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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问题
作者:刘世锦      时间:2019-11-13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019年10月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们整理了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主旨嘉宾的讲话,供读者思考,本文是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在开幕式当天的发言整理。

各位上午好,我觉得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却让人不甚满意,没有把经济现状反映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转变。为什么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没有反映中国经济的变化的逻辑,原因有很多。现在,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觉得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这样的转变。而且,现在转变的条件也在逐步成熟。第一,是静下来。过去高速度发展的时候,增长源泉比较多,诱惑太多,吸引人的地方太多,这也情有可原。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没那么多热点了,因此我们应该静下来。现在,我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高收入阶段,对于高品位产品生产的追求也在增加;第二,是专业化。过去,我们的研究也有很多思想火花,但是没有进入专业化的轨道;第三,是积累,这非常重要。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研究,其实都是片段性的,很少有积累。有例外的就是刚才的蔡昉教授,他是有积累的。所以我们将来要出一些比较好的成果,需要有一个积累;最后,是激励机制。经济学院召开这样的年会,如果可以持续地办起来,我们需要一个圈子,需要一个相互讨论、相互激励的机制,这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效果才会显示出来。我们需要一个阶段。

最近几年,我们在搞一些研究,特别是关于增长问题的研究。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观察到了一些现象。我刚才听蔡昉教授讲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我对他的问题可以形成一个补充。我讲三个方面:第一,资本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索洛模型的变形,左边的Y是总的产出,右边的A是全要素生产率、K是资本、L是劳动力投入,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明白。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K到底是什么?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K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包括建筑物的安装、设备投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包括研发投入以及品牌,这是固定资本形成的角度。我们进行一般经济分析的时候,比如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设备投资、厂房投资。房地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很大一部分和民生相关。这种投资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厂房的投资一样吗?其实它们的差异很大,我们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认为投资能够提高生产率,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具有革命性以及很强的生产性的要素。当然,我们经济学院过去做过一些区分,比如区分生产型投资和非生产型投资,但是现在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就将其全部算在一起。而且,我们现在讲投资和GDP增长关系的时候,也把它们算在了一起。最近几年,我在做一个工作,觉得应该把设备厂房这一类能够提高生产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生产性投资,和住宅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区分开来——我将之称为“消费性投资”。其实,住房和家里买的冰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耐用消费品。近几年,政府讲了一句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对住房的明确定位,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品。当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以后,公园、图书馆之类的所谓“比较高端的服务性消费”就成为消费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最近几年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GFP,即GDP减去厂房、设备之类的生产性投资,因为厂房和设备投资会再次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我们过去讲的GDP,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讲的是新创造的价值。而如果说经济活动的自然流程,最后真正作为产品的,是把我刚才讲的生产性投资去掉的部分,所以我提出GFP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以后资本的概念,到底只是生产性投资,还是我们所说的加上消费性投资?当然,我讲的GFP是全部消费品,包括居民消费,也包括政府消费,再加上消费性投资。我们严格地界定了这个概念,其中比较难界定的主要是基建投资,比如,一条公路修起来,小汽车可以跑——这主要是居民消费的部分——载重卡车也可以跑,这是要做区分的。在技术上,这个区分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这样的区分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中国最近几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关系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投资的效率,或者说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投资换成我刚才讲的标准意义上的具有革命性的生产性投资的概念,再和GDP比较,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例如,最近几年,我们现在所谓的投资中,房地产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最后的比值是一种情况;而如果仅仅计算标准意义上的生产性投资,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二个问题,历史需求峰值。这个概念是我在这几年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目前经济学文献中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多。“历史需求峰值”是什么概念?在一个经济体(行政性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中,某一种消费或者某一种生产的需求量最大,或增长速度最高的点。比如,我们观察到房地产的最高点在2013年左右,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2016年。除此之外,与其相对应的工业产品,比如焦炭、水泥、粗钢等,都存在这些问题,这个数据已经被证明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长期来讲,是由技术决定的。比如采用某种技术生产商品,比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以后,基本稳定下来,不会再涨了。当然,我们可以用消费者偏好进行解释,或者说个人消费的递减,也就是说,有钱也不会继续建更多的房子,他还要买车、旅游,把钱放在了其他地方。对中国来说,年度住房达到了1200万套以后就稳定下来了,钢铁、基建也有这样的峰值。所以,这是和技术相关的。同时,它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收益递减,或者说与个人偏好相关。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不会再明显地增长。我和蔡昉教授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减速。我认为蔡昉教授提的人口变化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特别是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发生了变化。根据上述“历史需求峰值”的分析,即使人口不变,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减速。当然,人口的变化也在起作用。蔡昉教授人口变化的那一点,和我们历史需求峰值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各位可以继续研究,也许中间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认为它可能是另外一个变量,也许是偶然碰在一起了。最近有人提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入了技术的因素,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他说,如果没有技术贡献的话,在一种技术用得的时候,收益一定会递减,这没有问题。但是,假设技术、新技术连续供给的情况下,在一个经济体范围内,由于存在着历史需求峰值现象,最后也会出现收益递减。所以,用这个问题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和增长阶段的转换是可以的。

