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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能学到什么,为什么重要
作者:贝淡宁      时间:2019-11-18   来源:政治科学年度评论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其主要的政治价值观将逐渐对中国和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比较和学习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本文试图将中国哲学传统中精英统治、等级制度与和谐文化三个主流价值观,与西方社会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进行比较。

词:精英统治  等级制度  和谐  民主  平等  自由

中国学生和学者在政治思考过程中,天生就会运用比较的方法。尽管存在政治上的限制,中国大学里的政治研究大多涉及中西方哲学传统中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比较。师生读取中西方传统中的经典,经常去西方国家学习政治理论的最新研究。相比之下,西方的大学则显得格外狭隘。主流英语系大学的政治科学、哲学和法律院系大都致力于西方社会的学术研究,缺乏对中国传统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认真探索。

为什么这很重要?有哲学上(或知识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哲学为思考政治事务提供丰富多样的范例文本,而西方大学无视中国传统的经典学术研究。而且,通过对不同传统文化中主流思想的学习,能够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政治思想。还有政治层面的原因。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迫于西方国家拥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国的政治学被边缘化。中国政治传统尚未影响到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从实用层面上讲,西方人没有了解它的必要。但现在我们不能不讨论中国崛起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因为它们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例如,中美政治上的不同观点不仅是两国在军事和经济利益上存在冲突,一定程度上源于不同社会对主流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优先排序不同。当然,这两个社会共同拥有多种政治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优先排序不同,这在冲突事件中很重要。为了化解根植于文化误解中的政治冲突,需要理解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并尊重道德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比较工作可以产生新的政治思想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紧迫的全球问题。当西方国家能够完全支配世界时,完全依赖西方政治价值观,很难产生与当今多极世界相关的实用见解。

这并不全是坏消息。西方国家远非完全一致,例如挪威似乎更具有国际意识。区域研究一直是美国大学突出的分支学科,政治学家主要比较发达国家的政治机构,其次在较小程度上比较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机构,很少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机构。政治学家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政治价值观。然而,缺乏的是对西方以外政治价值观的系统反思,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学者一直在讨论如何向“西方最好的国家”学习。

当然,我们期望系统地从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这源于政治理论界的首要目标是规范化思考社会应该如何运作以及确保政治活动合理有序,但进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初,我选修了“柏拉图到北大西洋公约”模式的课程,毕业也没有意识到能够从非西方政治世界学习任何有益的规范性知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社群主义思想家对建立在自由民主经验基础上的普世政治观提出质疑,但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上可取的现实替代方案。主要讨论关于深化民主的必要性而非限制民主、如何简化等级制度而不是考虑哪些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以及忽视对和谐价值的讨论。西方自由主义者最终采纳了社群主义的观点,同时,由于没有与非西方社会的主要政治价值观进行正式研究,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在学术上消失了。最近,比较政治学理论领域研究进展缓慢,但确实对西方大学产生了影响(vonVacano 2015)。布鲁金斯学会的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和《普林斯顿-中国》系列翻译出版了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关键著作。其中大量涉及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方法论讨论(Dallmayr 2010,Godrej 2011,Jenco 2007)。理论家将过去伟大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进行了比较(Yearley 1990,El Amine 2015)。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部分著作包含了更明确的规范性问题(Tan2004,Jenco 2010)。但是,西方大学很少系统地比较中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并以人民大众更能接受的方式将这些观点与当代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也没有从中国政治文化中获取比如精英统治、等级制度、和谐政治价值,为比较项目建构基础。

那么,比较中国和西方主要政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呢?当然,二者有很多共同的领域。在中国,没有人公开反对“薄”人权,例如反对种族灭绝、奴隶制、酷刑、谋杀或一贯的种族歧视的权利(Walzer 1994)。但在西方社会,诸如民主、平等和自由等主流政治价值观在中国备受争议。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官员经常质疑这些价值观,并限制有关西方价值观的政治辩论,以掩盖丑陋的政治权力滥用。但这并不是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大量中国政治改革者、中立的学者及国外研究中国哲学与政治文化的专家认为,与西方主流政治价值观相比,以精英统治、等级制度与和谐为例的政治价值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合理有序产生了影响(Bell & Li 2013)。当然,这种主张需要以开放思想来审视。不能根据西方社会道德理想与社会实践基础上生成的普世价值与政治推理,来否定中国的价值观。也不能断然声称文明之间有着不可协调的差异,并排斥文明之间的共性与相互学习的可能(Huntington 2011)。我们需要系统地比较中西方的政治价值观的优先排序,并探寻二者的共性和差异。如果二者能对比清楚,我们需要考虑向他们学习的可能。我们能否基于多种政治传统,建构一种独特的政治道德,帮助我们思考多极世界中的政治问题?还是我们应该顺从这些差异?如果一些差异难以协调,那么我们需要从道德上反思如何根据差异来协调关系。我们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承受或尊重一个与我们政治观截然相反的社会?当西方国家在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持下施加压倒性的文化影响,则在未来这些差异有可能被忽视,但现今我们需要(至少)根据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政治价值观的诉求,来看待政治冲突的文化本质。

