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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
作者:赵建      时间:2020-03-24   来源:西泽研究院
 

  中国当前最大的短板,不是传统的硬件基础设施,而是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等严重滞后的软性基础设施。如果缺乏一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和企业家作用发挥的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环境,而是继续扮演“基建狂魔”的角色,无论是大兴土木的“旧基建”,还是冠冕堂皇的“新基建”,虽然短期内能刺激需求,但如果在长期内无法有效提升潜在增长率,最终还是会以债务高企、产能过剩、通胀和房价泡沫而告终。原因很简单:

  舞台搭起来了,没有市场经济去唱戏。只有账面的资产和堆积的负债,没有人创造真实的利润和现金流。

  所有让人激动若狂的政策,都不可能长久。市场经济的唯一真相是,平静的遵守内在规律。

  然而,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自2016年金融去杠杆和反腐加码以来,基建投资下滑的非常厉害,但奇怪的是地方政府和全社会的债务却没有少增,房价也没有少涨。很显然,人、财、物多重约束下,继续依赖基建投资稳增长的政策思路已经难以持续,“反腐、改革和稳增长”已经成为地方官员的“不可能三角”。如今疫情冲击造成的巨大经济衰退风险已经来临,而货币政策只能在流动性(而且只是银行流动性)方面护航,真正能挡住总需求收缩趋势的,还是要看财政端实实在在的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创造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能力。但这对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或国企官员来说,何其难。

  这就是现实:传统的基建投资已经广为诟病,难以为更大的财政赤字提供有力的“合法性”,也无法给资本市场讲述一个“性感的故事”,“新基建”这个名称就应运而生(新时代以来的语境构建秘诀就是“新+”),包含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诸多有想象力的行业。同时各地方政府也闻鸡起舞,“资金未动、文字先行”,各省竞赛式的公布了33万亿的投资项目。但详细的研究一下,这些项目似乎都比较抽象:

  因为那些高新技术含量极高的产业和项目,只有预算硬约束、具备专业和职业精神的企业家才能做到。政府官员在其中的作用,应该也回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古典政府精神”上:减税降租、消除制度体制堵点、构建体制上的“高速公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为市场和企业家主导“新基建”保驾护航。

  一、从“旧基建”到“新基建”,本质上是为了创造国家核心资产。但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真正的核心资产是好的制度和机制

  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靠的是什么?每一次遇到危机后力挽狂澜,靠的是什么?是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还是制度体系的完善、改革和开放?答案显而易见:

  基建投资只是发展的结果,不是原因。正是有了制度改革推动的经济增长,才有家底和能力大兴土木搞基建。

  改革开放是为了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比较昂贵和稀缺的资源配置方式,它的昂贵之处是需要各种硬件和软件的配套措施。其中,统一的、大规模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之一。英国当初以商人阶层为主发起的工业革命,基本上印证了这一点。

  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品,或者准公共品,本质上是为了形成国家核心资产。国家核心资产的核心之处,以及与企业核心资产的不同之处是,不一定盈利(商业利润),但一定要创造社会价值,能够让社会主体,以可以承受的成本(包括债务,未来的成本),享受大国经济的规模效应。

  但市场经济的昂贵之处是,需要大量软性的配套基础设施:显性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隐性制度层面的社会文化和契约精神。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分为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那么国家以此创造的核心资产,也就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部分。有形资产是传统的基建,交通设施、信息网络、城市环境、产业园区等形成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当然必不可少,是保证市场经济运营的基础。

  同时,中国地域广大,省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大家一直热议的“南北经济差距”,因为拿基础设施来看,东北建设的高楼大厦和交通设施并不比南方差,差距的根源就体现在制度和文化上。这些地区的制度建设与南方省市相比,的确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全国从整体上遵守的是同一个宪法和法律体系,但是在具体的制度实施细则上,有些地区更倾向于有利于“官本位”的体制文化。另外,文化理念和当地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也非常大。

  二、“新基建”成功的充要条件是市场和企业家主导,政府要做的是通过减税补贴将30万亿新基建资金让利于民

  新基建饼画的很大,很可口,但是谁来主导,钱从哪里来,需求在哪?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市场经济下,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需求的信号(价格)指引下,才能保证经济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如果不考虑需求,或者一心“自负”的创造需求,大量的产业政策资金投下去,即使是前景广阔的新产业、新技术,大概率也会发生产能过剩、债务高企、资源浪费等“政府(政策)失灵”问题,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认为与简单的大兴土木和钢筋混凝土积累的旧基建相比,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特高压、充电桩等七大领域的新基建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完全沿袭过去的投资逻辑。新基建主要存在三个不同的约束:

  第一,技术约束。新基建对技术要求很高,政府官员如何来进行信息甄别和评估,政府融资出资后,在购买服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如何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环境下防止寻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这些都是由新基建的技术特征引起的问题。

  第三,规模约束。与大兴土木的旧基建相比,新基建基本上都是相对轻资产投资,很难弥补传统固定资产基建投资形成的规模缺口。即使是几十万个5G基站,也很难与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相比。而且很多高科技项目需要发挥积聚效应,比如大数据中心,并不需要每个地区一个,如果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大规模铺开,很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而且这些“高大上”的新基建,不像城市路网等,三四线县级城市并不需要,因此拉动经济的空间规模效应也不高。另外,考虑到这些高新技术的产业链特征,估计对经济拉动的乘数效应也不如旧基建。

  在当前财政赤字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的直升机撒钱,否则更大赤字的成本要全国老百姓通过铸币税(通货膨胀或房价泡沫)的形式偿还。应该精打细算,把每一分财政资源用好。面对新基建的几十万亿投资(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概念),我们不禁问一个问题,单就新基建这样的行业投资来说,同样的一万元,是交给政府花的更有效率,还是交给企业家和个人(这可能是香港政府给每人发一万港币的本意)。

  三、制度、法治和市场机制才是现代经济最核心的“基础设施”,改革的目的就是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对社会资本进行“折旧和新增投资”

  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基础设施的协调并进。当前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债务端和边际收益率来看,是相对充足的,有些领域还存在结构性过剩。当然,不能说是绝对充足或过剩,因为所有的供给都应该与需求相对匹配。没有需求支撑的基建投资,都是相对过剩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的确是一个契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振兴规划中,新基建非常重要,但是任何一个看的更加长远的经济学者,都应该看到对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什么。抓住这个容易达成共识的特殊时期,加大投入推进制度和体制建设,才是推动中国真正走出政策刺激怪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运投资”。国家核心资产的精髓是制度和文化,最需要的“新基建”是制度体系的建设。否则,一切不过仍然是一个相似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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