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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中国逻辑学70年:历程与反思
作者:陈波      时间:2020-01-22   来源:爱思想
   

  新中国前30年,中国逻辑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走了一些弯路。1979年前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逻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内取得重要进展,迎来了中国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1. 1949年前的中国逻辑学

 

  中国先秦逻辑是世界逻辑发展的三大源流之一,但没有连续的历史。在晚明时期,翻译出版了西方逻辑著作《名理探》和欧氏《几何原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清朝后期,严复等人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逻辑著作,如《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和《辩学》,造成了一些影响。在民国时期,有不少年轻人远洋留学,其中一些人也学习逻辑学,回国后翻译出版西方包括日本的逻辑学著作,并自己撰写逻辑教科书,在国内高级中学、师范学校和大学中讲授逻辑学课程。在1920年代,数理逻辑开始传入中国,出版了一些相关教科书,其中金岳霖的《逻辑》被使用最广,影响最大,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现代逻辑方面的人才。 

 

  2. 苏联逻辑教科书的影响

 

  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多部苏联逻辑教材中译出版,其中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与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逻辑》使用者最多。这些教科书的特点是:一是主要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即直言命题及其推理,有些增加了斯多亚派命题逻辑的内容,即复合命题及其推理,但大都包含培根、密尔的归纳逻辑的内容;二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阐释概念、判断、推理、真假以及逻辑思维基本规律。这类逻辑教科书形塑了后来二三十年内中国逻辑教科书的基本格局。 

 

  3. 毛泽东主导的逻辑问题大讨论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毛泽东的参与、支持甚至主导下,讨论有关逻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和作用,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在形式推理中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形式逻辑的修正、改造和发展方向,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等。这次论战的积极后果是:把传统形式逻辑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剥离开来,从而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但也有一些消极后果。 

 

   4. 逻辑学在中国的两次大普及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毛泽东多次强调,写文章要讲逻辑,党政干部要学点逻辑。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掀起了一股学逻辑的热潮,当时选印了一些先前用中文出版的中外逻辑著作,金岳霖等资深专家还编撰了《逻辑通俗读本》,后改名《形式逻辑简明读本》,被广泛阅读,影响了好几代中国读者。1970年代到1990年代,大学里普遍开设逻辑课程,成人自学高考的诸多专业都要考形式逻辑,逻辑自考培训班遍地开花,大学逻辑教师四处兼职授课,逻辑书籍的销售十分火爆。 

 

   5. 大学逻辑通识教育的演变

 

  1960年代,由于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该校逻辑教研室编撰的《形式逻辑》(1958)大致遵循苏联逻辑教科书的路子,1980年出了该书第二版。这两本书国内发行量很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1979)的最大特点是:内容精审,阐述准确,文字简洁典雅,例证经过精心选择,习题也经过精心设计。1980年代末,张家龙和王宪均分别提出“逻辑现代化”口号,引出关于逻辑课程如何现代化的不同主张:用现代数理逻辑取代传统形式逻辑;在传统逻辑框架内吸收现代逻辑的部分内容;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分别开设、和谐共存。最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吸收型逻辑教材,其中吴家国主编的《普通逻辑》(初版于1979)得到最广泛使用。后来,三本重要的西方逻辑教材中译出版:柯匹的《逻辑学导论》,赫尔利的《简明逻辑导论》,卡哈尼等的《逻辑与哲学》。国内先后出版了一批带有“逻辑导论”性质的教材,如宋文坚主编的《新逻辑教程》(1992)和后来的《逻辑学》(1998年),重点在于阐述现代演绎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的基本内容,但未被广泛使用;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编写的《逻辑学》和陈波编撰的《逻辑学导论》被相当广泛地使用。 

 

  6. 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

 

  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沈有鼎、王宪均、胡世华、莫绍揆等从国外学成回国,数理逻辑开始在中国发展。1978年后,一批数理逻辑教科书编撰出版。其中,王宪均的《数理逻辑》使用最广,莫绍揆的《数理逻辑初步》被广泛阅读。中国还涌现出一批数理逻辑专家,如吴文俊等人,他们活跃于国际前沿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不少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 

 