本文论述了近年来系统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政治价值观的成果。汉语语境下存在着大量的学术讨论,但由于空间的原因,我的讨论局限于英文作品。我主要关注与当今政治争议相对的哲学观点,而不是国家和地区之间价值观的实证差异,尽管后者可以阐明前者。过去几年学者已经写了相关的作品。2014年至2016年期间,我担任伯格鲁恩哲学与文化中心(BPCC)的负责人,我的思想受到工作影响。BPCC汇聚了跨文化和政治边界的主要思想家,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通过广泛的相互学习,并将调查结果转化为一种中西方广大人民更能接受的语言进行宣传,以增进相互了解,并产生新的见解。具体来讲,BPCC关注的主题是(a)围绕长期政治意义传统和哲学意义传统中的两极分化及其张力(b)如果从不同的道德传统不同学科的角度探索,可以产生新的见解,并且(c)欢迎更多系统化的比较研究。其目的不仅是要阐明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共性与道德上的合理差异,还要产生新的视角及新的哲学思想。按照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学科著名思想家广泛的思考,BPCC在这一时期优先排序了三个跨文化的社会与政治意义主题,其中特别强调一直被西方学术讨论忽视的中国政治传统的贡献:精英与民主,等级与平等、和谐与自由。我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为起点,讨论每组对立观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

二、精英与民主

关于民主(指民治政府)和精英政治(指政治制度应该以选择和提拔具有卓越能力和美德的领导人为目标)的历史最长。柏拉图以批判民主著称,并在《理想国》中捍卫了精英政治理想。尽管思想家很少为纯粹的精英政治辩护,精英政治在随后的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开国元勋和19世纪的自由派精英,如John Stuart Mill和Alexis de Tocqueville,提出了将精英与民主结合起来的政治理想(Macedo 2013,Skorupski 2013)。今天,自由民主国家选拔精英并授予行政和司法职位,但他们对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实行间接负责(Pettit 2013)。他们在一个狭小领域内行使权力,并应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政治中立。例如,英国公务员是为当选的政治家服务,他们需要把自己的政治观点搁置一旁。但是应该有考核精英的想法,比如通过考试或拥有低级政府政治经历;根据能够在广泛领域上作出政治判断而挑选政治领导人的想法,在西方社会被认为是超越道德栅栏。无论多大规模的政治团体或是政治背景如何,人民条件反射般地认为,一人一票是选择政治领导人唯一合乎道德的方式。因此,如何最好地选拔出在广泛领域中作出政治判断并拥有政治团体最终决策权的政治领袖,这种政治精英理论在二战后的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中消失了。可以在公务员制度中讨论精英政治,但不能据此而为这种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方式进行辩护。

也就是说,人民越来越质疑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素质。选举民主具备了领导人对公民负责、并确保领导阶层和平过渡的优点,但如果选民选举出缺乏能力或容易腐败的缺乏经验的领导人,这个体系就不会良性运转。保证民主选举合理的关键在于选民是理性的,并在选择领导人方面做得很好,但社会科学证据表明,人民往往缺乏做出道德上明智与理性政治判断的能力和动机(Brennan 2011,Aden & Bartels 2016)。选民通常很难了解自身的经济利益(Caplan 2007)。他们为了自己的短期或族群利益,以不道德的方式投票,即使会给其他政治团体带来沉重的代价(Mann 2005)。当他们投票赞成共同利益时,他们通常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子孙后代、生活在本国以外的公民、动物和受政府政策影响的其他生命的利益;至少在冲突中,选民不太可能牺牲投票群体的利益来支持非选民(如未来几代人)的利益(Mulgan 2011)。

