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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研:1987年报道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追忆和反思
作者:叶研      时间:2020-01-13   来源:
 

1987年5月6日,在大兴安岭地区人们的记忆中是炽热通红的。

一场特大森林火灾席卷了这片土地。这是一把“令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的火;一把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焚毁85万立方米存材的火;一把令5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的火”。这把火炎炎烧了近一个月。

1987年,大兴安岭北麓林区发生的“5.6”特大森林火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惨重的森林大火。28个昼夜的燃烧,使漠河县、塔河县境内相继受灾。

大火吞没了大兴安岭五分之一的林地,火灾过火面积124万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104万公顷。其中烧毁了漠河县境内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烧毁活立木蓄积高达3780万立方米。大火造成了数百人伤亡,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10亿元。

火灾令全国揪心之时,火灾发生的原因、过程也令人生疑。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雷收麦、李伟中以及实习记者贾永在火灾发生后奔赴火场。

历时30多天的采访,他们换回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组经典篇章。从1987年6月24日至7月4日,三篇整版调查性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刊登在《中国青年报》醒目的位置。

2011年,叶研接受专访时表示,这组报道的意义与价值是“绝对不歌功颂德”:“我们为公众贡献了完整真实的过程,公众迫切需要这个完整过程的叙述。”

值此火灾3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回顾叶研讲述“三色”报道背后的故事以及后续的思考。

原标题为:《中国青年报》著名“三极记者”叶研谈“红色的警告”

(原文刊载于2011年7月7日中青在线网站,内容有所删减)

叶研,1971年参加新闻工作,曾任《中国青年报》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1987年获全国好新闻特别奖、1998年获全国抗洪好新闻奖、2000年获范长江新闻奖。

他曾先后去过北极、南极、珠峰等地区,被人称为“三极记者”。1985、1986年两次赶赴老山前线,多次通过炮火封锁区和“生死线”。他采访过大兴安岭火灾,参加并参与指挥了1998年的长江抗洪报道,还是第一个去南沙采访的军外记者。

问=记者

叶=叶研

:请问叶老师,当您听说大兴安岭火灾发生时第一感受是什么?

:火情的消息是从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中的泰勒斯气象卫星云图上看到的,很焦心,因为中国本来森林资源就短缺,经不起这么大面积的烧。

报社总编辑徐祝庆得到文件后叫了车直接从北京赶到唐山记者全会上去传达,意识到要马上派人赶赴重大新闻现场——大兴安岭火场。这时杨浪想到了我,在一个上午给我打电话,我和同事们下午就出发了。这时其他新闻单位许多人已经赶到现场。

:当时全国有100多名记者采访,没有经过事先的命令和部署安排,就自发去采访。那么当时您和中青报的另外两名记者一起采访之前做了哪些工作?

:出发前的物质准备不说了,到塔河后每人买了一块草绿色塑料布,雨天当伞,露宿当铺盖,忘了四个人中的哪一位还补充说,“死了裹尸”。

和别人不同的是思想准备。出发前到杨浪办公室开了个准备会,提出进入灾难现场的记者应该是受众获得信息的最前端的传感器,“大火背景下的社会”、“社会背景下的火灾”的视角成为大家共识,形成了一定要突破大灾大胜利、小灾小凯歌模式的决心。当时也是血气方刚,有一种真正的新闻记者必然是官僚主义的天敌的感觉。

:您也提到说在正式采访之前,要避免说之前一直采取大灾大胜利,小灾小凯歌的思路。您真正到火灾现场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障碍呢?

:一切都是非常规操作。用加盖空军作战部章的团中央的介绍信乘军用飞机到齐齐哈尔,转乘军方直升机到塔河。

展开采访的第一件事是在塔河扑火救灾指挥部搞地图。切入一个地域广阔的新闻现场,第一位的判断是向哪里跑动,哪里是新闻事件的中心,哪里的信息最有价值。连东部火场和西部火场空间概念都没有,不知哪里是第一批起火点,重灾区在哪里,扑火最较劲儿的地段在哪里,那一定抓瞎。图纸经过复制,四个人人手一套。这样,才有了雷收麦和我到西部火场(漠河及古莲林场)、李伟中和贾永到东部火场(秀峰林场)的分工。

:您当时去大兴安岭采访时,您觉得当时在采访过程中,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们是怎么克服的?

:第一个困难是信息传递。当地实行了新闻审查,稿子要他们签了字才能发。而且当时通讯手段只是邮电局发电报。连传真都没有。长途电话要人工一站一站地拨叫。

第二个困难是信息的发掘。如果一定要列出一个新闻操作的顺序,那第一步是前提性的,前提是确立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的理念。把握事件全貌,确定重点。

捕捉不到核心信息而仅仅停留在表象,至今仍是新闻报道的弊病。我们在许多重大事件报道中看到的仍然只是表象。

在大兴安岭火灾采访中,困难的是客观准确地还原事件的整个过程。我们要闻、动态类信息、局部情况介绍也发了不少,仍属于表象信息。一个多月后火都扑灭了,还是没有一个记者来告诉公众这次大火的来龙去脉。也有的记者试图写出全景式的报道,但采访不深入,一旦遇到关键情节,就用“听说”、“据说”来回避报告确凿的、真实的信息的职责。

