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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南: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政治哲学意蕴
作者:方世南      时间:2020-06-29   来源:《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摘 要: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类的永恒关系,只有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才能把握其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内在价值和发展趋势。在生态政治哲学的视野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关联着的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关系组合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体现为人在自然这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象性关系,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同时产生和形成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自然与政治联姻以及自然与文化联姻的生态政治关系和生态文化关系等复杂多样的关系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价值关系,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诉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社会历史性关系,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态文明社会。

  关键词:人与自然; 生态政治哲学; 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方世南,男,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7);2019年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选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江苏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TB032)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但是,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人与自然这两个方面单一关系的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关联的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关系系统,既体现为人在自然这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象性关系,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同时形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自然与政治联姻以及自然与文化联姻的生态政治关系和生态文化关系等复杂多样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价值关系,有着多种多样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人与自然关系还是一种社会历史性关系,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全面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重大价值,从将生态问题上升到关系执政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以及上升到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的高度,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态文明社会。

  一、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必然具有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永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519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予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生态兴盛,则文明兴盛,生态衰亡,则文明衰亡,这个客观事实深刻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与否对社会发展予以的不同影响。

  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经形成就必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相关联,形成“人—自然—社会—人”紧密关联并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系统复合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体现为人在自然这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象性关系,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作是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的两大关系。要求人们对这两大关系的认识必须上升到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全面地把握其内在联系、深层本质以及基本规律。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的两大关系,又由此派生出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诸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是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存在物,“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560。人在自然面前固然可以自称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但是,人又必须受自然规律的限制,因为,人既是具有能动性的动物,同时又是具有受动性的动物,一句话,人是有着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双重特性的动物。因此,人必须进行两大提升,即“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2]422。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最终达到两大和解的目的,“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63,人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两大和解充分体现了“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1]209。

  二、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诉求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有着深刻价值意蕴、价值诉求、价值目标的价值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对于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生态安全促进国家总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安全,推动人们在探索和遵循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规律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的意义,都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价值诉求。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最为根本、最为首要,也最为显性的价值诉求。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两者不是独立的价值体,而是有机统一的价值共同体,如果只是注重人的价值,而不顾及自然的价值,人的价值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根本无法实现人的价值。而没有人的价值,也无从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实现自然的价值。人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享受价值,都必须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3]48人民健康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健康为根本前提和必要保证。生态不健康绝不可能有健康的社会和健康的人类。在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生态灾难、生态危机、生态矛盾面前,如在病毒肆虐、沙漠蝗虫爆发、臭氧层稀薄、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土壤侵蚀、热带雨林减少等状态下,根本无法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以生态安全促进国家总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安全是大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又一重大价值诉求。生态安全是对传统安全观的补充和超越。生态安全是指具有能持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保障人民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权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受或少受来自资源环境的制约的较为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具有有效应对和解决生态灾难、生态风险、生态危机的能力水平。一般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人类安全生产、安心生活并确保身体健康,对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程度就是生态安全,具体而言,生态安全包括对人类饮用水、土壤、居住环境、食品、空气、声音等的安全保障程度。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04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第一次将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立法宗旨写入我国法律。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全球安全等重大任务。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3]24因此,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文明,实质上就体现为在生态安全状态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全球经济社会产生广泛联系的情况下,生态安全和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权益,具有全球性。就以病毒为例,它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其传播没有国界,进攻对象不分性别、年龄、身份、地位、民族、种族、强国、弱国。在生态安全问题上,要以国际生态安全理念代替地方保护主义、部落主义、种族主义等狭隘的生态安全理念,倡导同一个地球和同一个健康的全球生态安全理念。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大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对于在探索和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中推进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生态政治哲学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学问,规律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深藏于各种纷繁复杂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方面,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将规律称为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规律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违背客观规律必定会遭到辩证法的惩罚。孟子提出“顺时应物”的生产发展观点,就是体现了对于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体现的是以遵循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适度发展和稳态发展,以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得益彰的绿色发展,以实现自然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人的价值为内容的协调发展,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面小康和绿色生产力增长的创新发展,以实现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安全发展。

  三、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展望人与自然关系的愿景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经过人类早期特别是在长期的农业文明阶段,即人对自然的臣服、膜拜阶段,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文明阶段,即人为自然立法和对自然大肆征服改造阶段,必定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阶段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在双向构建、双向创价中推动人类永续发展的关系。

  生态政治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持乐观态度。生态危机并不意味着地球的末日,人类必定会在是死路一条还是寻找到新出路中做出正确的选择。“现实是,我们正面临一个崩溃的时代或突破的时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球环境去继续遭受蹂躏,直到它有朝一日再也不具备可供人类居住的功能。或者,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只有能与地球和谐相处,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4]29人类面临的共同严峻的生态危机,催生了生态意识的觉醒。生态文明已经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普适性的文明模式和文明选择。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新的构建必定会催生出世界各国都要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健康安全型和人口均衡型这紧密联系的四型社会的新理念、新实践、新趋势。即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特征的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尽量减少资源环境赤字,达到环境友好。必定会大力建设将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首位的生态健康型社会。生态健康型社会是对生态病态、生态矛盾、生态不安全提出的总体要求,生态健康体现出资源环境的优质增长和人的身体健康。必定会大力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对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发展处于相平衡的要求,需要实现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要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新的构建必定会催生出按照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要求的通过全球生态合作达到的全球生态文明的新机遇、新格局、新图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全球最为普适性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全球携手合作,才能构建地球美好生态新家园。鸡蛋可以挑选,地球别无选择,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必须从个体的“我”进入到群体的“我们”;从代表个体、群体的“人”,进入到代表全球的“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基础的是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共生带来的是希望,而人与自然的共亡带来的则是绝望。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新的构建必定会催生出具有尊重自然、呵护自然、顺应自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生态文明现代人。生态矛盾、生态危机、生态灾难都是人不能善待自然的恶性结果,反映了人文矛盾、人文危机、人文灾难。同时,呼唤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主体性和具有动力性的生态文明现代人的出场。生态文明现代人懂得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能够自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来阻遏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使人与自然关系能够始终朝着有益于人类工作、生活和健康的方向发展。生态文明现代化还能把协调人与人的伦理道德规范推进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将人的社会伦理与生态环境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将人类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指向人所处的一切关系上,在建设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推动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 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王正平,金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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