类似于John Stuart Mill的建议,即受过教育的人应该获得额外的选票,相应的,理论家提出了旨在增加见多识广、有公德心选民更多话语权的措施。Caplan(2007)提议对选民的经济能力进行检测。Ziliotti & Bell(2014)在两个政党的政治平台上提出了多项选择题考试,这不比驾照考试难多少。无论这些提议的规范可取之处是什么,都不太可能在已经实施了个人选举制度的国家进行严肃的听证。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或者被限制投票的权利。当然,选举民主的国家可以(或许应该)实施旨在促进无党派专家作出决策的措施,并在两次选举之间提高决策过程的质量(Berggruen & Gardels 2012)。但是当选的领导人仍然有权力决定是否实施无党派的建议。专家们作出缺乏民主合法性的决定,使得承诺恢复人民权力的民粹主义煽动者崛起。总而言之,选举出不能兑现承诺或是推动了不合理政策的低质量领导人,也是人民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表明,主要(或最终)依赖选举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主要依靠选拔德才兼备领导人的精英机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一贯的主题。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秩序瓦解之后,选拔杰出人才的思想出现了,并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迅速发展,当时受到了重要知识分子的提倡(Pines 2013)。可以夸张地说,随后中国政治理论的争论集中在公共官员需要何种才能与道德、以及何种选取才德兼备领导人的机制。中华帝国对贤能政治的巨大贡献是创造了科举制度。从隋朝(581年-618年)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瓦解,选拔政府官员主要通过严格激烈的考试竞争的方式。然而,考试的主要功能是对精英进行过滤(Elman 2013),其次是在低级政府进行的绩效评估。皇帝能够也确实越过整个系统任意行使政治权力。

20世纪早期就出现了如何协调贤能政治和民主的问题,面对软弱的中国,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社会中更为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体系。孙中山先生(1866-1925)是国民党的第一任领导人,他主张民主选举,并建立摆脱君主专制统治依赖的独立的考试部门。考试部门将为包括民选官员在内的公职人员设置考试,所有官员就职前都必须通过这些考试(Sun 1994;参见C.Li 2012)。然而,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比那些能通过考试但在选举中获得很小比例选票的官员,赢得了大部分选票但没有通过考试的领导人被视为更为合法的代表。因而,不要惊讶国民党在台湾掌权后,考察部才被用来测试公务员。

在中国大陆,关于贤能政治的辩论停止了,因为毛泽东主义重视战士、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贡献胜过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革命领导人无视自上而下的政治现实,声称他们正在重建一种新型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精英主义的捍卫者在中国大陆消失了并不再被公众听到。但是,历经激进的民粹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的“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复兴贤能政治。中国领导人重新确立了其贤能统治传统的要素,例如在低级政府的考核和晋升基础上选拔领导人,同时在村级建立民主选举。然而,贤能政治与民主的理想和中国的政治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代政治理论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以调和贤能政治与民主。

几位思想家提出,在中央政治体制层面上,结合精英制度与民主制度的优势。设计合理的宪法体系应该具备能体现在一人一票民主基础上选择领导人的必要制度,以及体现需要有高水平能力与美德的优秀领导人制度。Jiang(2012)提议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机构,成员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并与以儒家经典知识为基础选出精英人士组成的精英机构进行平衡。Bai(2013)提议建立一个倾听人民声音并为公民投票提供精神上的好处的人民民主机构,同时挑选有卓越的能力和美德的成员组成精英立法机构。精英机构的成员选取要通过一系列考试、低级立法机构成员投票以及代表社会各阶层的配额制度来选择。精英机构将有权就与非选民有关的问题和政治团体的长远考虑进行立法。Chan(2013,2014)认为一个民主的立法机构应该得到由经验丰富的政治记者以及根据美德与才能挑选出的高级公务员组成的精英机构来补充。

上述提议的问题不仅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深层次的问题是,即使看到了曙光,他们也很难(或许不可能)进行组合。一旦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政治领导人,那么他们就必然被选民看作是合法的政治领导人,久而久之精英阶层的权力就可能被边缘化。在诸如英国等西方国家中,在上议院中注入精英政治不仅仅是一种趋势。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民强烈重视贤能政治(Shi 2015),但其他东亚社会对贤能政治的重视迅速改变,当要做改变时,逐渐采用一人一票的形式支持民主制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民主制度化后,都倾向于民主制度,而不是家长式的儒家传统(Shin 2011,2013)。

因此,也许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将选举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一人一票方式制度化,未来有望将强大的精英统治制度化。因此,政治理论家试图建立一种垂直的民主精英理想,即在低级政府中实行民主制度,在上级政府中政治制度更加精英化——这在过去30年里激发了中国的政治改革(Bell 2015)。Zheng(2010)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招募不同社会群体中的精英,开启了政治进程。中国共产党可以也应该继续向缺失自由公平竞争选拔高层领导人的现行政治制度引入民主元素,比如与其他社会和政治参与者谈判协商与互惠互利。Yao(2013)认为,公正的中央政府和理性选拔政府官员的程序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成功。然而,党和国家必须设法获知普通民众的需求,并监督自己的领导人,以确保持续的成功。He(2016)讨论了在中国各级政府中协调精英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努力,但呼吁更多的协商民主实验,以及在选拔和晋升过程中更加强调公职人员的价值而不是政治忠诚。Xiao & C.Li(2013)认为,贤能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衡量能力比美德更容易。考试可以测试知识,绩效评估包含了相对客观的评估,比如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这样的机制不能有效地过滤掉更关心自身利益而不是共同体利益的腐败候选人。因此,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往往是能干的行政官员,但随着更多的资金介入政治体系,官员变得更加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Xiao & C.Li(2013)的结论是,中国政府需要放松专制控制,允许对党和其他途径的更多批评,从而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但是,中国政府能否在不采取多党统治和民主选举高层领导人的情况下开放,这意味着人民可能会选择没有经过严格的精英选拔和培训过程的政治领导人,从而侵蚀精英体系?或许贤能政治需要控制政治结社的自由,以至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非精英政党和政治家就不可能轻易赢得政治权力。可能还需要新加坡式限制言论的自由,以保护贤能政治挑选的政治统治者的声誉和道德权威(因此具备合法性)。在中国,支持社会更开放的贤能政治捍卫者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强烈重视平等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有的话,什么能证明政治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哪些等级制度更为普遍?

