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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丰 朱映雪: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人民”概念的研究述评
作者:陈昌丰 朱映雪      时间:2018-10-10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

“人民”作为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词汇之一,深嵌于我国政治实践当中,对“人民”的理解关系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方向和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人民”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及形成,其与公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在近代中国的变迁及其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均取得突出成果,达成重要共识。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有助于理解近代以来“人民”概念提出和变迁背后的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深化“人民”概念的研究既要以概念史为基础加强其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又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建构具有世界导向意义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既要说明认识论问题,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

关键词

人民;公民;群众;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陈昌丰(1996—),男,海南陵水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朱映雪(1967—),女,广西藤县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文明与执政党建设。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人民”一词使用的频率相当高,既出现于各种政治文本中,又在生活中广泛使用。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是,“人民是谁?人民究竟在哪里?”这些看似不证自明的问题,然而是最容易模糊的问题。不能正视这些问题并给以正确的回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将会有流于“口号化”的危险。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以回答这些问题为契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以回应某些极端政治分子以扭曲“人民”概念来排斥和“抹黑”人民,回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质疑,形成了对“人民”概念的研究热潮。本文拟从国内学界关于“人民”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及形成,其与公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在近代中国的变迁及其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以期待推进研究的深入。

一、关于“人民”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及形成 

(一)“人民”概念何时出现在中国

“人民”一词在古代中国已经出现,巩建青等认为,在古代中国,“人”是相对于动植物的个体概念,“民”是相对于君的群概念,而“民”与“人”的结合,即“人民”一词的出现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而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概念在1833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才开始使用,从此古代“民”与“人”的对立关系开始消解。正如万齐州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将“人民”与“citizen”对译时,已经赋予人民新的含义,即“人民不仅指平民、百姓,君主、官员也属人民之列,人民不仅是承当义务的主体,同时也是拥有广泛的权利。”但周永坤认为,民国时期的“人民”并不具备整体人格的集合概念,只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人民与“非人民”的分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知识分子认为“人民”是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词汇,对“人民”概念的进行系统的改造,正如蓝江指出,“人民”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作为反资本阶级思想运动的生产结果。”王人博等也认为,“中国人在使用‘人民’时包含着社会变革的种种许诺。”

学界对“人民”概念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古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前的近代中国和传入后的近代中国,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指向,分别与“百姓”、 “奴隶”和“敌人”相对应。这三种观点说明了“人民”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动态变化的,但学界更多的是强调后两种观点,因为近代意义上 “人民”概念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密不可分。

(二)“人民”概念如何生成于中国

对于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概念如何在中国生成,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衔接论。认为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概念是本土概念对西方概念衔接的结果,强调概念生成的主动性。郭忠华认为,“人民”概念在近代中国衍生出大量新的涵义,主要体现在“本土概念与西方现代政治概念的衔接,使传统词汇获得现代性意涵,”而不是简单地“外借”和描述性的复制。袁光锋认为,“人民”作为晚清时期众多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政治概念之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的影响,其内涵具有和西方不一致,它带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

2.融合论。认为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概念是传统概念与西方概念相融合的结果,更强调概念形成的互动性。巩建青等通过对历史时空视阈下“人民”概念变迁的探讨,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在认识西方“人民”概念优越性的基础上,来审视中国传统的“人民”概念,即“借用西方‘人民主权’理论开始逐步打破传统中国重‘民’轻‘人’的思想局限。”丛日云认为,“‘人民’概念继承了传统‘民’的概念作为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通过引入西方民主理论对‘民’的概念进行改造,在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人民被提升为国家的主人。”

二、关于“人民”概念的内涵 

“人民”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发展过程中使用频率最多,并且最具有争议的词汇之一,其内涵具有复杂性,学界到目前都没有统一的界定。不过,对人民内涵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以下这几方面的观点。

