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胡耀邦的战友—..
·华炳啸:反宪政..
·袁绪程:关于中..
·秦晓、陈志武、..
·华炳啸:宪政社..
·张曙光:“马克..
·童之伟、秦前红..
·陈有西:中国司..
·陈有西:宏观调..
 
 
·国务院:去年30..
·两会前瞻:监察..
·为全面深化改革..
·郭树清:抓住“..
·农业供给侧改革..
·多地出台户籍新..
·中国公布8大领..
·报告:30岁以后..
·国企改革2016年..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综合 >> 视点
郑永年:度量中国40年变化的坐标
作者:郑永年      时间:2018-11-09   来源: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令人眼花缭乱。如何度量和评价所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是积极的变化,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消极的;在一些人看来是正面的变化,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负面的;在一些人看来是进步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是退步的。这并不难理解,对所有这些变化,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心目中的答案都是不同的,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大凡都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来做判断。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局面呢?这里头的因素很复杂,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可以加以考虑的。第一,人们的主观目标、道德因素、价值观认同等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即平常所说的“人心坐标”。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很复杂,影响着人们对变化的评价。第二,客观世界尤其是物质世界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是客观规律,人们可以称之为“物质坐标”。在这个层面,很多发展即使人们不喜欢,甚至反对,也很难不发生。

例如,尽管经济发展必然对环境造成影响,也会导致社会贫富差异扩大,但除了绝少数能够不去追求,多数人还是会去追求的。人们如果认同这个客观规律,评价会倾向于肯定;如果人们不能认同这个客观规律,评价就会倾向于否定。第三,更重要的是,在“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之间还有一个“制度坐标”。这是为了调节“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没有制度,人难以和物质世界共存。因此,不管任何社会,人们把制度看得很重。

从学术上看,“制度坐标”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应然的,即,中国的制度应当通过怎样的变化而成为怎样的制度?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实然的,即,中国的制度实际上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会变成什么样的制度?

用第一种方式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者,而用第二种方法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但实际变化的结果往往是既不像理想主义者那样理想,也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现实,而是两者的混合。理想主义者对改变现实有影响,主观意图对改变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否则很难解释历史的进步。同时,理想主义又受制于现实环境,使得理想不会像原先所设想的那样实现。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皆大欢喜,既不符合理想主义,也不符合现实主义。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就是如此。

改革开放40年的混合体制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刚刚开始不久,中国的理想主义者设定了两个改革开放的目标,即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简单地说,当时的理想主义者的参照系就是发达西方国家,即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40年过去了,中国既没有维持现状,也没有变成西方。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国成了混合体制。在经济上,官方也将此定义为混合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也是一种混合体制,既非西方所说的专制,也非西方所说的民主。

就经济制度来说,正在形成中的混合经济,不仅仅是多种所有制的混合体,更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西方把中国看成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国家资本只是这种混合经济体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从汉朝到今天几千年,可以说是“吾道一以贯之”,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混合经济体。人们叫它为“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叫它“市场”也好,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顶层的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的是自由民间资本,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和民间互动的部分。

从汉朝开始就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占主导地位,但大量的空间要放给民间;中间的经济空间,像盐、铁那样的产业,对国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空间,也可以叫私人去做。到了近代,就产生官办、官督商办、商办等经济形态。由此可见,混合经济体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经济实践,并不是现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经济国家主义化,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被管控甚至消灭,包括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时期、当代的毛泽东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除了这四个时期,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今后还会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往前发展。这种制度有它的劣势,与西方市场经济比较,效率差一点,相比西方制度的优势是其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制度机制有关系。

中国国有企业具调节力

近代以来,西方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是货币政策,另一个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能发生作用。现在西方频繁搞量化宽松(QE),但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就西方的财政政策而言,当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大以后,财政政策就不管用了。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以调节。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未来经济会越来越波动。可以预见,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国有部门。不过,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里,每一个时代都在调整,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以取得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平衡。

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混合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开放的一党制、以党领政、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一说政治制度,很多人心目中的标杆就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互相制衡,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也有“内部三权的分工合作”——决策、执行、监察。这个制度在汉朝建立,一直到晚清都没有变化。

人们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当人们说中国文明几千年不中断时,就必须思考,哪些东西没有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去,甚至中国的人种都有变化,中国的“汉”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中国哪些东西没有变化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从来没有变化,只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动。

1980年代中国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当时还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发展,提倡党政分开。这也正常,因为近代以来很多人都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孙中山搞了一个“五权宪法”,即在西方三权基础之上,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权和监察权。不过,孙中山基本上是个理论家,没有机会实践。从台湾的实践看,中西方两个体制背后有不同的逻辑,要么西方的三权为主,要么中国的三权为主,两个体制加起来很难有效运作。台湾现在基本上是西方的三权机制,考试权基本上已经无用了,监察院还在,但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

政治重走“党政分工”

今天的中国再次走上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道路。1980年代提倡“党政分开”,现在则提倡“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道路走到1980年代后期已经走不下去。党政分开,党的主管和政府的主管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矛盾,就变成了党政两个机构之间的矛盾,会产生党和政府的分裂。因此,1992年中共十四大开启了“三合一制度”,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一个人担任。这一制度其实是对“党政分开”的直接否定。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都是这个思路。

西方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可以称为“外部多元主义”。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先有市民社会后有国家,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政治过程,最终的制度表述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中国几千年来就是皇权,秦始皇以后一直是先有国家后有社会。因为皇帝只能有一个,所以只能有一个政治过程。但怎么做才能让统治比较有效呢?那就是把一个政治过程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决策,第二段是执行,第三段是监察。

现在的“三权分工合作体制”有点类似传统体制。必须解释的就是传统皇权怎么演变成为现在的党权?怎么看这个“党”?中国共产党其实不是西方理解意义上的政党。从结构上说,党权就是组织化的皇权。以前的皇帝是个人,是家庭,现在的党是一个组织。在这个转型中,西方有些概念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比如“民族主义”“主权”和“列宁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制度层面正是表现在这个地方。

一个基于个体家庭之上的皇权,已经转成基于一个组织之上的党权。以前的皇权分成三个阶段,现在的“党权”也分成三个阶段——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但人们不能说这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回归,因为现在党是个集体,而以前皇帝是个人家庭。这个制度一旦确立,不能低估其生命力。不过,中共十九大尽管正式确立了“内部三权体制”,但这个体制的有效运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比如决策权,以前主要掌握在皇帝和他的大臣、皇兄皇弟少数人手里,现在则不一样了。

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政协、重要的社会团体(共青妇)、各类智库等,都可以成为决策权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就是,决策权怎么更民主化一点呢?以前不需要民主,但现在有了民主的观念,民主就必须体现在制度层面。监察权对反腐败很重要,但监察权也不能滥用。汉朝规定,不可以事无巨细地什么都监察,规定只有六个领域可以监察,否则执行权就没有办法行使了。现阶段的监察权就面临这个问题。

这种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但是和民主本身并不矛盾。不难观察到,中国的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可以吸纳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不会成为西方的制度。

从历史经验看,“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制度坐标的变化似乎更为恒定。不难理解,“制度”与“人心”和“物质”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和矛盾,人们对制度的评价和认同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不过,正是这些张力和矛盾,构成了制度进步的动力。对执政者来说,所需要的就是维持制度与其他两者之间的平衡。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郑永年:度量中国40年变化的坐标
叶兴庆:农村改革的历史脉络与未...
孙志建:迈向助推型政府监管:机...
李艳芳: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
冯仕政:个案研究的表述:问题、...
陈占江 娄雪雯:中国现代转型与费...
谢地:新时代东北振兴要有新作为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