三、等级与平等

平等显然是一项重要的价值,关于平等的理想和实践有很多,以及需要平衡性别、阶级、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等级制度也同样重要,但对等级制度的研究远远落后了。在纯描述性的意义上,等级制度是一种关系,其特征是(a)差异,以及(b)根据某种属性进行排序。社会等级倾向于具有规范性维度:这一社会制度是指,“对有价值社会维度的个人或群体显性或隐性的等级秩序”(Magee & Galinsky 2008,p.354)。所有大规模复杂的社会都需要根据一定的等级结构进行组织。这一点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西方国家却更具争议。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哪些等级制度是合理的,哪些不是?不同社会和道德传统对平等和等级制度的理解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在金字塔的顶端和底层有什么责任?——在家庭和工作场所,在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在国家之间,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在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之间——如何促进这些责任?同理,和谐,责任以及其他价值观和美德在道德上合理和有益的等级关系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如何培养?从过去和非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关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等级关系的观点,能否会让我们在未来与人工智能机器的合适关系上进行讨论?

简而言之,重要的是考虑何种等级结构是合理的,以及如何与平等主义目标相兼容。复杂社会需要等级制度,任何趋向于建立没有等级制度社会的努力,如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都可能导致专制统治和暴政。因此,我们需要清楚地区分好与坏的等级制度,并思考如何促进好的等级制度,并尽量减少坏的等级制度的影响。遵循商业研究思路有这样的研究:似乎很明显,大公司需要某种等级制度(Mochari 2014)。在国际关系中也是如此:显然,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并且任何理论都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Lake 2009)。但是,道德上合理等级制度的相关问题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已经被边缘化了。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富有潜在生产力的领域。

无论表面上反对说什么,人类都倾向于支持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一项研究(Zitek & Tiedens 2012)发现,人们潜意识里喜欢等级制度。表示等级结构的抽象图表比表示平等的图表更快地被记住,而更快的处理过程使参与者更喜欢等级关系图表。同样的研究发现,参与者更容易对一个等级更多的公司做出决策,因此认为等级组织具有更积极的性质。我们通常把尊重等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很明显,勒布朗·詹姆斯凭借在篮球场上的成绩,在2016年季后赛中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的奖杯。无论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道德价值有什么争议,很少有人反对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奖励那些有伟大道德成就的人。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通常支持关于平等制度的主张,抵制关于等级制度价值的主张(Bellah et al.1985),并抱怨等级制度是不人道的、不道德的和不民主的(Leavitt 2004)?主要源于道德上坏的等级制度带来的不愉快经历,以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种姓歧视的形式对人进行区分。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人会在高贵的出生、种族或性别上为天生优越或低等人的等级制度进行辩护,尽管这样的等级制度在过去是常见的(并且普遍被接受)。在古罗马,对奴隶人身攻击的惩罚是对自由人惩罚的一半(2015,P.144),但是今天的奴隶制(幸运的)被视为道德上的淫秽。Walzer(1983,p.313)指出了印度村民接受支持种姓制度的教义作为公正等级制度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现在不再适用(如果它曾经被接受);印度的知识分子很少捍卫种姓制度。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由于通过了公共服务考试,成功的考生被免除了刑事处罚,但我不知道哪些现代中国思想家(包括儒家学者)试图在法律面前恢复这种不平等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平等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合基本的道德身份平等和刑法面前平等的良好等级制度。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区分好与坏的等级制度,我们就不能尽我们所能(也应该)去促进好的等级制度,并减少有害等级制度的影响。那么支持等级制度的理由是什么?特定形式的社会关系中应优先考虑什么?在这些方面道德上合理的文化差异是什么?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证明等级制度合理的最明显理由是效率。任何大公司或官僚机构都需要等级制度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运行。军队中对等级关系的需要尤其明显。Edmund Burke(1999[1790])著名批判法国革命者在军队中寻求平衡军事指挥与服从关系,并预测将导致“懂得安抚士兵艺术受欢迎的一些将军,拥有真正的指挥精神”,谁会“依靠自己吸引其他人的眼睛”,最终会成为“整个共和国的主人”局面的崛起(p.332)。今天,为了军队能获胜,我们承认军队等级制度是合理的,只有在非正义战争情况下有异议。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约公元前310-公元前219年)为捍卫等级制度提供了另一种依据。他从人类倾向于利己和无限追求欲望的假设开始,但他认为仪式可以最小化这些缺陷的表现。仪式可以在参与者之间创造一种社群意识,并使人类的互动形式文明(或变得文明),否则就会导致冲突。荀子讨论了涉及不同权力和地位阶层的人的等级制度,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在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公开谴责等级制度,等级制度被用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不适合现代社会。但这是对荀子意图的误读。对荀子而言,等级仪式也有使弱者和穷人受益的作用;这为强者照顾弱者利益而生成的社群意识和情感必不可少。例如,在一个有饮酒仪式(得让长辈先喝等)的村庄,所有人参加仪式,从而生成一种社群意识,强大的社群照顾能力水平较低的人(Bell 2008)。简而言之,等级仪式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不仅给予有权力和地位的人认可,而且赋予他们关心权力和地位较低的人的利益和需要。

