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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霖:媒介技术与文明的视觉压力
作者:陈霖      时间:2020-07-30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陈霖教授

  当今世界,媒介技术促成的图像生产和传播,似乎正在让所有文化都成为视觉文化,我们的文明呈现出高度视觉化的特征。彼得斯在评述诺伯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研究时指出,文明的进程承受着三个方面的压力:人自身的压力、人与他人之间的压力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压力。这三个方面的压力延展开来,便形成心理、社会和环境的紧张关系。这些文明的压力和紧张往往形诸视觉,媒介技术则是其重要的构成因素。媒介技术作用于视觉的过程,本身即是文明的产物;而其间出现的矛盾冲突,则折射出文明的困境,构成了本文所说的文明的视觉压力。

  视觉欲望与视觉能力的矛盾

  文明的视觉压力在根本上源于人的视觉欲望与视觉能力的冲突。埃利亚斯指出:“因为在文明社会中欲望的直接满足受到了无数规定的禁忌和限制,所以眼睛和耳朵一样,甚至比耳朵更加明显地成了传递和满足人的欲望的媒介。”这就提示我们,自然的视觉受到文化的规约,而眼睛作为欲望的媒介与其视觉能力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A.赫胥黎指出,人总是在观看的欲望驱动之下,无视并摧毁感觉和自然视觉的必需条件,“以充满贪婪的焦虑渴望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看到更好的东西”。

  在这样的冲突中,媒介技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似乎很明显的是,作用于视觉的媒介技术是对眼睛的延伸。从眼镜到暗箱、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从静态照相到动态摄影,直至今天基于网络和数字技术的AR、VR、无人机等,是人的肉眼不断添加“义肢”的过程。先进的媒介技术让“无视之见”成为可能。微软2017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Seeing AI,甚至能使弱视或失去视觉的用户感知到周围的环境情况。就是说,媒介技术一直在加持人的视觉能力,弥补视觉能力之不足,从而使之能满足人的视觉欲望。但这并不意味着视觉欲望似乎设定了一个预期的阈值,等待着适配的视觉能力来满足。实际上,提升了的视觉能力在抬高视觉欲望,而视觉欲望的抬高又促进着视觉能力的提升,这是一个互为促进的过程,视觉媒介技术连接和催动着这一过程。

  因此,媒介技术在视觉能力与视觉欲望之间充其量是谋求某种动态的平衡,却无法根本消除二者的矛盾状态,而只能将其不断地推向文明进程的新阶段,并一直伴随着文明的视觉压力。首先,“自然的”视觉并没有因为媒介技术而提升,反而下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借助仪器才能发现的细微差别,旧石器时代的画家用肉眼就能看到”。自然的视觉能力的持续下降,导致对媒介技术装置或曰“义肢”的依赖。其次,视觉媒介技术“并非被动收受的装置,而是被赋予了组构其所接收之意念的内在能力”,它总是“将一种规范的视觉硬加在观察者的身上”,也就是说媒介技术规训了眼睛,影响和决定了我们的视觉方式。进一步看,媒介技术通过对视觉欲望与视觉能力之间矛盾的调和、刺激、平衡,也促成各种社会程序、体制、日常生活依据视觉技术来设定,医学、军事、治安、休闲、娱乐,等等,无不如此。我们今天生活中对监控摄像的频繁使用就是此种情形的一个具体表现。

  视觉理解与视觉感受的悖离

  视觉能力当然不只是眼睛借助视觉媒介能看到多少,看得多清楚,还包括了视觉的理解力和感受力。

  我们知道,人类祖先在理解和把握身处的世界时,图像先于语言,参与和表征着人类早期的文明。留存在距今3~5万年的岩洞石壁上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图像表明,人类之初的视觉创造在传递鲜活的身体感受,同时也包含着理性和抽象的能力。但是,语言文字出现后,“当人们在进行抽象思维这一大脑活动的最高方式时,便会放弃具象思维,而且不再走回头路”。于是,图像更多地与某种初级的、感性的特质联系在一起,而图像与文字、感受与理解、欲望与思想的二元对立,贯穿文明的进程。人们离不开图像视觉,但又警惕其僭越的风险。

  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照相技术的发明,视觉图像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人的生活空间,而进入电子时代、数字时代,机器视觉更是在增强人的视觉能力的同时,令视觉产品数量急剧增长,视觉空间急速膨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媒介技术带来的视觉的沉浸式感知,社交媒体和各种基于网络的平台,都使视觉交往成为日常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前述二元对立的矛盾紧张状况愈发凸显。一方面是视觉理性的诉求日趋强烈,视觉理解和视觉思维从机械到光学,再到计算机,到数字化,都不断地催生出针对视觉缺陷而进行的科学的、精准的视觉设计;另一方面,在机器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媒介技术环境中,不仅更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身的视觉能力减弱,对视觉义肢的依赖加强,而且视觉理性的力量面临废弛的危险。从“读图时代”到“读屏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习惯、不愿意进行文字的阅读,就是一个典型的征兆。

