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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样结合
作者:高尚全      时间:2018-12-06   来源:瞭望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教授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 高尚全教授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1984年起,他先后六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其中三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并被采纳

◆ “40年经济体制改革,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 改革开放40年,《瞭望》就此采访权威人士,此前报道:

瞭望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逻辑

原题《专访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样结合》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4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教授指出,“40年经济体制改革,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高尚全教授看来,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

年近90岁的高尚全教授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1984年起,他先后六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其中三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并被采纳。

高尚全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40年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立足基本国情,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借鉴有益经验,不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完善,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中国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

“商品经济”打开突破口

《瞭望》:改革之初,是如何从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上打开突破口的?

高尚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进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抓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十二大报告提出,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虽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是作为补充,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由此打开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的突破奠定了基础。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重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

《瞭望》: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在制定改革文件的过程中是如何看待市场的?最终又是如何破除思想上的障碍的?

高尚全:1984年4月27日,中央指定我和杨启先、顾家麒参加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五稿的时候,一位中央领导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的文件”。

在修改文件过程中,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呀?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中,但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然而,我的观点未能在起草小组中达成共识。

我跟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商量说:“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希望以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开一个研讨会,讨论商品经济问题。”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和童大林都很赞成。

1984年9月初,我们请了将近20人在西苑大旅社(现在叫西苑饭店)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都来参加。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阶段。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我后来才知道,在我提交这个意见之前,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也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报告。报告提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根据。报告还建议,把这一提法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去。

1984年10月20日,在正式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文件中写上“商品经济”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渐进的、逐步突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是个新提法,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决定》里面除了“有计划”三个字的限制以外,人们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解也不同,有人在“有计划”上做文章,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七五”计划触及经济体制模式根本转变

《瞭望》: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紧接着就是国家“七五”计划的制定。在起草计划建议的过程中,又是如何突出商品经济并进一步扩大市场空间的?

高尚全:1985年3月初,中央就成立了“七五”计划建议起草小组。实际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也就是关于改革的建议,在1984年《决定》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就是把改革的目标提出来了,要在“七五”期间或者更长时间,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的基础。

在起草过程中,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组织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1985年9月2日至7日,会议在由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举行,史称“巴山轮”会议。会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提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基本上分两大类,一类是通过行政手段协调,二类是通过市场协调。在第一类中,又可分为直接行政调节和间接行政调节。在第二类中,可分为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和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

经过讨论,我们倾向于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就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把宏观调控与市场作用结合起来。9月10日,会议以安志文的名义,向国务院提交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我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瞭望》:这对于推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高尚全:在修改《建议》时,我们特别注意吸收了“巴山轮”会议的讨论成果。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

这段话相对于1984年《决定》是一个进步,它明确地提出,要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这不仅是宏观管理方式的转变,而且是触及经济体制模式的根本转变。实行间接调控为主,势必要求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灵活的市场调节机制,以及适应市场供求变化的微观主体。同时,这一思路的形成,为后来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

“市场”定位迎来重大转折点

《瞭望》:在这个过程中,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高尚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并未停止,企业受指令性计划调控,积极性难以发挥。为了给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准备,1986年我带了18个人的代表团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代表团成员都是精明能干的年轻人,包括杜鹰、李剑阁等几位后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同志。我们重点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这次考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充分肯定。

1987年3月20日,我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当年8月21日,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我在《国家体改委快报》撰文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

第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第三,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内涵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描述运行机制时谈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虽然隐含了国家计划走向间接调控的意思,但计划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瞭望》:面对“姓资姓社”的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确立的?

高尚全: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改革的争论又起。有人提出了“是资本主义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两种改革观问题。有人简单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改革回到了正确的航向。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此后,经过对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得失的认真总结,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表述修正为“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

要素市场化取得重要进展

《瞭望》: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时,市场体系设计中有哪些重要突破?

高尚全:1993年5月,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决定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并作出若干决定。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个是我们组提出了资本市场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时,没有什么争论,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能提资本市场,认为它是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只有资金,只能讲资金怎么流转、怎么利用,不能提资本,更不能提资本市场。

另一个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提法,当时起草小组的阻力挺大,有的同志不赞成,认为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工人阶级是主人翁,怎么能进入市场?针对这个情况,我写了一个《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报告。首先送两位老领导征求意见,没有想到他们很快就作了批示。两位老领导的批示和支持给了我坚持“劳动力市场”的勇气。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修改稿,除政治局常委外,个别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会议,起草小组正副组长以及分组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

1993年《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我就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讲了5条理由,包括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最活跃的劳动力不进入市场,市场体系很难建立起来;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讲完后,中央主要领导只问了一句话:“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会后中央文件起草组负责同志找我,他说你把材料给我,我转给中央主要领导。中央主要领导看了以后批示常委同志参阅。常委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瞭望》:如何看待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变化?

高尚全: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历程,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和改革完善的过程。

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刊于《瞭望》2018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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