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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民营经济的历史地位
作者:汪玉凯      时间:2018-10-11   来源:
 

2018年9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暨50人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在发言中提出,要“探索民营企业与党的执政基础之间的关系”。其实,在笔者看来这里可能并不存在一个什么需要探索的问题,而是已经被“常青之树”——实践明明白白所证实了的问题。这一实践,再一次印证了1978年中国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时代命题:这就是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面前,理论永远是灰色的,任何理论不管其多么“高大上”,其正确与否最终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那么,笔者为什么认为民营企业作为中共执政的重要基础,已经被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所证实了呢?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分析和论述。

第一,注重执政基础建设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追求的目标,也是维护其执政地位的根基

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或者政权的执政基础包括广泛的内容,如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乃至信任基础等。在诸多基础中,经济基础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政权或者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创新发展能力,会直接会影响到该政权的内政外交能力。换言之,一个执政党所掌控的政权其经济实力越强、经济创新发展越能够持续,其政权以及执政党就越有能力来解决好内政外交问题。比如,在内政方面可以有效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服务等民生问题,给社会成员提供相对高的社会福利,也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具有更多的话语权,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可见,任何一个执政党,不管其主张的政治制度如何,都会高度重视执政基础建设、特别是经济基础建设。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会例外。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使其执政地位获得了经济方面的极大支撑,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能力解决好的问题。

第二,衡量不同类型的企业是不是某一执政党或者政权的执政基础,不在其具体的经营组织形式,而在于这一经营组织形式为执政党或者政权所提供的支撑能力

我们知道,现代国家的企业从经营形式上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国营企业,也就是由国家拥有并直接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在中国称之为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更多地称之为公共企业,因为在发达经济体,这类公共企业主要在非竞争领域,因此,与我国的国有企业相比,在边界、范围和属性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别。另一类就是民营企业。在中国,广义的民营企业包括除了国家独资和控股的企业之外,都统称为民营企业。至于在一些国家出现的国家与民间合作的混合经营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其成效还有待实践来检验。但不管那一种经营类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最终能否成为执政党或者政权的基础,或者说多大程度上成为执政的基础,主要不是看其经营类型本身,而是要看其为执政党或政权提供的经济支撑能力。比如,国营企业,表面上看更容易成为执政党或者政权的执政基础,比民营企业与执政党或政权的关系也更直接,但这并意味着只要是国营企业,就一定能够成为执政党或者政权的执政基础,或者说对执政党有强大的的支撑能力。试想,一个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国营企业,一个被内部人控制、出现严重贪污腐败的国营企业,一个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甚至需要国家养活的国营企业,能成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吗?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国营企业,非但难以给执政党或政权提供支撑,还会成为执政党或政权的沉重包袱和负担,成为败坏政权形象的负资产。可见,衡量某一种经营类型的企业是不是执政党或政权的执政基础,主要要看其贡献,看其为执政党或政权的支撑能力,而不是表面上的组织形态。

那么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最终衡量不同经营类型的企业,对执政党或政权的支撑能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五条:

一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多少优质产品和服务,并顺应公众和市场的需求,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二是上缴给国家多少税收或利润,使国家有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社会,造福于民众,不断提高一个国家老百姓的社会福利水平;

三是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四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提供多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使所有社会成员不断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福音;

五是为社会提供多少公益服务,在企业盈利的同时,也为社会的道德进步,提供相应的引领和示范。

基于此笔者认为,不管它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外在的经营类型和组织形式并不能准确衡量其是不是执政党或政权的执政基础,而是要看其在政权运行过程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不管它是国营还是民营,也不管它是个体经营者者还是其他什么组织形式的从业者,只要符合上述五条标准,都是执政党或政权在经济方面的执政基础。

第三,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就等于确认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作为中共重要执政基础的历史地位

前不久,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张思平先生提出了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他说,不要民营经济,还搞什么改革开放。这可谓一语破的。事实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就是伴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的。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不选择市场经济,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同样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现实。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就在于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中对市场与计划作为发展经济手段的历史性判断。

