~478页。

  (50)The Economist,31 December,1999,p.32.转引自约翰·里德《城市的故事》,第278页。

  (51)Carter Harold and Lewis C.Roy.,An Urban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Edward Arnold,1990,p.202.此处参考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52)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486~487页。

  (53)William Morris,Art and Socialism,2nd ed,London:Leek Bijou Reprint,1884,p.21.转引自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61页。

  (54)Walwin James,English Urban Life 1776-1851,London:Hutchinson,1984,p.129.此处参考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55)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5~6页。

  (56)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467~468页。

  (57)梅雪芹:《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58)齐骥、滕海键:《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环境问题》,《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9)Timothy Nourse,Campania Foelix,New York:Garland,1982,pp.15-16.

  (60)K.Thomas,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London:Allen Lane,1983,p.43.转引自汤艳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环境观念及其影响》。

  (6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第173~174、162页。

  (62)汤艳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环境观念及其影响》。

  (63)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49页。

  (6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469页。

  (65)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第274~277页。

  (66)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第二版),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86页。

  (67)当然也有爱尔兰移民进入,但不是主要因素,1851年只占英格兰总人口的4%左右。见傅新球《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的婚姻变化与人口增长》,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工业革命的新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191~210页。依笔者拙见,爱尔兰移民或也可归为广义上的“乡村务工者”。

  (68)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第二版),第86页。

  (69)Jhon Edward Morgan,The Danger of Deterioration of Race from the Too Rapid Increase of Great Cities,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866,p.5.转引自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85页。

  (70)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461页。

  (71)详见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六章“退化和优生学”,第74~88页。

  (72)胡宗泽:《洁净、肮脏与社会秩序——读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

  (73)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98页。

  (7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478页。

  (75)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第261页。

  (76)屈勒味林:《英国史》,钱端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720~722页。

  (77)http://www.victorianweb.org/history/chad1.html.

  (78)W.R.E.Cole,"Somke Abatement",Transactions of Sanitary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5,1883,pp.335-345.转引自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第85页。

  (79)Carter Harold and Lewis C.Roy,An Urban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Edward Arnold,1990,p.119.参见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80)约翰·里德:《城市的故事》,第279~280页。

  (81)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修订版),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68~169页。

  (82)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第642~659页。

  (83)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译者前言第20页。

  (84)艾森斯塔德:《历史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363页。

  (85)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8~9页。

  (86)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第7页。

  (87)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88)程美东:《现代化之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4~5页。

  (89)郇庆治、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

  (90)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02~108页。

  (91)列维:《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15~116页。

  (92)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第43~44页。

  (93)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64~183页。

  (94)帕森斯:《模式变迁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分析》,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62~85页。

  (95)比如,伯明翰的市政改革伴随着多重利益集团的纷争。参见约翰·里德《城市的故事》,第280~281页。

  (96)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14~15页。

  (97)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3~9页。

  (98)Mark Jenner,Early Modern English Conceptions of"Cleanliness"and"Dirt"i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London,c.1530-c.1700,University of Oxford,1991.

  (99)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2~4页。

  (100)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2页。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高旭东:建构“污染”:19世纪英...
钱颖一:人的创造性从哪里来?
钱力成:把政治文化带回来——文...
楼继伟: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初步...
郑永年:疫情与中国治理制度
王克明:细看僭主制
陈霖:媒介技术与文明的视觉压力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