  7. 辩证逻辑研究一时兴盛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国内出版了很多辩证逻辑研究著作,编撰了多本教科书,有以下七种不同的研究进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的进路;范畴理论的研究进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进路;非经典逻辑的研究进路;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应用研究进路;思想史研究进路。在这些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总体说来,由于与唯物辩证法区分不清,没有得到广泛接纳和认可。近年来,主要由于悖论研究的推动,国际学术界一些从事非经典逻辑研究的学者对辩证法的逻辑意义予以关注,有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某些次协调逻辑学者)也打出了“辩证逻辑”的旗帜与之进行建设性对话,成为国内辩证逻辑研究的较有活力的方向。 

 

  8.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持续深入

 

  中国逻辑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拓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逻辑史的学科建设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与反思期。第一期的代表性成果有: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1980),詹剑峰的《墨家形式逻辑》(1956),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1960年完稿)和《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1961)。在后两个时期,关于究竟应该如何研究中国逻辑史,有两条不同的进路。 

 

  第一条研究进路选取某些西方的逻辑理论——如传统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非形式逻辑、论辩理论——作为解释中国经典中相关材料的框架,由此来重构中国古代逻辑。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采用符号学的研究范式,可以避免前一种范式的严重弊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整体和原意给出更合理更圆融的解释。 

 

  第二条进路着力强调逻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坚持运用建基于“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之上的比较法,力图在中国文化原初特征的基础上来诠释和建构中国古代逻辑。此类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有别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名学和辩学,后者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推类有类比推理的性质,属或然性推理。 

 

  9. 西方逻辑史研究的寂寞推进

 

  1980年代及以后,出版了一些西方逻辑史著作,如王宪均的《数理逻辑引论》(1982),其中第三部分概述了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的数理逻辑发展史;江天骥主编的《西方逻辑史研究》(1984),马玉珂主编的《西方逻辑史》(1985),宋文坚的《西方形式逻辑史》(1991),郑文辉的《欧美逻辑学说史》(1994)。张家龙长期投身于西方逻辑史研究,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简明逻辑史》(1977)和《逻辑学的发展》(1985),出版了多部逻辑史研究著作。王路出版《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1991),是一部比较可靠且有深度的研究性著作。 

 

  10. 归纳逻辑研究的不断深入

 

  1980年代,中国归纳逻辑研究实现了从古典归纳逻辑到现代归纳逻辑的转向。江天骥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出版专著《归纳逻辑导论》(1987),通过培养研究生和影响同事同行,在他周围集结了一个归纳逻辑研究的学派。王雨田曾负责国家863计划中的归纳逻辑与人工智能课题,主编了《归纳逻辑导引》(1992)和《归纳逻辑与人工智能》(1995)。鞠实儿在《非巴斯卡概率逻辑研究》(1993)一书中,系统分析了沙克尔的潜在惊奇理论和科恩的归纳支持和归纳概率分级,建构了他自己的非巴斯卡概率的形式系统。 

 

  11. 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兴起

 

  周礼全在1960年代就撰文倡导,形式逻辑应当研究自然语言表达式在特定背景下的具体意义。在1980年代及以后,他主张,在现代逻辑学、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而扩大和丰富逻辑理论的作用范围。 

 

  在周礼全的影响下,研究自然语言逻辑的第一代中国学者包括王维贤、李先焜、陈宗明,他们合著了《语言逻辑引论》(1989),还各自出版了专著:如王维贤的《语言学论文集》(2007);李先焜的《语言、符号和逻辑》(2006);陈宗明的《汉语逻辑概论》(1993)和《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第二代包括邹崇理、蔡曙山、黄华新、胡泽洪和夏年喜等人。邹崇理聚焦于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如蒙塔古语法、范畴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等。蔡曙山主要关注语言行为理论和语用逻辑。在成长中的第三代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者中,廖备水表现最为突出,他结合人工智能研究自然语言论辩及其逻辑,参与到高水准的国际合作之中。 

 

   12. 哲学逻辑的传入与兴盛

 

  1980年代以后,国内先后出版了一批哲学逻辑教科书和专著,如王雨田主编的《现代逻辑科学导引》(19871988),周礼全的《模态逻辑引论》(1986),周北海的《模态逻辑导论》(1997),弓肇祥的《广义模态逻辑》(1993)和《认知逻辑新发展》(2004),周祯祥的《道义逻辑》(1999),李小五的《无穷逻辑》(19961998)、《条件句逻辑》(2003)等,宋文淦的《问题逻辑》(1998),周昌乐的《认知逻辑导论》(2001),桂起权等人的《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2002),唐晓嘉的《认知的逻辑分析》(2003),杜国平的《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基础》(2005),余俊伟的《道义逻辑研究》(2005)等。 