1. 人民主权论。即认为人民是国家主权完全托付的人,坚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从西方的人民主权学说来思考如何构建民主和独立的中国。正如林雪菲指出,“人民主权就是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主权的承载者。”对于人民主权理念的实现能否保障人民的利益,杨陈提出质疑,“无论经验中的人民如何积极履行其公民义务,具有如何程度上的政治成熟,其与人民主权学说中所设想的理想中的人民总是不同的。因此陶庆提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人民主权的象征,“唯有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代表者——无产阶级,才真正是人民主权的象征。”吴冠军基于人民主权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经常“被政府及其领导精英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所‘代表’,”认为只有建立在群众路线之上的人民主权才具有至高性,人民才是国家主权完全托付的人。付子堂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民主权是马克思的阶级主权观,是阶级主权代替了抽象的人民主权的结果,阶级意义上的人民是权力的主体。”

2.人民主体论。不同于人民主权的角度,此观点主要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提出,强调的是人民的主体地位,主要是揭示“人民主权”学说本身所具有的局限,其背后蕴含着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杨陈看来,仅将人民视为人民主权中的全体成员是有所不妥的,因为这样一种形式化的理解最终导致“人民”概念的空洞化,“去除了道德内涵的人民概念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他强调“人民”概念的阶级统治实质。与杨陈观点相似的是,林尚立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的阶级统治实质的基础上也扩展了人民的内涵,使之“更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李德顺也认为,单纯从人民主权学说来对“人民”概念进行界定,会曲解中国共产党话语中“人民”概念,因而成为否定人民主体地位的种种理由和话语偏见,“‘人民’概念所强调的不是现实中人们之间各种身份的差别,而是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主体的整体性。”和李德顺强调人民的整体性一样,张弛也强调“人民主体”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认识到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实践的主体和一切权力的来源。”

3.共同体论。该观点主要强调“人民”概念所具有的抽象性,以及背后所蕴含的道德和价值。不同的是,有些学者认为是伦理共同体,强世功认为,“人民是一个以公共道德性凝聚起来的伦理共同体,只有具有公共德性以及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私的意义上个体才能结合成人民。”有些学者认为是价值共同体,聂露认为,将人民视为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并起作用的人群,会抽空“人民”概念的道德内涵而使现代民主制度沦为一种纯粹功利性的装置,应当给予“人民”概念所蕴含的价值内涵进行理解。有些学者认为是道德共同体,李剑鸣认为,“‘人民’是为特定的道德目标而想象出来的,是服务于某种论证逻辑而虚构的抽象物。”

4.政治身份论。该观点认为“人民”一词赋予个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身份或资格。袁光锋认为,“‘人民’生产的是一种现代的政治身份,这种身份塑造了20世纪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人民”用来替代“臣民”一词,其目的是塑造某种政治身份,以致形成某种基于政治身份上的政治认同。

5.不确定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判断具体的人是否属于人民,没有理性而统一的标准。有些学者基于“人民”概念的动态性和情感性,周永坤就认为,人民范围的不确定决定人民内涵的不确定性,“谁是人民”永远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人民范围的概念都是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统一战线、革命、专政等等,而这些概念都是情感性、即时性的,随权力意志的偏好而改变。”而有些学者基于“人民”概念的总体性和普遍性,肖存良认为,“人民”表达的是一种群体概念,它的“总体性使得各种政治势力可以从各个角度来阐释人民概念。”

总的来说,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人民内涵的讨论,在争议中产生共识。学者普遍认为,“人民”不是一个单一性概念,而是一个多领域上的“复合概念”,在概念内涵上包含了主权、主体、身份和共同体等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多层次上的“家族概念”,在价值理念上包含了“权力”“权利”“平等”“民主”“自由”“道德”等概念。上述几种对“人民”概念的界定是由于作者所立足的学科背景不同,人民主权论和人民主体论更强调“人民”这个概念的法律内涵,更强调作为个体的人在现代国家中所具有的权利规定。共同体论更强调“人民”这个概念的哲学内涵,强调人在公共生活中所应具有的“善”的属性。政治身份论更强调“人民”这个概念的政治内涵,强调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人的主体性。不确定论更强调“人民”这个概念的历史性,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强调“人民”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动态变化。