第三个问题,是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作用。刚才蔡昉教授讲得很好,进入增长阶段以后,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或者“转折点”),最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索洛增长模型,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技术的诞生,新的技术就是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解释,我们抽象地讲,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重新组合。按照物理学最基本的原理来说,世界上的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但是信息是在增长的。但是确实发生了新的要素的组合,其中就包括技术。市场,更多是营销专家来做的事。熊彼特讲了很多创新的类型,这需要各种各样的组合。我觉得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增长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过去对这个不确定性严重忽略,比如,美国、日本怎么走,中国就应该怎么走,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技术成熟以后,包括生产方法、工艺,甚至市场营销方法都很确定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搬过来的时候,可能相对比较有道理。但是,刚才讲到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什么东西搬到中国来,也要适合中国具体的环境,要符合中国具体的初始条件,将来研究理论的一定要研究初始条件,它一定会发生新的要素组合。经济学经常讲一个概念,叫做最优概念。我一直思考这个“最优”是什么意思,在一个确定的环境当中,比如中国的增长环境,最优是什么,事先是不知道的,而是事后盘点的时候发现某个东西最好。所谓的你找到一个最优的方案,它就是市场作用,它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找好的东西。其实,不确定性在一个意义上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当一个国家有巨大增长潜能的时候不确定性最大,因为有各种各样组合的可能,但是需要有人不断地试错,最后试出一些好的办法来,这就是市场作用。试错的那个人是谁?企业家。我觉得企业家就是搞要素组合的人。这个东西,事后才能看出来,这是我们有时候不太主张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原因,说要搞很多产业规划,包括区域规划,最后发现出来的东西和原来的规划没多大关系。华为做得不错,任正非20年前知道华为是现在这个样子吗?他也不知道。我到浙江省问产业集群是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他们说根本就不知道,做着做着很多企业就聚在一起了,他们叫做“块状经济”,最后经济学家称之为“产业集聚”,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逐步消除不确定性,到最后,最好的东西就出来了,其中就发挥着企业家的作用。其实,企业家的作用是分类型的。比如,如果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的话,有成熟的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方法,企业家便很好当,有些市场经历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难度就增加了。中国80、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企业家搞市场营销很有一套,因为这个东西学不来;很多跨国公司在国外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中国就失灵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居民的消费口味。其实,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的才能能力最强的就表现在搞营销上,很多人都是营销大王。但是,最近几年,可用的技术越来越少,我们需要进行技术创新。

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我们政府一直在反对重复建设,比如说汽车行业,最后全世界就剩三到五家大的汽车公司了,那我们现在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规定三五家企业不就可以了,省得那么麻烦。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规定的五家和最后形成的五家一样吗?看美国历史上的克莱斯勒——美国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汽车,克莱斯勒的形成就像河流有很多支流,不停地合并,最后形成了一个好的公司。最后的好公司是竞争出来的,他可以是一个最优方案——经过多少次试错以后出来的东西。其实企业家就是在发现和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传统的增长理论当中有不确定的理解,但是看不到企业家的位置。我讲的这些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讲的三个问题,就是一个增长模型的两边问题,右边是要素投入的时候资本是什么,左边就是这个产出,实际上需求这部分是历史需求。再一个,是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的能力,实际上还是右边,包括索洛模型,它的理论很成熟,但是我们不太满意,因为很多理论缺乏解释力。总的来讲,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加以改进——一方面结合中国实际,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基本的增长理论。最重要的就是我最后讲的问题,不确定性的引入、企业家的作用,包括索洛模型,更接近于牛顿力学的范畴,那个世界观里面描述了增长的过程,现在已经到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包括传统的增长理论,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问题,等于做一些改进。这样既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其他国家的发展也能够解释通。我今天就提出这几个问题,没有固定结论,只是和大家一起探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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