 

  张清宇主编《哲学逻辑研究》(1997),撰著《弗协调逻辑》(2003),在弗协调逻辑领域内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徐明主要从事时态逻辑研究,与贝尔纳普等人合著Facing the Future: Agents and Choices in Our Indeterminist World(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在《符号逻辑杂志》和《哲学逻辑杂志》等一流期刊上发表20多篇论文。冯棉也出版多种哲学逻辑著作。 

 

  刘奋荣在其英文著作《关于偏好动力学的推理》中,用现代信息流和行动逻辑来发展一种整合性的新理论。她目前关注在社会背景下对信息流和决策做逻辑分析。王彦晶近年提出并推进了认知逻辑方面的一项综合性科研计划。 

 

   13. 逻辑哲学的逐渐兴旺

 

  陈波出版了4部逻辑哲学著作:《逻辑哲学引论》(1990)、《逻辑哲学导论》(2000)、《逻辑哲学》(2005),以及《逻辑哲学研究》(2014,《导论》的修订扩充版),其中一些得到广泛阅读。他的《悖论研究》一书(2014)对悖论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考察,对其中一些悖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2007年开始,他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迄今已在国际AHCI期刊发表20多篇英文论文,其中绝大多数论文属于逻辑哲学范围。 

 

  王路在《逻辑的观念》(2000)一书中认为,逻辑只是一门考察从前提必然得出结论的学科;其他所谓的“逻辑”,如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都不是真正的逻辑。 

 

  张建军是最早系统研究悖论的中国学者,出版了多种悖论研究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是《逻辑悖论研究引论 》(20022014)一书。 

 

  任晓明和桂起权在《非经典逻辑系统发生学研究》(2011)一书中,对一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做了发生学式的考察,得出结论: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形式系统内外的推理有效性概念是否恰当符合的问题。 

 

  14.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传入

 

  1990年代,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被引入中国,翻译出版了很多相关的英文书籍。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介绍性论文,出版了相关教科书,主要有:武宏志和周建武的《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200520102016),刘壮虎和谷振诣《批判性思维教程》(2006),杨武金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2009),董毓的《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2010),陈慕泽和余俊伟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2011)。 

 

  15. 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型

 

  19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法律逻辑,但大都限于传统逻辑原理加法律和司法方面的例子。2000年以后,关于法律推理和论证的一些西方著作中译出版,一些法律学者进入法律逻辑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使用不同的资源或工具——如传统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论辩理论、法律推理和论证的理论、法理学和法哲学——去研究法律、司法侦查和司法审判等方面的逻辑问题。 

 

  16. 一些逻辑研究机构相继设立

 

  1978年以前,中国缺乏专业的逻辑学研究机构。自1990年代起,国内很多大学相继成立逻辑研究所,如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1997),中国政法大学逻辑研究所(2002),南京大学现代逻辑和应用逻辑研究所(2003年),北京大学逻辑、语言和认知研究中心(2004),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2004),北京师范大学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2005),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2007),中国人民大学现代逻辑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2007),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2013)。 

 

   17. 中国逻辑学家开始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逻辑学界与西方逻辑学界处于近乎隔绝状态。40年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逻辑学界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逻辑学者同他们的国际同行有了实质性交流,不少人在SCISSCIA&HCI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这是中国逻辑学界水准提升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志。 

 

  结语 

 

  1)前30年,中国逻辑学发展得比较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干预。处理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让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彼此不要随意跨界,两者和平共处。 

 

  2)中国逻辑学界70年历程表明:当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时,它本身的状态也相当不好;当打开国门去拥抱世界时,它自身的潜力被激活,得到了发展和繁荣。 

 

  3)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最大好处是:提供其他的可能性,展示另外的前景,来对已有的思想和学术起纠偏作用。若只让一枝独秀、一花独放、一家独霸,所带来的常常是学术上的停滞,甚至是死寂。要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在相互碰撞中得到改善和发展。 

 

  4)由于中国在近代停滞和落后,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接触中,我们主动或被动地处于学生位置:别人探索和提出X,我们只学习和研究别人的X。现在,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别人研究X,我们研究别人怎么研究X,还要与别人一道去研究X,在X的研究上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特聘教授、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2期;摘自《河北学刊》2019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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