三、关于“人民”与“公民”“群众”的关系

“人民”一词本身具有多个维度的含义,而不同的使用者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意无意的混淆这些含义,最终导致“人民”一词因滥用而失去应有的内涵。厘清“人民”一词的内涵,就有必要将容易其与混淆的“公民”、“群众”等词加以区分,考察一个词语与另一个词语的联系与区别,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是如何使用的。

(一)“人民”与“公民”的关系

1.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语境下“人民”与“公民”的关系。“人民”和“公民”概念的演变是适应历史任务发展的需要,两个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演变过程中又有所区别。高力克认为,“‘公民’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启蒙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公民”概念的引入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开端,而近代“人民”概念的出现仅表明主权归属者的身份。虞崇胜等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强调个人权利与主体性的公民概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家族本位’相背离,而人民概念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调‘家’、‘国’这些集体人格的重要性相契合。”因此不能通过考察“公民”概念来反映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梁治平也指出,“公民概念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完全无涉,因此不宜被用来了解更长历史时段中的社会继替。”金观涛等从词频的角度来证明这一观点,“新文化运动之后,‘公民’使用次数较少,常与‘人民’混用。”

学界对两个概念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者对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程度的对比上,学界在争议中也达成重要共识,即两者的提出和演变都是适应历史任务的需要,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考察两者的联系才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

2.现代宪法语境下“人民”与“公民”的关系。在现代宪法语境下,学界大致形成了四种观点。一是互补论,认为“人民”和“公民”概念在互补下共同促进宪法现代化。任懿认为,近代具有法治观念的“人民”概念与现代的“公民”概念有相似性,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是认识到公民话语背后的人民性,从而守护了“人民”概念的法律内涵。但也有学者认为人民不仅具有法律内涵,同时也可以作为法律概念使用,正如李萍指出,人民在法律层面上是指社会成员整体,“如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根据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二是取代论,认为“人民”与“公民”概念必将有一方被另一方取代。有学者认为,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人民”概念最终被“公民”概念所扬弃,正如肖存良指出,“公民”概念的个体性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人民概念的总体性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个体的公民概念所扬弃,所以有必要实现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型。”馨元也认为,“在具体的选举权的主体身份上,用公民这样的一个个体概念来替代人民集体概念,反映了我们立法上的成熟。”杨继绳认为,“人民”是集合词和抽象词,“公民”概念因具有权利和责任的对称,必将替代“人民”概念。而有学者认为,“人民”概念将取代“公民”概念,正如武晟指出,“在公民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以人民的名义剥夺公民个人权利的做法就有可能在个体服从整体的价值观下被普遍合理化。”三是回归论,即主张“公民——人民——公民”的发展模式。周永坤认为,“在中国立宪史上,公民走的一条‘统——分——统’的曲线,”而人民走的是一条从“革命人民”到“全体人民”的主线。但随着人民与“敌人”对立时代的结束,人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革命人民”向“全体人民”回归,而“全体人民”就是与现代宪法中的公民。三是重合论,认为依法治国政策的深入发展,“人民”概念将与“公民”概念重合。付子堂认为,“随着法治实践的深入,作为社会阶层的人民因其与公民的重合而被纳入了法治的范畴,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宪法法律保护。

在现代宪法语境下,学界普遍认为人民是政治概念,对立面是敌人;而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对立面是臣民。以上四种不同的观点,是学界基于两者哪个更能促进和适应政治现代化的争议中而产生。宪法既是法律性的文件,又是政治性的文件,现代宪法语境中的“人” 不应仅有法律内涵,也要有政治内涵,因此人民和公民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并以此来促进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学界认为的“回归论”和“重合论”,是以两个概念的融合来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而法律性和政治性的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宪法现代化。

