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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流动性聚集”和“陀螺式经济”假说:通过“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看中国社会的变化
作者:项飙      时间:2020-05-22   来源:《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在处理紧急事件时,我们倾向于在“一切正常”和“背水一战”之间大幅度摇摆?为什么应对措施倾向于激烈化?这些措施可能有什么长期影响?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个假设性解释。文章提出,中国进入了一个超级流动的社会,空前普遍和频繁的流动成为经济运转的基础,也是大量家庭的生计来源。这一超级流动性使得政府难以采取局部的,因人而异的干预,使得全面停止流动成为一个近乎唯一的选择。超级流动性又反过来使得这一干预导致巨大的社会波动。本文提出“流动性聚集”和“陀螺式经济”这两个假设性概念,希望初步勾勒出具有超级流动性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开始分析上述问题。

  【关键词】超级流动性 流动性聚集 陀螺式经济 紧急政策干预 社会成本

  2019年—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必定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其影响之所以深远,原因并不完全在于病毒本身的特性,而更在于它引起的社会反应。为什么我们会在“一切正常”和“背水一战”之间摇摆?为什么所采取的措施会在短期内变得如此强烈?这些措施可能有什么长期影响?这些问题涉及诸多因素。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提出一个假设解释,即我们进入了一个超级流动的社会,流动空前普遍和频繁,而且流动成为经济运转的基础和大量家庭的生计来源。这一超级流动性使政府难以采取局部的,对不同人群有差异的干预;使全面停止流动成为一个近乎唯一的选择;同时又使这一选择产生巨大的社会波动。强烈的应对措施固然是政府有意识的决策,但是要理解这个决策的形成、变化和影响,我们需要对社会的基本演变趋势有一个把握。本文提出“流动性聚集”和“陀螺式经济”这两个假设性概念,希望初步勾勒出超级流动性社会的一些特征,以便分析上述问题。

  一、“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比较:从链式反应到网格-板块式反应

  如果把这次疫情和17年前的“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在发现之初也被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疫情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意识到流动如何重新组织我们的社会。从 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SARS冠状病毒蔓延到37个国家,造成774人死亡,其中大陆和香港死亡648人。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农民工是政府重点关注的人群。在2003年4月下旬到6月上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政府至少发布了18份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正式文件;中央政府发布了至少8份针对农民工的文件。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流动人口调查,动员基层计划生育干部对2700多个县开展了调查,了解“非典”期间返乡农民工的情况。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市、区/县两级的劳动局和街道一级的社会保障办公室开展四项监测活动:第一,对外来务工人员多的行业和公司进行核查,每周报告就业农民工人数和变动情况;第二,每天对农民工高度集中的30—60家企业进行跟踪调查;第三,在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监测点;第四,与农民工原籍地合作收集信息。

  农民工成为重点关注的人群,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感染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其次是“非典”引起了农民工的回流。农业部估计,从2003年4月16日到5月15日的一个月间,约有四百万名农民工因为“非典”离开了他们工作的城市。返乡农民工成为农村的主要感染源。比如河北省到2003年5月9日,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达265例,其中在当地或外出到疫区被感染的农民为45例,民工有42例(包括返乡民工20例),共占33%。安徽省到2003年5月5日确诊10 例,其中7例是返乡民工。

  针对这些情况,当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冯晓英这样写道:“因‘非典’引发的在京流动人口‘外逃’导致的疫情在全国范围的传播, 以及流动人口‘集聚’造成北京市内爆发性疫情的蔓延, 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首次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

  农民工和“非典”传播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基于当时的实地和文献调查,笔者发现,农民工对疫情的反应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敏感,很少农民工因为对疫情的害怕而离开城市。他们在疫情间的流动是一个“链式反应”的结果。在疫情发生两个多月之后,中国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突然强调疫情的严重性,抗击“非典”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公共娱乐场所和建筑工地被认为是高风险区,大面积停业。娱乐场所和建筑工地不仅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场所,在当时也是他们主要的居住空间。在停业之后,农民工既失去了收入,也没有了居住地,不得不回乡。比如在2003年5月,北京约有70%的餐馆关闭。