这就是说,等级制度应该维护低等成员的利益而不应固化权力和地位的关系。因此,儒家学者提出了角色扮演的建议,比如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进行角色转换的祖先崇拜仪式(Puett 2014),来提升拥有更多权力和地位的人认同处于底层的人的可能性。当然,从长远来看,年轻人会取代老年人,并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提升年龄层次。师生关系也是如此。师生关系是分等级的,学生应该尊重拥有更多知识的老师。承认别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多,意味着对学习和成长的开放;通过尊重老师,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提升的空间(Angle 2012)。但尊重老师并不意味着严格的服从;老师也应该谦虚,并且总是乐于自我提高,从而对向学生学习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J.Li 2016)。从长远来看,老师应该对学生最终超越他们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论语》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9.23)。换句话说,等级制度的目的不是统治阶级底层的人,而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中成长。消极地说,当拥有更多权力和地位的人不认同并帮助低级成员,或者更糟糕的是,寻求剥削和压迫他们时,等级制度就会功能失常。总之,证明等级关系合理的第二个理由是,能维护拥有更少权力和地位的人的利益,只要(a)有高层级的人认同低级的人的机制,以及(b)等级结构是流动的并允许向上运动。

一个社会平等主义者可能接受局限于家庭和公民社会的等级制度,但反对将等级制度扩展到仅接受政治平等关系的政治领域。然而,儒家学者认为,建立政治权威的主要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如果当权者有效地服务于被统治者的福利,并且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表达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信任和承诺关系(Chan 2014,Tiwald 2012),那么政治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从儒家伦理角度的等级辩护观点也会强调关系属性,如和谐、基础(而不是更典型的西方观点,规范性是个体内在的功能属性,如自主性、理性、或愿望)如果捍卫等级关系对于防止冲突和促进交流是必要的(Metz 2017)。如果政府的等级制度为人民服务,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为防止滥用权力建立机制的同时,促进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即使它与当代政治平等观念相冲突,也符合儒家的标准。

这就是说,等级关系也能表达现代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赞同的价值观。Taylor(1996)区分了强制的与合作的等级制度。在强制的方式中,等级中的上级试图通过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个性化的强制手段来控制下属的行为。在合作的方式中——就像在日式社区治安管理和工作场所管理中一样,等级下属被鼓励自我帮助,并被给予一种自我管理的感觉。上级仍然掌握着决策的最终权力,但他们也会提升下属的自主性和自制力等价值观,并首先依靠相互信任来推进共同企业的目标,以胁迫和惩罚作为最后的手段(Taylor 1996)。等级关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促进个人自治。提倡“轻推”或自由的家长主义者主张在外部环境和公民教育中进行家长式的干预,帮助人们克服认知偏见,最终能够更自主地行动(Thaler & Sunstein 2009)。此外,官僚等级制度可以举例说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法治,但需要免受来自新自由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指责,基于市场的分散性、竞争性结构更为经济有效,他们主张废除官僚等级制度(Bevir 2010)。而像最高法院这种等级森严的机构可以通过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多数人的侵害来提升法治(Macedo 2013)。简而言之,等级制度与机构也可以促进例如自治和法治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因此,等级制度是合理的,因为它们有助于效率、低等级成员的福利、和谐的关系以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是,应该优先考虑等级制度的何种理由,这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社会背景。在家庭环境中,等级关系首先被证明是合理的,因为它们赋予了较弱成员(比如孩子)权利。父母对孩子有权威,但他们应该把孩子放在通往成年的道路上,在这一点上,孩子们也会行使类似的权力。儒家学者补充说,年老的父母应该对成年子女保持权威,因为(a)我们一生都有责任感谢我们的父母,作为在我们年幼时提供的爱和关怀的交换,(b)拥有更多经验和知识的人通常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判断(Bell 2008)。过去,丈夫主导妻子的合理理由主要基于效率(C.Li 2014)。因为男人被认为拥有优越的体力,他们从事社会上有价值的工作——狩猎、耕种、战斗等——而女人则被限制在家里。如今,大多数工作需要的是知识和社会技能,而不是身体技能,而男性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效率理由不再适用,如果曾经可以的话。相比之下,对于商业公司和军队来说,证明等级制度合理的效率是最重要的。