(二)“人民”与“群众”的关系

1.马克思主义语境下“人民”与“群众”的关系。首先,关于两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否联系,如何联系的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孙宜芳对马克思恩格斯“人民”与“群众”概念的逻辑进路进行分析,认为他们对其探索中,“经历一条种的类特质——人的类特质——人类——群体——群众——人民的逻辑进路。”在这一条逻辑进路中,“群众”概念是先于“人民”概念而产生的。丛日云对此表示不认同,他认为“群众”概念只不过是在“人民”概念被推上神坛后留下具体实在的世间俗物,“‘群众’因此才有机会跻身于政治的前台。”与上述学者从先后顺序上探讨不同,季建林从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上来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群众在含义上包含着人民,群众是既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又指未加入党团的人。其次,两者既有明显的联系,又有细微的区别。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民”是比“群众”更先进的概念,而“群众”是人口众多的概念。正如杜鸿林等认为的那样,人民肯定是进步的,而群众未必,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概念中有一部分叫‘流氓无产阶级’,即‘群众的特殊阶层’。葛宇宁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人民是指在政治上进步的阶级和阶层,而群众主要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占据绝大多数的人口。”

应该说,学界普遍认为“人民”概念与“群众”概念在时间逻辑上有先后之分,在范围上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人民”概念是在“群众”概念过于广泛而难以辨析群众到底是哪些人的情况下提出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人民”概念的提出,是革命主体和革命任务发生了改变。在两者的界限上,虽然两个概念的关注点都是现实中的人,但是,二者的具体指向又有所不同。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人民”与“群众”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大多数学者都把人民与群众根据时代任务做了区分,并且把两者合成“人民群众”概念出现在各种文本中。范晓丽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力量是沿着“群众——人民”的方向进行界定,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是从“关心对象”到“服务对象”。张弛认为,早期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先行完善了对于群众的认识,”群众作为非阶级的“政治范畴”先行出现,但在革命中,“群众”概念因具有的广泛性而无法与“敌人”概念相对立,因此,中国共产党把“人民”与“群众”合称为“人民群众”,以此来突出工人阶级的核心领导地位。丛日云认为,在“群众”一词之前加上“人民”的前缀,那么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人民群众”就“具有了创造历史的主体、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的社会群体、正当的政治立场的标准、合法的政权和政治行为的评判基准等含义。”但武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人民群众”概念“只反映人民群众集合体,不反映构成人民群众集合体的每一个个体。”对此葛宇宁指出,“我们必须用‘人民’和‘群众’的外延来对‘人民群众’的外延进行限制,”即“人民群众”概念应当有质的规定、量的规定、地位和功能的规定。吴永认为,“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观,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价值予以确认和尊重的同时,在革命过程中还赋予人民以更多无上的价值向度。”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人民”本义上可以和“群众”划上等号。但实际上人民的范围随着敌人不同而发生改变,而群众指的是大多数人,在某一阶段群众的范围是不会变的。“推动历史的人”,本身包含着一定的理想目标和行动指南,即对人民和群众的界定,以及把两者合成“人民群众”,其目标是为了使大多数人都能够成为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

四、关于“人民”概念变迁的原因及影响

“人民”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主体对其进行不同的阐释。学界通过不同层面来阐述人民概念变迁的原因,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主张及发展取向,学界主要从以下这几层面来论述。

(一)“人民”概念变迁的原因

1.国家建构说。这种观点认为“人民”概念的变迁本身隐含着某种政治构想。郭忠华认为,近代中国“人民”语义的两次转型都与国家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一次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第二次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人民民主专制共和国。与郭忠华不同,强世功从政权的角度指出,建国前后两个时期的“人民”概念是从国家层面向政权层面转移,即“以区分敌我为核心的人民概念向日常政治中以‘人民——人民代表’结构为核心的人民概念转移。”林尚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构考察的基础上,整合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国家建构就是“人民联合为不可分解的一体力量,”即“人民”概念的变迁是在不断建构主权和政权两方面的力量。