  “链式反应”强调,人口流动和病毒扩散并不直接互相作用,其中有一个阶层关系作为中间变量。城市居民和政府对病毒的反应,引起经济大幅波动,进而引起农民工的流动,反过来扩散了疫情。农民工在被病毒感染和遭受经济损失这两方面都成为主要的受害者。

  然而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除了关于复工的文件中提到农民工,绝大多数措施是针对所有居民。新冠肺炎疫情触发的不是链式反应,而是“网格式反应”。社区、街道、城区、城市,甚至整个省份都把自己网格化,以地毯式、拉网式的办法对全体人员进行检测,实行不同程度的隔离。网格反应具有极高的传递性。一旦中央政府明确要控制疫情,各地纷纷行动。有些边远和农村地区,尽管没有发病的记录,甚至采取比疫区城市更严格的措施。这样,网格式反应也是“板块式反应”:全覆盖、一体性、无差别式的战役性反应。

  从链式反应到网格-板块式反应,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人口流动的含义变了。流动不再是农民工的特殊行为,而是普通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我们经济运转的,不仅是各个企业的生产流水线,更是全国、全球交织的各种航线;不仅是车间里的庞大机器,更是飞速穿梭的快递摩托车;不仅是围绕着春运一年一次的城乡大流动,更是贯彻全年的高频次多方向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20年2月21日的会议上指出:“当务之急是要保障运输通达,路网畅通”;复工复产,交通运输是“先行官”,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这次会议又首次提出了“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说法。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强调要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流动之重要,可见一斑。

  二、超级流动性

  流动的普遍化,首先体现为传统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即居住在户籍登记地之外六个月以上人员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从2000年的1.21亿人增加到2019年的2.36亿人,几乎翻了一倍。同时常住人口的流动性更空前加强了。在2019年,中国铁路载运了36亿名乘客,民航客运量为6.6亿人,远远超出2003年的9.5亿人和0.87亿人。私人汽车的拥有量从2003年的1300万辆增加到2019年的2.06亿辆。在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惩罚失信者最有效的措施是限购高铁票、火车票、飞机票。这一招之所以特别灵验,就是因为流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之一。

  中国超级流动社会的出现,当然是和其经济结构的转变直接相关的。中国经济近二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第三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引擎。第三产业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产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全国在2003年4月下半月和5月上半月间因“非典”返乡的农民工中,约有三分之二在服务行业工作。“非典”之后的17年间,第三产业不仅迅猛发展,而且更具有流动性。第三产业在2003年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不到40%,而其贡献率到2019年达到将近60%。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第三产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高达110.3%(超过100%是因为第二产业就业在减少)。以旅游业为例,2000年到2019年间的营业额增长了18倍,国内游客从不到10亿人次增加到2019年的60亿人次。物流业则是在2003年之后才正式出现的流动产业,2006年物流业第一次作为一个产业列入国家五年规划。2013年,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同时,中国物流市场规模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8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83.1万亿元,而2007年只有区区4.5万亿元。

  物的流动离不开人的流动。2016年年末,中国物流岗位从业人员数为5012万人,成为人员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占全国就业人数的6.5%。他们靠流动吃饭:自身的流动是生产工具,他人的流动是工作存在的基础。超过五百万名外卖小哥、 三百多万名快递配送人员、两千万名网约车司机和140万辆巡游出租车的司机等,都是如此。私人车辆数量的猛增,不仅仅意味着人们流动能力的增加,还连带着新的生计方式的出现。

  流动不仅是一个空间现象,也和制度安排,特别是劳动关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也从一个工作跳到另一个工作。年轻农民工的“短工化”趋势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各种灵活就业早已经不限于农民工群体。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而在这两个部门中,70.8%的员工在10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中工作,很多人没有稳定的就业关系。在物流行业中,个体工商户占了所有从业人员的近56%。灵活就业又进一步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被制度化了。自从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正式提出劳务派遣后,到2011年,劳务派遣工人已经占到全国就业总数的13.1%。在快递配送行业,80%的从业人员来自劳务派遣(2018年),他们和快递公司没有法律关系。

