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积月累，积攒了一些关于“历史感”的资料，归纳在一起，发人深省，与君分享。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昨天的新闻。

海德格尔：我们自身就是历史，我们在历史中承荷自身。

马克思、恩格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奥威尔《1984》：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现实。

约翰•伯格：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

艾略特：基督教不存在了，欧洲文化也将不复存在。未来的可能性，在于人的历史性，不能割裂历史。

丘吉尔：你看到的过去越多，你预见的未来也就越远。

斯宾诺莎：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请研究过去。

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

别林斯基说：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拜伦说：时间能矫正我们谬误的见解。

罗素主张应该让学生读几年前的旧报纸，选择当时曾激起政治热情的事件，分析各方面的观点和评述，发现各方都有偏离事实的偏见，加强对事实的辨别能力和怀疑意识。

伽达默尔提出“历史时间间距”。有些东西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跳出眼前看问题才能提高判断力。

莱曼•弗兰克•鲍姆《绿野仙踪》：对变化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准则。

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经典道白：“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准则。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的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文化的诱惑》中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太快得出结论。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只有见风使舵的立场却没有永恒普遍的价值信仰，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群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卡希尔《人论》说：历史学的任务：力图确定那些经久不变的、周期性发生的、有代表性的因素，因为这样的一些因素能够在我们的理智和情感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一种真正的历史的眼光需要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必须在各阶层繁杂而且往往自相矛盾的言论的背后发现统一性。历史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法国画家安格尔说：只有画历史题材的画家才有能力画出美丽动人的景物。

白居易《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赵翼《瓯北集》卷二三《杂题》认为秦始皇修筑长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当时是暴君的虐民行为，而站在整个历史的高度看，长城有巩固边防的作用，而大运河则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可谓“功及万世长”、“贻休实无疆”。

“松汪太守明日来”典出赵豫任松江府太守时，凡遇怒气冲冲来诉讼者，皆让其“明日来”。当事人明日来时的怒气自然平息许多，问题解决起来自然也容易许多。

陈平原《何为大师？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反而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才是“真金子”。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启发人们把时间放在历史过程的内容上来考察。时间表达着人们实践的主题，诸多时段、事件与活动，按照历史的节奏韵律，组合，重建，解释，为人的活动赋予了意义和价值，为文明的进程刻下前进的轨迹。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布罗代尔提出“三个时段”：短时段对应的是事件，中时段对应的是局势，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这里，布罗代尔把现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关联起来。

我用布罗代尔的“三个时段”理论概括人类发展的三段历程。一是“神”的时代，最发达的是祭祀的“礼器”，主题是“崇拜”。二是“王”的时代，最发达的是杀人的“武器”，主题是“征服”。三是“人”的时代，最发达的是日常的“用器”，主题是“服务”。

尽管现在世界很热闹，局部擦枪走火难免，总的判断，打不起来，不是那个时代。涵养深厚的历史感，才能客观地评价过去的得失，清醒地分析今天的形势，及时地校正明天的走向。

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结构转型，因为我们幸运的生活在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一个“人”的时代。

“神”的时代，山隔水屏，交往较少；“王”的时代，文明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战争；“人”的时代，文明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交易和交往了。

变化，是有转折点的。不是每代人，都能有眼福看见哈雷彗星的孔雀开屏。只是在某些河段，历史长河才抖出威风凛冽；只是在某些时空，山川大地才舒展波澜壮阔；只是在风云际会的时点，社会变迁才会上演惊险一跳。人类一路走来，鲜血淋漓，白骨累累，我们的有生之年，赶上了这样根本性的巨变，生活在和平交往的时代，是多么幸运啊。有人这样比喻，把人类发展史假设为24小时，在23点以后才发生巨变。传播学之父施拉姆说的更狠：“这一天的前23个小时，人类传播史上几乎全部是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天的最后7分钟。”正是这最后7分钟，谱写了人类历史的黄金时期，翻开了人类历史的壮丽篇章。

看转折点的壮丽，更要看转折点的艰辛。余秋雨《苍老的河湾》说：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湾口上常常会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异味扑鼻。利玛窦临终前对身边的神父们说: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引向极大的报偿，但必须是经过艰难险阻才行。李大钊《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说：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的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和深度，应该以这样的责任和担当，感恩我们分享的巨变，投身我们参与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