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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官僚政治是企业家精神的死敌
作者:汪丁丁      时间:2019-12-02   来源:
 

本文首发于72期《腾云》杂志

我始终不相信中国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始终不相信中国经济能避免全社会的普遍官僚化结局。

我很熟悉中国延续了至少两千年的官僚政治以及在毛泽东与黄炎培对话之后闻名于世的“黄炎培定律”,我很熟悉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结尾时写下的“费正清预言”,我更熟悉最近二十年如毒雾般笼罩中国社会并扼杀创新精神的官僚化趋势。

二十五年前,我在香港大学经济系(当时张五常是系主任)研究社会演化与企业家行为,并确认了一项对我的政治学说有深远影响的命题:“官僚政治是企业家精神的死敌”。

作为这组文章的开篇,我列出论证这一命题的九大要点:

1

企业家精神是三项精神的合取:a. 敬业的精神,b. 合作的精神,c. 创新的精神,也就是说,企业家精神=abc。不过,中国社会的企业家精神还表现出第四项精神,d. “济世的精神”,所以,中国企业家精神=abcd;

2

官僚行为的核心特征,韦伯提供的理想形态(ideal type)是,“努力最小化”(包括“风险最小化”)。于是有例如俾斯麦统治时期德国官僚的不徇私情的“文牍主义”。可是由于“敬畏感”的普遍缺失,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官僚行为在文牍主义之外还常常是徇私情的,从而是“腐败行为”;

3

在制度学派的视角下,以“权力”为要素的政治活动,为以“资本”“劳动”“土地”为要素的经济活动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由此界定微观层面每一经济行为的“决策环境”。此处,根据产权学派领袖巴泽尔的定义,甲对乙的权力就是甲施加成本于乙的能力;

4

广义而言,“制度”=由互补性主导的全部行为激励的集合。虽然,存在许多不受互补性主导(互替性大于互补性或相互完全无关)的行为激励,这些激励很难在同一制度之内相容——制度费用太高以致制度瓦解;

5

根据科斯的诺贝尔奖演说,生产的制度成本+生产的要素成本=生产成本。于是,“技术的创新”旨在降低生产的要素成本,而“制度的创新”旨在降低生产的制度成本。根据诺斯的定义,“企业家”的集合既包括政治的企业家也包括经济的企业家;

6

经济发展的实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常称为“企业家过程”(entrepreneurial process),根据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描述,企业家过程有下列各阶段:

w. 在成为公共知识的“一般均衡”格局内想象创新活动可能导致的各种可能的一般均衡格局,v. 想象每一创新活动的潜在利润(创新导致的一般均衡价格与为创新而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目前价格之差的净贴现值),x. 仅当企业家能够“说服”要素控制者出借创新所需投入的要素之后才可能实现创新的潜在利润。

企业家过程=wvx;

7

根据新奥地利学派领袖克孜涅尔的定义,企业家能力=对潜在盈利机会的敏感性。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企业家能力,只要有适合于他对潜在盈利敏感性的机会。又因为在不适合的机会里他对潜在盈利的敏感性消失,故而,不同于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能力没有“机会成本”(能力与适合能力的机会是“绑定”的);

8

根据哈耶克的演化社会理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就是允许每一社会成员在每一可能方向上尝试新生活的社会。就“法治”这一理想形态而言,伟大的社会允许每一社会成员在每一可能方向上探索并保护他们实现潜在利润的权利;

9

每一社会成员身上蕴涵的企业家精神abc(或abcd)在多大程度上激活并实现为企业家过程wvx(从精神到现实的这一过程可记为abcwvx),取决于特定的社会与“伟大的社会”(理想形态)之间的差距。

另一方面,特定社会向着理想形态改善的程度,取决于abcwvx。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动态过程,称为“社会演化”。社会演化可以导致无序,也可以导致有序。后者,被称为“涌现秩序”(emergent order)。

在各种可能的涌现秩序当中,有些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些是有害于社会发展的,还有些是导致社会演化停滞的。官僚政治是使社会演化陷入停滞的涌现秩序,难怪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王造时的中译本)开篇就说“中国停留在历史之外”。

生活在社会演化过程之内的人,我称之为“局内人”。考察社会演化,有“局内人”的视角,也有“局外人”的视角。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学说,采取了“局外人”视角。克孜涅尔的“企业家过程”学说,采取了“局内人”视角。

事实上,企业家行为必须是局内人的行为,这是企业家精神的悲剧基调——古希腊悲剧的英雄人物,结局早已命定却非要反抗命运。企业家过程wvx,每一阶段的基调都是悲剧的。

创新,政治的和经济的,永远意味着批判主流意识,批判者于是有了古希腊悲剧人物的基调。“eethos” = ethos+pathos+logos。这一等价的右端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三要素:伦理、激情、逻辑。它的左端不易翻译,我多次借鉴王元化先生的几篇文章,建议译为“情志”,它是“伦理”的古意,也是wvx悲剧英雄的三要素。

四十年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发端。借助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视角,我们不妨平静地宣布,“时间开始了”。

于是,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广泛激活,由此实现的企业家过程,被经济史家称为中国经济的“奇迹”。仍要借助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视角——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的企业家精神已激活,他的人生就有了悲剧英雄的基调。

当然,由于是中国人,他不仅生活在当下而且生活在传统里。所以,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更容易从英雄角色里抽身出来,重返平庸。

王小波说过,中国人早熟于先秦时期,于是当代中国人都很圆滑。当然你也可以引用林语堂的评论:西方人的人生是技术的,中国人的人生是艺术的。

其实,这是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李泽厚用语),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韩德森用语)的“原型”(荣格用语)的表达,能被表达于是成为“文化意识”。如果你的自我意识(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认同”中国文化意识,你就是中国人,不论你在世界的哪一角落生活。

中国文化意识的基本结构,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两千五百年基本不变。虽然,有诸如“五行”与“四象”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佛家与儒家之间的外在紧张,和由此而激活的思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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