2.统一战线说。该观点主要从革命任务和社会建设的需要来对“人民”概念变迁的内涵和范围进行考察。张弛认为,中国共产党把“‘人民’从抽象的唯心主义概念还原为历史的、阶级的概念,”使各个阶层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最后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容纳各阶级力量的历史概念。郭若平认为,“人民”概念的变迁是经过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激烈的争论和博弈的结果,最终“人民”概念才赢得广泛认同,成为界定近代中国革命力量和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力量的标志性概念。肖存良认为,“人民”概念的变迁是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不同时期对人民概念的解读来确定革命的朋友和敌人,”以此来明确革命的对象和动力,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

3.现代化诉求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人民”概念的变迁本身就是其对现代化诉求过程。巩建青等认为,“人民”概念现代化诉求过程本身就是“从形式上的‘主权者的人民’向实质上‘人民权利主体’的过程。”其变迁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诉求,“实现主权者由形式上的人民向实质上的人民权利主体转变。”就像张弛认为的那样,“人民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丛日云也认为,“人民”概念变迁就是不断摈弃其中抽象和神圣的成分,“将人民的虚悬的权力落实为具体实在的公民权利,”不过和前面两位学者不同的是,他更加强调应当落实的是具体的政治权利,而不是所有的权利。欧树军认为,新中国成以来人民内涵的变迁,“依次经历主权意义上的人民、治理意义上的人民和责任意义上的人民三种类型。”而责任意义上的人民才是政治现代化的象征。

4.反民粹主义说。即认为“人民”概念的变迁主要是限制民粹主义在人民的名义下发挥作用。杨陈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人民”一词始终具有平民的含义,五四运动之后的左派知识分子受到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为“人民由作为大多数社会较低阶层构成,”并且这一观念具有神圣性,这导致前现代因素在人民的名义下发挥作用。林雪菲认为,为了避免人民主权中“人民”概念的抽象化和神圣化而导致出现借民意来推行民粹主义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将人民内涵具体化,使“抽象的人民主权原则被巧妙地与具体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巧妙的联系为一体,从而也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主权提供了道德力量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人民”概念变迁的研究,主要阐述其变迁折射出的政治含义,即概念的变迁背后代表某一种价值观,形成某一种理想构建,追求某一种信仰。不同的是有的学者从国家层面、政权层面,而有的学者从权利层面、社会层面。但问题是人民概念的变迁不局限于某一层面,而是各个层面背后的内涵、范围、价值、目的、作用和意义等因素的整体变迁。因此,对“人民”概念变迁的研究要以概念史为基础加强其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人民”概念及其语义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民”概念变迁的影响

“人民”概念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近年来学者们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重点关注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及其意义。

1.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巩建青等认为,近代意义上“人民”概念的出现是近代知识分子发扬西方人民主权思想的体现,而中共早期领导人认为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在宪法层面上难以执行,没有能够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指出要实现人民主权的宪法权利化,即“‘人民’概念中社会劳动者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身份,”以此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劳动者中传播。高尚全等认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表达“人民”概念中受剥削的劳动者身份,在“马克思主义翻译式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使用‘庶民’等。”

2.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型。“人民”概念的变迁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转型,这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吴永认为,“人民话语在中国政治生活领域里的广泛运用,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官本位’遏制,开始转向近代‘民本’和‘民主’的发展趋势,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开辟了一条通途。”袁光锋认为,“人民”概念的变迁,使之具有现代性政治含义,本质上被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根基,给予国人一种现代性的政治身份,塑造了国人的思想和政治观念。丛日云认为,人民作为国家构建的基本要素,它的变迁使人民从抽象的主权者向具体的权利者转变,个体权利的落实不仅是其地位的转变,也是政治现代化的象征之一。