如果等级制度能使低级成员受益,那就可以证明等级制度是合理的,这也是证明政治安排合理的核心。Rawls(1999)著名的观点是,有价值商品在分配上不平等是合理的,如果这种不平等能使政治共同体中的弱势群体受益。在国际关系中,如果能给低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Lake2009),国家之间的等级制度就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从美国的霸权中获益,因为它受到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保护,并且可以将用于防御的资源转向社会福利。Yan(2011)认为,中国应该公开承认它是等级世界的主导力量,但这种主导意味着它有额外的责任,包括向无核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

参考等级制度应该有利于其地位较低成员的观点也能证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等级关系。甚至强烈反对物种歧视的动物权利捍卫者,或认为我们有权以错误对待我们自己物种的方式来对待其他物种成员(Singer 1973),当要在杀死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时,他们默认人类与动物之间合理的等级关系,正如最近的案件中涉及杀死一只大猩猩救一个小孩(Singer & Dawn 2016)。但是接受这种等级制度在道德上是不允许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动物,尽管这可能是丑陋的现实(Harari 2015)。原则上,人类有义务为动物提供适合的生活条件,并尽可能地代表它们的利益(Donaldson & Kymlicka 2011)。相比之下,人类和机器之间等级关系被证明合理纯粹是基于效率:人类利用机器为了提高自身生活效率。当然,风险在于人工智能机器可能会在未来超越我们的能力并逆转这种关系,把人类变成机器主人的奴隶。因此,我们应该尽力为人工智能机器编程,让它们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尽管人们可以设想出事情出错的场景(Shanahan 2015)。

虽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可以优先考虑不同的等级,但是不同的社会可以合理地划分不同的等级。有些社会可能反对整个等级制度观念。在英语中,“等级”一词几乎总是贬义的;相比之下,在汉语中谈论道德上合理的等级制度更容易,因为汉语中有诸如差序这样的词,更易让人相信并非所有等级都是坏的(Y.Yan 2002)。但是,无论这个词的内涵是什么,大型复杂的社会都不能没有等级制度。有权势的群体通常会试图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面对如何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等级结构运作的挑战,社会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在美国,人民作为社会平等的一员而被重视,而优越权力通常以财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直呼比尔·盖茨的姓名,但是富人也可以把自己和穷人分开(例如,住在有门禁的社区)。赤裸的物质等级没有被视为是根本不合法的(尽管不同于自由的平等主义者的论点)。在以等级仪式来展示社会地位差异的社会中,强势的人不需要依靠物质财富来显示他们的优越性。在清代,以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制度造就了一批政治精英,该阶层中有大量的低收入但高资历的人,结果是长老统治的等级制度实际上促进了经济平等(Zhang 2014)。加强基于年龄的社会等级制度可能是解决当今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方案之一,这种解决方案在西方社会中行不通,这些社会不尊重老年人,也不重视子女的孝道。在日本和韩国,工人们会尊敬地向老板鞠躬,但他们下班后一起喝酒,他们通常住的很近并一起度假。在经济困难时期,老板们很少解雇员工。领导同情他们的下属,他们也很少反对政府为确保物质平等而采取的措施(Bell 2008)。也许像挪威这种小型同质国家可以促进社会和物质平等,但是大国需要在(a)社会地位平等和经济上等级差异与(b)社会地位等级差异和经济平等之间做出选择。优先排序取决于文化观:西方社会倾向于支持前者,而东亚社会倾向于支持后者。

这些差异基于不同的童年教育实践(J.Li 2012)和不同的认知目标表达(Nisbett 2003)。要改变这种观念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最近的实证研究可以帮助有等级商业组织的管理者与下级员工(Kennedy et al.2016)建立积极的关系,来自西方社会重视社会地位平等的管理者如果能够适应偏好社会等级的东亚工作场所(Meyer 2014),他们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标准的观点来看,只要各层级成员能接受,且基本人权没有受到侵犯,就没有理由反对不同社会重视不同的等级制度。