  这种情形令人不无忧虑地感到,当通过数字技术建构的统计型影像所带来的统计思想,被引入视觉机器这一技术化识别辅助之后,在人工合成影像或视觉领域之中,它就变成了阻碍我们继续理性地认识真正的视觉立场或清晰表达我们视觉欲望的方式,“我们获得的关于自己视觉状况的知识越来越少,用理性幻觉愚弄自己的机会反而日益增强”。但是,因此而杜绝新的视觉媒介技术实际上不可能,明智的做法是,更应该考虑如何在新的语境中运用媒介技术弥合视觉理解与视觉感受的裂痕,就像乔治·雷可夫和马克·詹森所提示的那样,一系列基于视觉的语汇的隐喻表明,交往理性实际上嵌入在人的视觉经验之中。

  真相与幻象之界的模糊

  人类文明史中,视觉图像与真相或曰真理的关系,也是长久具有争议的话题。从模仿、象征、隐喻到再现、表现、镜像、拟像,等等,这些概念中都包含着对视觉图像与真实存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争辩。摄影摄像的高度复制能力,让图像一度被视为真实世界的翻版。但也是从摄影摄像开始,媒介技术通过图像制作和操纵而改变真实的存在,成为现代文明的视觉隐患。以所谓“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的方式直接感知世界的存在,已经越来越困难。现在,或终端自带的、或平台提供的各种编辑软件,可以让人轻易“美颜”“美妆”“秒变大长腿”……于是主体被各种媒介技术创造的化身(avatar)所取代,人通过技术具身可以永远“缺席”而又随时“在场”。

  在文明的进程中,视觉图像因为与真相的关联,而一直是个体和社会的记忆策略。从勒石刻画到活字印刷,从建筑到摄影,都承载着人类的记忆,并形成文明的厚度。摄影术发明之后,因其具有将一切复制和存储为视觉图像的能力,而被视为高超的记忆术,为人的视觉记忆提供了利器。BBC于1969年和2018年制作播出的《文明的轨迹》(Civilization)与《文明》(Civilizations),从人类创造的视觉艺术来辨识和解读人类文明的进程,无疑体现了对人类视觉记忆的信念。但在今天,海量的视觉信息远远超出了人的视觉记忆所能承受的边界。于是,人的视觉记忆主体的位置受到动摇,当然,与此相应的是,遗忘的权力或权利也并不再那么牢靠。

  此外,借助便利的摄录设备,快速的传输设备,泛在的网络连接,人们能够实现图像的快速分享,“秒传”一词成为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的通道、平台和激励机制,移动终端即拍即得、社交媒体随拍随发的功能,以及各种便捷的影像自动处理程序,等等,都在鼓励人们对视觉图像和其他信息的快速分享和传播。于是,时间的间隔意义在物理和心理的层面都大为弱化,电影的视觉幻术越出了艺术的边界,直抵日常的视觉经验,影像留住过去的功能,让位于共享此时的展示,而视觉的快速更迭,营造着又颠覆着视觉神话,从电视达人到网红,从“Papi酱”到李子柒,俗世生活的幻象总会不断更新换代。

  结语

  美国学者米尔佐夫在谈到视觉文化时说:“吸收和阐释视觉信息的非凡能力,正是工业社会的基础,而且在信息时代里甚至变得更加重要。”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种“非凡能力”并非人所固有,而是来自人的技术具身(embodiment through technology)实践,即人通过对技术的感知,通过知觉和身体感知的反身性转变,以特定的方式将技术带入人的体验,中介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注定发生于文明的进程之中,伴随着不适与调和、冲突与和解、颠覆与重建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并非是仅为工业社会或信息时代而设的基础,而是交织着技术变革下多种力量的文化安排和“恰好赶上”的历史机遇,就像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机械发明和光学研究产生的媒介技术带来古典视觉体系瓦解和新的视觉重组之时,也适逢西方文明旧秩序崩塌、现代性发端的时刻。在新的世纪之交,人们获得吸收和阐释视觉信息的能力的过程,即是各种新兴媒介技术的具身实践过程,它创造各种奇迹,也遭遇各种难题,与后现代社会共存,与后人类想象共振,其实喻示着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转型。

  因此,在媒介技术作用之下的文明的视觉压力,作为一个节点,其所汇聚的欲望与能力、理性与感性、真相与幻象的矛盾冲突,连接着文明的压力之网,表征着文明的进程,也提示着文明的困境。关注媒介技术与文明的视觉压力,可以为我们理解技术与文明的关系提供一个视角,并由此看到文明作为一个问题,其困境有增无减。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必需认同关于文明的末世论、虚无论和终结论,文明将在其视觉压力所透现的各种压力之下走向未来。

  未来无法确切地预知,但我们已经拥有的新的视觉经验,或可视为其征兆。媒介技术作用于视觉的“语法”,正在召唤新的交往理性;学会视觉编辑正在成为与学会语言写作同样重要的文化训练;机器视觉形成的多重观看主体,在矫正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技术作用下各种身体感官的高度媒介化,也意味着人的视觉与其他感知方式重新“并驾齐驱”……所有这些无不提醒我们,新的视觉文明正在形成,而其所关联、渗透和表征的新文明形态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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