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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娟丽 徐琴:去中心化与集中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悖论
作者:叶娟丽 徐琴      时间:2020-03-11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去中心化:话语权从传统科层组织向社会弥散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个体和社会组织提供了表达诉求的渠道与机遇,互联网的多节点、无中心设计弱化了传统的单向度权力结构,使得权力呈现出多元和分化的特征。权力图谱的去中心化意味着传统社会中被政府垄断的话语权日益弥散化,政府必须承认个体、社会组织等的话语权并重视其他主体的意见与需求,从而使得话语权在政府、组织及个体中分散开来。第一,个体表达权与话语权的获得。对于公民个体来说,互联网的便捷性、实时性和无门槛特点为其政治参与、发声维权提供了有利的渠道。通过互联网这一媒介及其所塑造的舆论力量,个体可以表达其对公共事件的看法与观点,可以使其诉求得到社会的关注从而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个体的表达权和话语权通过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塑。同时,互联网也为个体的政治诉求提供了表达载体。各级政府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建立了电子政务服务系统和电子信箱,政务微博、政务微信也在近年逐渐普及,这些电子政务平台既方便了民众办事,也为民众表达自身需求提供了快捷的渠道。第二,企业经营权的重塑。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在产品研发、设计、销售、售后服务等领域都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获取顾客消费偏好,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同时,互联网去中心化、零距离的特性也向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及组织结构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内部结构逐渐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员工和顾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企业权力结构日益呈现出分散化特征。第三,政府组织与权力结构的转变。人工智能时代,政府不仅面临着内部组织结构与权力结构重组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来自掌握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关键人才的大型企业的权力挑战,这既是政府权力被压缩的体现,也是政府权力去中心化的表征。一是政府内部组织结构与权力呈现压缩化特点。二是政府权力的中心地位或将受到挑战。人工智能时代,表面上看政府依旧是权力的行使者,但实际上其权力地位正遭受着来自互联网巨头的严重挑战。第四,国际关系领域的去中心化。网络的分散化和超国界连接,使得国家作为权力主体的地位被削弱,国家的统治力也减弱了;与此相反,各种非政治实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甚至反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等,借助于大量资本、海量信息和先进技术,经由网络,获得相当的动员能力和话语权力,进而在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与争夺中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政府权力。尤其是那些涉及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跨国商业集团,其庞大的触角延伸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掌握着的资源甚至可以左右一些弱小国家的政治发展走向。因此,人工智能时代,这些跨国企业也将与主权国家一道,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国际关系的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二、集中化:话语权向新兴资本、知识和权力中心聚合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无中介特质促进了权力的弥散,但这种扩散只是相对的,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情况,即催生出新的技术专制或资本独裁,由此造成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悖论。第一,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人工智能的研发,要求有较高的资本条件与其相匹配,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研究中最新最快的成果可能更多地出自那些总能获得充足资金的研究平台,同时也意味着在人工智能领域真正能够通过技术而建立话语地位的企业必是如阿里巴巴、谷歌、脸书等那样的互联网巨头。这些互联网公司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形成技术垄断,从而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主导权。同时,这种技术垄断又受到资本扩张天性的驱使,通过市场经济将资本增值与技术结合,使资本获得巨大的能量,甚至能够左右国家权力格局。首先,借助于资本的力量,科技巨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支配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力,通过精准分析与定位,能够左右公众获取的信息内容。大部分互联网用户虽然拥有自由选择信息的权利,但是实际上,搜索引擎服务商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左右着用户的消息获取,而普通网民在此过程中则处于完全失语的被动接受状态。其次,科技巨头凭借其所拥有的大数据及数据处理能力,甚至能够左右选民的投票,从而扭转政治权力格局。具有数字实力的政府与科技巨头一旦形成联盟,将拥有能够左右人类意志的超级权力,普通民众将无法反抗,从而对社会及国际治理格局构成巨大威胁。资本权力依托技术垄断地位得到持续扩张,从而使人工智能深深地打上互联网资本的烙印。第二,知识与权力的聚合。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劳动分工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事务的复杂性、专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为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政府决策及公共事务的处理越发依赖于专家的意见。专家系统在政府决策领域的过度应用,容易滑向将一切社会政治问题技术化的倾向,政治决策演变为计算机系统的运作,机器理性将取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不仅普通公民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被剥夺,甚至连政治家也可能被技术理性所俘获从而失去对政治决策的控制权力。而公众对政治过程的疏离感将进一步加剧专家系统对政治过程的控制度,从而造成人工智能时代权力技术化、技术集中化的恶性循环。第三,信息集权、技术专制和潜在的数字利维坦。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及其在政府与社会治理领域的深入应用,智能机器对于事件的分析将越来越完善,预测也越来越精准,人类决策也将越发依赖大数据技术,数据就此获得极大的权力与权威,或将引发数字独裁。同时,数据的匮乏、片面性和真实性等因素也制约着大数据治理效能的发挥,唯数据主义的思维容易导致“数字利维坦”。根据肖滨的解释,数字利维坦“被理解为国家信息技术的全面装备,将公民置于彻底而富有成效的监控体系之下,而公民却难以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来维护其公民权利,即无法通过数字民主来制衡国家的监控体系”,其本质是一种技术手段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产生巨大政治效应的过程。数字利维坦赋予数据至上的权力,会导致数字威权主义思潮的泛滥。在数字威权主义思维的控制之下,冰冷的数据淹没了民主的价值,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公共性也将随着虚拟空间的扩大而逐渐消弭,人工智能时代对于数据的崇拜将进一步放大乃至激化现实社会的公共困境,人类将受到由数据权力引发的形形色色的灾害与风险的侵袭。同时,数字利维坦也将导致新的社会排斥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歧视更加隐蔽,也更加具有误导性和破坏性,人工智能技术在排斥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可能剥夺了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从而导致新型不平等依附关系的产生。第四,国际关系中新的力量极。人工智能时代个别领先国家军事力量的超前,早已经超出了后进者追赶的程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鸿沟已经无法跨越。从全球范围来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基于技术而形成的国家间的财富分化也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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