五、总体评述和展望 

“人民”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历来而发展的主体范畴,对“人民”概念的正确认知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基础。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无论是对“人民”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及形成,还是对其与“公民”、“群众”等概念的关系,抑或“人民”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重要共识,为新时代更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重要借鉴。但由于“人民”概念广泛的运用在各个学科之中,每个学科都对其进行不同的阐释,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的主体基于发展任务的不同,都会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并且中西方都广泛地运用“人民”一词,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各国交往更为频繁,基于文化的差异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中西方对“人民”概念界定的标准及追求的目的都有所不同。“人民”概念特有的复杂性使人们对其研究难免出现不足。深化“人民”概念的研究既要以概念史为基础加强其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又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笔者认为至少可在以下四方面展开:

第一,“人民”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界关于“人民”概念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其零碎化、分散化较为明显,没有形成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局限于历史人物对人民的解读,局限于对人民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很少以其变迁背后的思想建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总体思考,以及对“人民”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变迁而折射出来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思考。新民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是如何通过争夺“人民”概念的话语权,并且如何通过话语权来扩大革命力量,最终赢得和巩固了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人民范围的界定来扩展统一战线的范围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人民”概念如何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背景下所具有的新内涵,又是应当赋予人民怎样的新内涵来应对新时代背景下所要面对国内国际的新挑战。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是以概念为基础,那么“人民”概念是如何指导这三个时期的实践,又是如何向实践转化的呢?三个时期的实践效果是如何修正“人民”概念,最终促进“人民”概念的演进和变迁,而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后,“人民”概念具有怎样特定的内涵和指向,这应当是学术界多加关注的问题。无论是总结近代以来的人民概念史,还是“人民”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相结合,都十分必要,对于我们整体性和系统性把握“人民”概念及其语境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人民”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研究。“人民”一词具有很强的抽象性,集中表现在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个体权利如何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当中,并能保障“人民”概念特有整体性。这一张力使政治实践当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或专制主义特征,对“人民”概念的误解使之更加明显,比如“我是人民,你要为我服务;你只是人民中的一员,不是人民,我不为你服务”等论述,并且这种现象始终贯穿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当中。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人民与群众的联系与区别有一定的共识,但也有不少争议,这样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人民”概念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来,但有些学者的研究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去,学界要彻底弄清什么是人民,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审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群众路线”理念,就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当然,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的“人民”概念,既要理解“人民”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具体内涵,又要理解其所承载的价值,即它承载的是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价值,追求的是最大数人的发展与幸福。学界对“人民”概念所承载的价值研究较少,不能很好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以及当代中国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三,“人民”概念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研究。概念作为话语体系中的“原子”,概念变迁的过程本身就是话语建构的过程,话语建构的过程也是争夺话语权、掌握话语权的过程。“人民”概念的研究必须能够反映和解释中国政治实践特有的丰富性,它根据实践的需求而产生,因实践的变化而变迁,概念的变迁又推动实践的发展。当西方资产阶级列强入侵清王朝时,“人民”是自强话语,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顶峰相对时,“人民”是革命话语,当中国面临着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时,“人民”是建设话语,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人民”是改革话语。因此学术界要依据中国政治实践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根据中国政治实践的变化来把握和创新中国的政治话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把握“人民”概念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人民”概念在继承中国历史传统时,要予以现代化的转换,在借鉴西方政治话语时,要向本土化变迁。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中国经验”备受国际关注,“中国话语”更具有发言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要强调“中国特色”,建构具有世界导向意义的政治话语体系应成为学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人民”概念的研究主要以回答“人民是谁?人民究竟在哪里?”等相关认识论问题为基础,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研究。十九大报告提出新的社会矛盾,解决新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着“怎样在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在群众路线中如何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等相关方法论问题。研究本身包含着认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因此学界之后对“人民”概念的研究既要说明本体论问题,又要解决认识论问题,即不应仅仅在概念的阐述和解析上研究“人民”概念,而且要在问题的建构和解决上研究“人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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