我们知道,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随之进入低潮。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5%,但1990年和1991年出现了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人甚至对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产生了动摇。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前提下,离开北京赴南方巡视,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判断。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不改革就死路一条;要防止右,但当前主要危险是左等。特别是有关计划与市场的判断更是令中国振聋发聩。因为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都认为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这个窠臼一直无法打破,而邓小平的这一判断出来后,使中国老百姓豁然开朗:原来计划和市场仅仅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而已,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即使共产党执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运用市场经济这种发展经济的手段,发展经济,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筑牢执政党的经济基础。可以肯定地说,正是邓小平的上述重大判断,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从而把1978年间开启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引向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那么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就是应有之义。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坚持市场经济的国家,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坚守着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选择了作为发展经济重要手段的市场作为执政的基础;选择了市场经济,也意味着选择了作为市场重要主体的民营企业作为其执政的基础。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确立了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作为中共执政基础的历史地位。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导出另外一个结论:既然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国营还是民营,也仅仅是一种发展经济的经营组织形式而已,同样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存在必然联系。至于我们平常所说的国有经济应该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因为笔者以为,“国营”和“国有”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国营的未必是真正全民所有的,甚至国有的也未必是全民所有的,搞不好也可能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提款机,与普通民众没什么关系。可见,这个问题才是我们的决策层和学界、实业界需要认真讨论的一个重大话题。

第四,从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现状来看,也完全证实了其作为中共执政基础当之无愧的地位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民营企业乃至民营经济的认知方面出现过重大偏差。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提出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荒唐口号。那个时候,我们实行的是 “一大二公”单一的计划经济,所有经济主体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集体企业,不容许任何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存在,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有一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美国著名历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研究表明,早在182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达到32.9%。此后一路下滑,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降到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到1978年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却降到了近代以来的历史低点1.8%,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也被大大削弱。这中间的因素很多,但过早地让民营经济推出历史舞台,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反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大面积反弹,也与民营企业以及民营经济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例如,2017年中国82.7万亿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5%,稳居世界第二,这一历史性成就无疑与民营企业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当然,民营企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又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我们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在认识上的不断升华也是紧密相连的。

从认知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认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上了“三大台阶”:从1978年至1992年前,我们把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有利成分和补充;1992年至2002年认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2年至2012年,认为要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2012年党的十八后,中央明确提出“三个同等”即民营企业要与国有企业同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同等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认识上的升华,带来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资料显示,1978年后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出现松动后,中国出现了约14万户个体经营者,到2018年,全国的个体经营者已经达到6500万户;1992年全国的民营企业总共为13.9万家,到2018年已发展到2700万家;两者加起来达到9200万市场主体,在全国目前近一亿市场主体中,民营占了92%。

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贡献看,更是广为人知:即所谓“56789”:民营经济创造了50%的国家财政收入,60%的经济总量、70%的创新增长、80%的社会就业和90%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对执政党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不仅使那些要“民营经济退场”的奇谈怪论沦为笑柄,而且也让提出要研究民营企业与执政党之间关系的主张,显得多余。原因很简单,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中央的共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作为中共的执政基础已经充分地接受了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也被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中国互联网和信息产业领域中的HBAT为例,做进一步分析。这里所说的HBAT,是指华为、百度、阿里和腾讯四大巨头。这些闻名世界的互联网和IT企业清一色都是民营企业,它们的发展壮大就是中国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的产物。资料显示,这四大巨头,2017年创造的产值超过1.4万亿人民币,创造税收接近千亿,提供的就业岗位达到34万个,成为中国互联网和IT行业的领头羊。在这四大民营企业中,尤以华为更值得我们尊重。华为是一个标准的本土化民营企业,目前的从业人员高达18万,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遍布全球,为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电信产品和服务,服务的人群达到35亿,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少一半。在18万员工中从事研发的人员超过9万人,其最高年薪达到500万的近百人,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2017年华为的产值达到6000多亿,税后利润接近500亿。而就是这样一个优质公司,却没有上市,也没有在股市上圈钱,而是以持续不断创新,提升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能力,为自己赢得发展空间。近年来,华为的专利连续数年处于世界第一,已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像这样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你能认为它不是中共执政的基础吗?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视察辽宁时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关心支持爱护民营企业。我们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李克强总理最近也指出,民营经济的管理者、经营者和生产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高层发出的这些信息,无非说明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未来还必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发展,这对造福于中国人民、巩固中共执政基础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作者汪玉凯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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