明确了前提,接下来就是信息的挖掘。信息的挖掘是记者的天职。我们在灾区呆了很久,多数记者都撤退了,我们还在调查采访。李伟中直接闯进县消防队了解那几天消防车扑火的路线,这种单刀直入的做法,有快捷直接的一面,也会遭致激烈的反弹。因为进入小餐厅拍照一些人吃喝,我们几个人受到围打。打人的没事儿,我们倒被叫到公安局问了两天。当时情况有些微妙,可能是我们挖掘真相的执着劲头引起周围人注意,也可能是我们盖有空军作战部和团中央公章(还有第三个什么公章,资料没在手边,记不清是哪个大单位了)给了当地人一种神秘印象,好像我们负有某种特殊使命,染上一点上面派来作内部调查之类的色彩。县公安局长没问我们什么话,倒是从头到尾把自己火灾期间的行为反应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后来,竟然把一大叠材料放在桌上,自己寻个借口出去了。公安局长出去的时间一长,我们就不客气了,翻看那一大叠材料,并作了抄录、翻拍。这是所有副县级以上干部在火灾过程中的详细在位情况,是每位干部自己写的。当时还涉过老槽河到焚毁林地考察,能够了解情况的场合、能够深入延展的线索都不放过。官员、灾民、留守人员、转移人员、店主、警察、消防队员、扑火官兵、学生等等能访的都要访到。

为了复原事件总体过程,凡需要做的,我们就尽可能做。到了我们连每一台消防车的开行路线、多数干部的表现过程都掌握的时候,就离事件的总体真相很近了。所以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报道也是典型的调查性采访。

:这个系列报道是4个人合作完成的,当时是如何分工的?

:在采访和写作中,我从李伟中和老记者雷收麦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雷收麦后来写文章回忆说,“合作是幸福的”。在李伟中身上,我看到的是犀利的突破能力、勇气和决心。雷收麦的工作经验和沉稳作派,也留给我极深的印象。《三色》是四个人集体劳动的结晶,是整个编辑出版部门各工序共同努力的结果。写作分工上,《红》是李伟中和我执笔,《黑》是雷收麦和贾永执笔,《绿》是李伟中单独完成。

:采访总共经历了多长时间?整个采访过程中,你们觉得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场采访时间多长,日记没在手边,大概三四十天吧。总之是高炮预备师利用天气条件实施好几天人工催雨,山林的暗火最后熄灭了以后,离开了漠河的灾民们。

关注是多方向的。比如环境和环境观念,比如人们在灾难中的心理和行为,比如事件经过的所有细节等等。但最揪心的是灾民。我们在废墟堆里采访一对老年夫妇,手里只剩半口缸米。那心里真是难过。说到底,我认为在理论上新闻的立场是客观、公正、准确、均衡,同时记者是有感情的,记者的感情立场是大众立场、公众的立场。正是这种公众的立场决定了我们对官僚主义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保护环境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灾难的视角和透析力。

“三色报道”是您去采访了一个月之后才刊发的,那么从时效性来说不及其他媒体的报道。但是多年过去,大多数读者记得住的只有三色报道。三色报道和其他报道比起来能够被人记住的原因在哪里?和其他报道不同的区别在哪里?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为公众贡献了完整真实的过程,公众迫切需要这个完整过程的叙述。全景式、回顾性的重大事件报道,人们还是爱看的。尤其是没有这样的报道的时候,这种需求更迫切。光写动态的、局部的表象报道,绝对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差远了。

另一方面是,核心事实的性质上的把握。新闻报道有时并不裁定事件的性质,新闻主要提供事实信息。下结论、做评判是官方的事情,或者是广大读者的事情。但只有提供了足够的事实信息,公众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因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全貌,受众自己得出了那件事儿终究怎么回事儿的最终判断,报道才给受众留下印象。

:这组报道,在几十年来灾难报道的发展历史上,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这组报道的意义与价值是绝对不歌功颂德。这是由我们的职业意识、大众情怀和平民立场所决定的。我在有关三色报道的体会文章中曾经归纳过,灾难就是灾难,A就是A,不是“非A”,不是B。就这么简单。把A说成“非A”是人为的更大的灾难。三色报道估计是第一次集中地体现了绝对不歌功颂德观念,所以受到民意的肯定和欢迎。像有些人说的,这也算是开了个头儿。此前国内灾难新闻多数是凯歌式的,也许有过一些真实报道,但报道规模上不像三色那么集中,没做到全景式的报道,所以影响力不理想。

中国新闻界除了把灾害说成是胜利,即把A说成“非A”;还出现过把不是灾害说成灾害,即把“非A”说成A的事。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甚嚣尘上,各省粮食产量争放卫星,导致中国饿死了很多人。其中新闻界在鼓吹虚夸的粮食产量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了“高产量”才有后来的高征购。试问:煌煌数千年人类史上还有比这更惨痛的事件吗?还有比这更大规模的逼人致死的事件吗?事件的始作俑者罪孽深重,新闻界也难逃其咎。事先说大话、吹大牛,引起粮食高征购;事后把一切说成是自然灾害所致,为责任者推卸责任,颠倒黑白,掩盖真相,粉饰太平。这就是把非自然灾害说成是自然灾害,把“非A”说成A。这同样是更大的人为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新闻界是有原罪的,也是人格分裂的,心里明白装糊涂。当代的媒体人继承了新闻界的遗产,同时就继承了新闻界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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