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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不合逻辑的历史事件就很可能有问题
作者:沈志华      时间:2020-06-29   来源:“近现代史论”微信公众号
 

  历史研究也不是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但是要把史实弄清了。要弄清史实,前提不就是这个档案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先做档案。只要档案在,迟早是有用的,你只要这些东西放在这儿。

  慢慢的,你不看他看,中国这么大,人有的是,总有人关注、有人研究。所以我觉得档案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你先把这些材料收集来,翻译出来,将来即使不懂俄语的人,他看这个也是有用的。

(沈志华)

  记 者:您一般怎么选择某个研究选题?

  沈志华:我一般是先提出问题和提出怀疑,有些事你看不大合逻辑,可能背后就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做学问应该这样的,因为你不提出问题,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你没有一个问题意识,怎么可能深入下去?大有大的问题,小有小的问题,即使一个具体的史实也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原来都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国起草的,那时候我就想不可能啊,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外交经验,苏联又是老大哥,怎么会中国先弄出一个文本给苏联?按道理应该苏联弄个文本给中国,但是史书都是那么说的。

  记 者:是。

  沈志华:我在研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时候,就特别关注这一个问题。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不光是这一个,就是举一个例子。后来我把俄国的档案都拿出来一看,苏联第一稿在1月6日就起草好了,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还在路上呢,等周恩来到了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已经改出七稿了,一稿改了给外交部,外交部又给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又给了斯大林,改来改去,给中国的时候是第七稿,这怎么能说是中国拿初稿给人家?

  但是后来我想,因为《毛泽东传》上也这么说,他们文献也这么讲,后来有人拿了一个毛泽东的电报出来,毛泽东的电报里头说,中苏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联改动不大。这就提醒我们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还要继续再深入往下研究。

  再往后研究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苏联把这个稿子给了中国,中国改了改,改了以后把改的稿子又给了苏联,苏联就没改,说“行,就这个了”。毛泽东的电报里面没说前面这个事儿,就说后面这个事儿,苏联拿了我们这个文本没怎么改,就通过了,那是人家给你的,你改动了一点,改动也不大,又给了苏联,苏联同意了。就是这么回事。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这是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但你再进一步想,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的问题就大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过程,但他为什么前面的话不说呢?这就是毛泽东去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很多人不希望他去苏联。再一个,你到人家那儿,人家拿一个协议给你,说签字吧。这就更不得了了,中国共产党的脸面何存啊?所以不能说苏联起草了条约这个话,而说是我们起草的稿子。你就分析他的心理,把整个史实铺开,这样子事情就比较明白了。

  这里没有价值判断,事实就是这样,他的压力很大,他不希望回国以后再面临一些问题。革命成功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还要领导全中国,再加上那会儿对苏联都不满,国内是这样的情形。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不论是苏联史还是中苏关系史,里边的问题非常多。

  所以首先要有问题意识,然后你就要去小心做了,慢慢地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细。你看我的几篇文章能够感觉得出来,我对比各方面的材料,一点一点去抠,我甚至在研究波匈事件的时候,都是按分钟计算的,因为一个情报谁先得到是很关键的。是苏联人先得到还是中国人先得到,若中国得到,中国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的?发出来的时候是莫斯科的时间,还是布达佩斯的时间?在北京是几点钟?然后北京收到之后的处理还不一样,它电报先发到外交部,外交部先要解密,解密以后变成中文,中文还要再送中央处理,然后再回电。

  所以你看档案的时候,你就不能看几月几日发出,那不行,你得看几月几日到。至于档案里细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

  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原来外交部档案没公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有点问题,因为中国没什么反应,就是23 到26日的时候,10月23日晚上出的事,到26日中国报纸上都没说,都是转载别人的。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会儿外交部的档案没公开,但是我就采访了很多人,特别是我采访夏道生。他当时在那儿,他说我没电报机,也没有长途电话,所以跟国内断绝通讯。他说我们发电报得到电报局去,电报局那天闹事儿就关门了,就这么简单。

  记 者:所以一开始中国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个事。

  沈志华:一开始中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外交部档案开放了以后,我又去求证这个事,因为这毕竟是当事人口述的,在历史研究当中口述材料一定要有文献来佐证,特别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后来我就发现果然是,24日凌晨,驻匈使馆发出电报,不错,写的是24日,他写电报的时候写好了,他一直发不出去啊,不是着急嘛。外交部什么时候收到的?27日收到的。这不就清楚了嘛,这就是文献和口述材料就能够吻合了。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据。中国不知道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一开始中国没有作出反应,这就是我做的一个结论。

  后来中苏吵起来了,中国就说匈牙利都是我们的功劳,都是我们让出兵的,其实中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说一定要特别小心的求证,类似这样的。包括几点几分的时候,后来我做卡片的时候,都给标上几点几分收到,要不然很容易造成失误。

  从方法上来讲,我觉得做这个实证研究,我也有自己积累的一套方法,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很不错。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一般的历史研究者都会涉及到方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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