  流动性就业,使得很多劳动者成为隐性劳动者。我们不仅有隐性失业的问题,也有隐性就业的问题,即非正规的就业方式。以旅游业为例,其营业额增加了18倍,但是有记录的从业人数从2003年“非典”之前的650万人下降到2004年的250万人,在稍微恢复之后又可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降到2011年的210万人,到2017年才恢复到270万人,但仍然只是2003年的40%。这里可能有统计口径变化的问题,但是也可能是因为“非典”危机,稳定的劳动关系被灵活的就业方式取代,劳动被隐性化了。

  流动性就业也意味着,政府不能通过用工单位来和劳动者建立有效联系,无法建立有效的“信任链”。“信任链”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针对“信息感染症”(infodemics)提出的一个概念。信息感染症指信息过多,传播极快,真实性无法判断,让人们无所适从的状态,而信任链指人们在长期、重复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交流渠道。信任链会对受众负责,获受众信任,传递可靠并且有针对性的信息。强化“信任链”可以是化解信息感染症的重要方法。因为成年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工作关系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工作关系是最重要的信任链。雇主、负责员工福利的人员和工会应该成为有效、可靠的信息中介。工作关系确实提供了现代社会中的基础性信任链关系,但是今天哪位在中国的普通工人会和他的雇主讨论他和他的家庭应该怎么应对疫情?很多临时工和被派遣劳务人员可能根本不认识他们的雇主是谁。信任链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信息感染症在中国显得尤其严重。对政府来讲,由于用人单位无法成为有效的管理中介,面对总体人口的板块式反应似乎成了唯一选择。对群众来讲,由于具体信任链的缺失,其反应也是总体性的,板块式的,具有高度传染性。两种板块式反应和信息感染交叉强化,造成全社会巨大的心理波动。

  三、“流动性聚集”

  人口流动的普遍化并不意味着流动的随机化。从疫情控制的角度来讲,流动本身不是主要问题,聚集是更大的问题。中国社会近二十年的流动性增强的过程,同时也是聚集性增强的过程。所谓“流动性聚集”是指,第一,人口和资源往中心流动;第二,中心成为多方向、多类别(人员、材料、成品和半成品、信息和服务)流动的协调中心;第三,中心内部的各种流动不断强化。总之,流动没有促进扩散,而是强化了集中。

  “流动性聚集”是和我们的城市化模式分不开的。改革初期“大力发展小城镇、严格控制大城市”的思路到2000年以后被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取代。2002年,湖北省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以武汉为中心带动周边八个城市。200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首次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说法,2006 年又提出城市带、城市圈的概念。2013年以后这些概念逐步落实为政策。2016年,经过省、市的几年努力,武汉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中心城市”,成为武汉发展历史上毫无疑问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国家中心城市要做什么?综合官方文件的陈述,中心城市有三个中心功能:聚集、带动、嵌入,即聚集优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带动区域发展,嵌入国际生产链。中心城市的位置是靠流动来维持的。没有流动,就没有聚集,没有辐射,也就无法成为国际生产链中的关键节点。

  “流动性聚集”首先体现在人口分布上。武汉的常住人口从2003年的850万人增长到2018年年底的1100万人以上,在湖北省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2003年的不到15%,增长到2015年的18.1%,再到2018年的18.7%以上。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武汉的流动人口数在2000年到2010年间,从 230万人增加到380万人;其占湖北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从38.5%提高到了41.5%。武汉也是2017年以来全国大城市“抢人大战”的先锋之一。这在几年前还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现象,也反映了“流动性聚集”态势的加强。

  “流动性聚集”也体现在资源的分布上,包括和疫情直接相关的医疗资源。2018年,武汉市每百万人拥有三级医院5.51个,其中三甲医院2.44个,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83个和1.03个。同年,武汉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为3.57人,明显高于湖北省的2.57人和全国的2.59人。武汉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为7.38张,又是远高于湖北省的6.65张和全国的6.03张。武汉必然每天接受大量来自周边甚至更远地区的求医者,特别是疑难病症患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疫情在武汉爆发,不完全是偶然。假使疫情最早在黄冈、张家界,甚至在河南、江西等地出现,武汉仍然相当可能成为爆发地。这是因为无法确诊的患者非常有可能来到武汉治疗,到武汉必然到大医院就医。有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一再指出,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严重向大型医院倾斜。尽管大家普遍意识到这个问题,全国社区医疗诊所提供门诊服务的比例依然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17年的54%,大医院仍门庭若市,来自各地的病人拥挤在一起;社区门诊门可罗雀,就近就医相当有限。到最后,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和机构也成为病毒最集中的地方,容易出现爆发性交叉感染。