政治领域最为明显的是文化差异。在西方宪政民主国家中,等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他们呼吁自由主义价值观,例如自治和法治。但儒家伦理的拥护者在社会和谐关系中可能更担心“我赢你输”自由主义民主实践的负面影响,比如竞选活动、辩论、竞争选举。在中国,考虑到等级观念有悠久的历史,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激发了政治改革,根据真实的政治调查并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尤其重要的是问及政治精英制度如何能得到改善,以及这种制度的缺点被低估(Shi 2015)。政治精英主义的正当理由集中在精英们选出的领导人最能胜任并愿意促进人民福祉的观点。但是我们所说的人民的幸福是什么意思?它是指个人的自由,指和谐的关系,还是指两种理想的结合?

四、和谐与自由

和谐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西方社会崇尚个人自由。但是,在政治实践中每个普遍观点等于什么呢?关于中西方差异和相似性他们将会告诉我们什么?两种理想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是什么?在何种程度上追求自由破坏了和谐的关系,我们如何解决冲突的案例?在重视这些理想的社会中,和谐和自由的理想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在实践中防止政府和私人利益滥用这些理想?哪种形式的政府最能促进和谐与自由?如何衡量不同社会的和谐与自由?这些问题在哲学和政治上都非常重要,“中国”价值观将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关于自由的论述很多,但关于和谐理想的论述却很少(英语中),关于这些理想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论述更少。

C.Li's(2014)《儒家的和谐哲学》是第一部系统的用英语表述儒家和谐理想的作品,他论证了该理想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性。儒家的和谐理想是为了和平的秩序,但它不只是一种和平的秩序。在西方,“和谐”一词也倾向于援引同意、一致或一致的观点。从柏拉图开始,和谐被认为是对一种潜在的固定宇宙秩序的协议或调整,在政治语境中被赋予邪恶的内涵,使其符合统治阶级强加的压迫性秩序。与此相反,儒家的“和谐”指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元素被引入一个相互平衡的、合作的、包含适应新情况的概念。儒家的“和谐理想”远不是假设商品的统一性,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为人类的繁荣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儒家的和谐观在今天的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汉字“和”被选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这并非巧合。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这也许是《论语》中被广为引用的一句话(13.23)。因此,关于“和”更好的翻译或许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和谐一致”,这在英语中提出了错误的内涵。

也就是说,音乐术语的和谐更接近儒家的和谐。对于早期的儒家学者,音乐表达了宇宙的终极和谐,应该作为世界上其他形式和谐的典范。《乐记》是《礼记》(汉初编纂)的一部分,它揭示了道德高尚的人能够并且应该用正确的音乐在社会中培养和谐的关系。“和谐”指的不仅仅是没有冲突、仇恨和怨恨,还指更积极的东西,即一种关系中各部分之间的共同性和承诺感。简而言之,儒家的或说中国的和谐理想是指(a)以和平秩序为特征的社会关系;(b)尊重,而不是鼓励差异性;(c)强调组成部分中特殊的共性,而不是赞颂各个组成部分。

一个崇尚和谐的社会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但由于这些活动旨在伤害和消灭他人,因此它们与实现和谐的目标相冲突,因此不能以尊重多样性为理由来证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合理性。然而,对个人自由的一些限制可能是基于和谐的正当理由。在一个贫穷无序的社会里,政府可以把重点放在提供经济发展的条件上,以维持和平秩序,即使它的努力包括限制个体的自由流动,诸如中国户口(户籍登记)制度(Bell 2006)。父母可以对孩子的自由进行限制,以教育孩子,让他们欣赏并努力追求和谐的关系(C.Li 2014)。一对想要离婚的夫妇在诉诸法律手段之前,会被迫进行非正式调解,这更有可能挽回和谐关系(Chen 2003)。在德国,如果有必要避免一种仇恨的文化,威胁到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关心的基本关系,那么言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因为在德国,否认大屠杀是不合法的。然而,一个重视和谐的社会也应该鼓励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价值合作和信任的实践,比如在学校中促进不同阶层和民族之间的公民参与(Wong 2011)。

为什么在没有将和谐作为政治价值来优先考虑的政治环境中,比起自由的价值应该优先考虑和谐也许被问及。自由不是更普遍的价值吗?但和谐不仅在中国受到重视。在历史实践中,儒学传播到了日本、韩国、越南,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所有东亚社会都倾向于优先考虑和谐的价值。除了东亚,许多其他的社会和文化也重视和谐,即使他们在历史实践中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Ubuntu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主要道德传统,它强烈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关系(Bell & Metz 2011)。Buen vivir(美好生活)理念源于安第斯山脉盖丘亚人的世界观,它在整个拉丁美洲广受欢迎,强调与他人和自然和谐相处(Balch 2013)。北欧国家的道德体系和政治文化重视社会和谐,这与东亚文化相似(Helgesen & Thomsen 2006)。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受到了从美国独立战争中逃离的“效忠派”的影响,因为他们重视秩序与和谐,而不是个人自由的激进主张(尽管经济利益也受到威胁)。美国的社群主义者认为,美国人的“心灵的习性”显示了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责任,尽管这些责任往往被隐藏在个人主义的自我理解之下(Bellah et al.1985)。

