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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读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19-04-19   来源:
 

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是2010年出版的;而这部书的写成,则是20多年前的1980年代。对于现今已是著名学者的秦晖来说,把多年前的学术著作拿出来再版,尽管他也承认书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局限性非常明显”,却似乎不需要费什么斟酌的。

就中国学界而言,由于学术研究常常与诸多的政治意识(或说政治的风向标)与经济因素(或说金钱考量)有分不清的纠结,一名学人在成长为著名学者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有这种纠结的痕迹。譬如,昨日为政治风向而是非,今日为是非而是非;再譬如,昨日为“孔方兄”而歌,今日为是非而唱,等等。因此,我们看得更多的例子是,一些知名学者往往对昨日带有这种痕迹的东西唯恐避之不及,如同一名已经长大成人的青年对待穿开裆裤时那些糗事的态度。秦晖此举,至少说明,他30年前的研究成果,不是为“孔方兄”而作,也并非政治风向标下的产物。

然而,这却是一本充满了诸多政治意识的书,是一本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的书。这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关。在那个年代,书斋里的学者著书立说,大多透着对现实的关照。

本书书名中的“田园诗”即借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P790)。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本意是,财富的大规模转移本质,既不是靠交换、也不是靠政治经济学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而秦晖提出这个词用以概括“关中模式”,套用马克思的话,可以这样概括:在温和的关中模式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在“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领袖话语言犹在耳的当年,秦晖无疑游离了主流话语体系而与政治意识有了牵扯。

就书中内容而言,本书大致可以分两部分来读。前半部分关于“关中模式”的研究,实际上是“书斋里”的学问,用埋首故纸堆的材料,对关中地区农村“共同体”的讨论与实证。当年学界通常的观点是,把土地私有制作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强调地主通过经济手段对农民的剥削。但秦晖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许多重要地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小农”的汪洋大海,自耕农所占比重极大,土地兼并以及大土地所有制现象并不突出。隋唐以后,关中地区逐渐形成“无地主”、“无租佃”的土地关系,几乎成了一个自耕农的世界,地权极为分散。他进而认为: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农民战争”,都是反官府反朝廷而非反地主的,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专^制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从来比农村内部的主佃、贫富矛盾更重要。后半部则以“关中模式”为切口,以点带面地拓展到“前近代社会”,透过对乡村大地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思考,上升到理论或“主义”的高度。对此,秦晖在为本书韩国版所作的序言中坦承,这是一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书。有“问题”,有“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到社会现实层面。

“五四”以降,“问题”与“主义”最大的纠结,从来就不在学术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上。因为由“问题”而“主义”从来都是与现实问题紧密相关,也因此“问题”禁忌往往比“主义”禁忌更突出,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种现象改变也并不大。秦晖也是由“问题”而“主义”并进而进入现实开始“狂想曲”般的思考。尽管碍于禁忌书中多处犹抱琵琶半遮面,但也有铁马金戈、恣意汪洋的锐气和洒脱:

我们过去究竟是过于抬高了农民(以至于对农民革命无限拔高)还是过于贬低了农民(以至于不依不饶一定要改造之而后可)?我们只需要在过去的认识框架内把对农民的评价提高或降低一些吗?抑或应该对这些规范本身进行根本性的反省与重构?为什么在一个新式农民革命建立的国家里会刮起把成千上万农民逼上死路的‘共产风’?为什么每当理论上把农民捧得最高的时候,对农民的政策往往最咄咄逼人?为什么‘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和把成千上万城里人送去接受农民‘再教育’这两个似乎截然矛盾的口号同出一个伟大领袖?这难道仅仅是个人的决策或中国特有传统的产物吗?

这样咄咄逼人的发问,用秦晖自己的话说,是“带有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特点”。而80年代新启蒙的过程中,历史学者大多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秦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历史学研究生。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不仅是农民战争和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的专家,而且是一名充满了革命传奇经历的“战士”。直到晚年,他仍把自己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派别的学者(王学典、姜海升:《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用众所周知的语言表述,就是唯物史观派历史学。这一学派自诞生之日就公开声明:历史研究要支持与配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换句话说,这一学派走的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历史而现实”的路子。从李大钊“(史学)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帮助我们人生修养”,到郭沫若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再到翦伯赞的“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都使史学具有了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功能。虽然“文革”将这种功能无限放大而走向了反面并在“文革”后被人们引以为训,但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和80年代特有的“现代化腾飞情结”的作用,历史与现实的纠结不但扯不开,反而更紧密了一些。笔者在求学时间曾有幸听过赵俪生先生的演讲,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往往是引子,而大半是对现实中“包产到户”所带来的农村巨大变化的点评。

师承于这样的导师,秦晖为历史与现实写作,实属必然;更何况,秦晖还有9年在农村“早稻田大学”的经历——“种田人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朴素的语言透着对现实的深切关照。他当年为这本书的所进行的课题,就命名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群体”,现实的意蕴比历史还明显。

90年代以来, 80年代的理论战士走进了书斋的“象牙塔”,像赵俪生先生这样的老“战士”更需要在书斋里休养生息,新启蒙的喧嚣渐趋平息,而秦晖却对现实的关注甚于80年代,其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声名大著。

有一个小故事很有意味:90年代后期,赵俪生与同事刘满聊天。他问刘:秦晖和我,你看谁的文章写得更好?刘直言相答:当然是秦晖了。原因在于,您老先生写的是历史文章,是从故纸堆和古董中研究学问,写这样的考据文章,离现实较远,也不会有过大的政治风险,所以,要容易一些。秦晖是就当下的现实问题发表看法,一方面,这得靠自己对现实政治、现实生活的潜心观察、体悟、分析、研究、判断,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结论可循,另一方面,这种直面现实、触及现实问题的文章,其政治风险当然要大多了,所以,写这种文章更需要胆识和气魄。赵听后大笑。(见崔克亮的博客)。   

一个能够直面现实的人,必定源于历史的丰厚底蕴。赵先生的大笑,得意之外自然还包含着对这位一直为历史与现实写作的弟子的期许!薪传、师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都被这笑声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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