  四、“陀螺式经济”

  超级流动的社会充满动力,但也有其相当脆弱的一面。某个环节上稍有停滞立刻带来整个系统的混乱。用伊懋可(Mark Elvin) 提出的“高水平陷阱”假说作对比,本文试图提出“高速度旋转平台”假说,或者说“陀螺式经济”假说。“高水平陷阱”假说要解释为什么中国农业很早就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但是一直不能形成剩余,为工业提供积累。它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中国传统经济陷入“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低资本积累,低工业水平”的陷阱状态。“陀螺式经济”假说却截然相反。“陀螺式经济”受市场驱动,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积累和发展速度,但是它在结构上是非均衡的,具体表现包括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就业形态在行业间的差别,产能大规模剩余,普通劳动者的低水平保障,固定资产投资高居不下等方面。它靠高速流转来保持平衡,就像陀螺一样,必须高速旋转才能稳定,一停即倒。“陀螺式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高速流动、高速积累;低度保障、非均衡”。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在早期往往倾向于维护“一切正常”的景象:因为政府可能担心,稍微的风吹草动可能都会让“陀螺”突然停转,引起连锁反应。

  在“陀螺式经济”中,以流动为生计的劳动力又是特别脆弱的。除了他们靠流动就业这一事实外,这里还有两个特殊原因。首先,流动性就业看起来很灵活,但是它又是很刚性的。它的刚性来自它极强的时间敏感性。像马克思在对运输业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服务业的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是同时的。在某一时刻失去的流动性就业机会,就和时间的流逝一样,不可挽回。物质生产可以在时间上调整,可以把合同的履行往后延,也可以靠加班加点把以前的损失补回来,但是服务业是即刻性的,很难过期补偿。网约车司机靠日收入生活,如果一个月没有生意,就可能对家庭生活造成长期影响。

  其次,流动性就业者的脆弱性,还在于流动不仅是他们的就业手段,也是他们应对不确定性的首选方法。流动性劳动力对不稳定性当然毫不陌生。不管是经济上的起伏,还是人口政策上的摇摆,他们从来就没有稳定过。要消化这些波动,他们靠的正是流动:东方不亮西方亮,这里不行去那里。2003年“非典”期间农民工离城回乡,其实也是在通过流动来化解不确定。疫情期间离城回乡,不仅对个体是理性的,而且也不排除它有助于疫情处理的可能。国际学术界至今对甲型流感(N1H1)、寨卡(Zika)和埃博拉病毒疫情的研究都表明,靠限制流动来控制传染的作用相当有限,同时可能产生多种副作用。比如,美国布朗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数学家和医学家根据埃博拉病毒疫情的数据做了数学模型,得出结论,如果在高危地区和低风险地区之间阻止流动,会降低病毒传播速度,降低低风险地区的感染风险,但是会增加感染的总人数。这是因为限制流动会使高危地区的医疗资源紧张,限制在一地的集中感染更容易持续,而不限制流动则有相反的效果。世界卫生组织也多次强调,反对限制国际旅行。对2003年的农民工来说,工地宿舍是典型的高危地区,他们回乡,固然扩散了病毒,但是避免了集中爆发性感染。换句话说,链式反应意外地增加了流动性,用各地资源面对分散的问题可能在全国稀释了疫情。总之,失去流动的可能,对农民工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最后,“陀螺式经济”的挑战还在于,通过“全面暂停”而获得的阶段性成果要面对具有可持续性的检验。这一成果在陀螺重新转起来之后能不能持续?“背水一战”是没有退路的战争,只能赢不能输,赢得的成果也不能再失去,否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和全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面临一系列相同的问题:在疫情控制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控制流动,控制到什么程度?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在高速度和坚韧性之间找到平衡,怎么构筑具体的信任链和安全网?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摆脱在高速旋转和不转即倒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学习在一个“相对正常”和“持续有效流动”的环境下洽意地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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