事实上,与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相比,和谐价值在世界的文化、道德体系和宗教中,更为广泛地共享和优先化。无论如何,片刻的反思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和谐的重要性: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在没有和平秩序、尊重多样性和公共责任的家庭和社会中茁壮成长?极少数的古怪天才或艺术家可能会刻意选择与家庭和社会隔绝,如果这些联系妨碍追求真理和自由(斯宾诺莎是一个著名的案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繁荣的关键是如何受益于不同的社会责任。为何自由似乎是更普世价值观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学而非哲学上的范畴。美国行使的政治和经济霸权在二战后时代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其政治的主导价值——个人自由——已经被视为一种普世价值,而其他价值观也被认为是特殊的,并与落后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套用Karl Marx的话说,统治国家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随着美国失去作为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和谐作为一种普世的道德理想,可能会在全球话语中重申其作为人类福祉组成的重要作用。

这并不是说儒家的和谐观得到了广泛认同。例如,在日本,和谐意味着更接近统一和共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统中,和谐有着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并且经常被用来证明一种以协商一致为导向的民主(Metz 2016)。但也有一些与儒家的“和而不同”理念相同的重要领域,这也对思考如何限制自由有影响。公元前288年至公元前232年,统治印度次大陆的阿育王皇帝提倡容忍和妥协,尽管宗教团体之间存在严重的道德分歧。在佛教的启发下,他颁布了一项命令,在与其他群体互动时要保证每个群体的安全,从而使相互信任和良好的关系出现在一个由不同信仰体系群体组成的复杂社会。该法令建议限制言论,因为言论能破坏共存,比如侮辱和贬低他人的言论(Bhargava 2014)。阿育王的法令依赖于道德,但是类似的理想意味着在严重分裂的社会中确保公共和谐的条件,可能会在今天产生法律影响。例如,《印度刑法》(第295A节)规定了故意侮辱任何群体的宗教感情的惩罚。

不同的道德传统和社会中和谐理想之间的共同之处,可以巩固不同社会中比较(和排名)和谐程度的努力。如果和谐只限于(a)和平的秩序,以及(b)尊重社会关系形式的多样性是谋求人类福祉的关键,就需要具备在各国之间进行比较的可靠的全球指标(更难以衡量相互信任和责任的水平)。所有主要的全球指标,包括世界自由调查,都忽视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和谐指数”,并发现国家规模是整体和谐的最佳预测指标:规模越小的国家越容易建立和谐关系(Bell & Mo 2014)。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和美国等大国需要下放权力,促进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这在促进个人自由方面也有益处。

比较不同哲学传统中政治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和获取对多极世界政治启示的努力才刚刚开始。我讨论了排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中首要的三套政治价值观。但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价值观,如民族自决与政治统一,可以在政治关联上加以比较。人们还可以比较中国的仪式和西方法律的作用,表明它们如何塑造解决冲突的不同方式,或者表明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当然,各个国家本身都是不同的,人们可能会比较,比如不同国家的城市有着强烈的环保理念,并会在思考地方性方法处理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产生影响(Bell & de-Shalit 2013)。没有理由限制比较中西方哲学传统中主要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有很好的哲学理由探究其他社会的主流政治价值观的对比。此外,政治格局和全球权力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在未来几十年里,印度可成为一个主导全球的大国(Rachman 2016),然后在中国和印度的哲学传统中比较主要的政治价值观会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为了使这种比较工作在学术上更有成效,需要改变大学的激励机制,这样研究生和教授就能获得具有洞察力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政治关联的成果。最后,我们需要破除大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学者需要从新闻工作者和决策制定者那里学习并参与讨论。

公开声明:作者没有涉及任何可能被认为影响到审查客观性的作者单位、成员资格、资金或金融资产。

致谢:我非常感谢Margaret Levi接受这篇文章的委托,并对之前的草稿作了详细的评论。也感谢Craig Calhoun的帮助,同时我要感谢Nicolas Berggruen以及伯格鲁恩哲学和文化中心同事的支持和鼓励。有关本文中讨论主题的文章和播客的链接,请参见http://eduhyandculture.berggruen.org/ideas/。

原文出处:《政治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7年第20卷,93-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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