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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群体或阶层:中产的中国问题
作者:任剑涛      时间:2018-09-12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群体结构与社会功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这个群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人群,它对社会政治秩序发挥着稳定还是颠覆的作用?是论者聚讼不下的难题。一般而言,论者对这一群体的社会政治功能抱有不低的期待。国家权力方面也对之戒慎戒惧,既抱有高度警觉,又力图在政策上实现促其增强与利于维稳的双重目的。在中国的特殊处境中,这一话题首先是一个需要脱敏的问题,然后才能较为理性地规划其社会培育与功能发挥事宜。

01

中产:群体抑或阶层?

中产问题涉及到执政党的阶级分析问题,所以它属于敏感的话题。在官方的用词中,中产已经完全不与阶级进行词汇配对,一般使用群体这个词汇来界定中产的社会政治属性。而且中产的财产属性,也被换成了“中等收入”的描述性概念。于是,“中产阶级”这个流行概念就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有论者不认为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转换而出的概念,他们对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性进行了甄别: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相对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仅就收入情况对社会人群进行的区分。而中产阶层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除了收入之外,还有职业、受教育水平、声望、消费能力等诸多因素都是定义‘中产阶层’的重要参考标准”。直接一点讲,使用中等收入群体概念,而不使用中产阶级概念,确实存在回避政治矛盾的意图。在中国情境中,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相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言的概念,是一个学理上说不清、政治上惹麻烦的概念。

从学理上讲,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急遽变迁,曾经流行的阶级阶层结构论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与之对接的论说又似乎很难建立起来。因此,阶级阶层论说成为一个断裂性的话题:就阶级斗争年代的那种阶级话语而言,缺乏继承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阶级阶层分化而言,缺乏先导者。在中产这一论题中,两个相关的显著变化,是形成这一僵局的导因。一方面,“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简单阶级阶层结构,现在已经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产生了个体户、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高管、民营企业的科技人员、各种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中分离出来的。即便是同一社会阶层中,经济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也有很大差异”。阶级斗争年代那种简单明了的阶级划分显然是行不通了。另一方面,“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这就促使人们按照社会阶层收入差距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疾速变化仍然在进行中,人们在学理上对之做出概括,需要待以时日。而且需要在学理上做出突破,才能做出与社会变迁实际相一致的阶级阶层变化的创新性学理贡献。

从政治上讲,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主要呈现在社会的中层结构即运行结构上,社会政治的基本结构即国家基本制度并未发生人们想象的那种改变。因此,曾经被认为是废弃了的阶级斗争国家理念,只是潜蛰下来、并没有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场域,甚至在国家谋划的深层次上还保有支配性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的定义,还明显地深刻作用于基本政策的制定方面。取决于这一点,在谈论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时候,仍然需要随时惦记他们对阶级问题的经典定义。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阶级做出的基于经济基础的定义。

与之相伴随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联意义上的阶级定义。一方面,恰如恩格斯所说,“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循这一定义可知,作为历史现象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在生产发达以后就会消失。但在这之前,阶级与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另一方面,“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保存阶级统治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顺理成章的就是,再一方面,阶级斗争必然引发革命。“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革命必然性的体现。“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展产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彻底消灭阶级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三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对无产阶级政权而言,最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就是在保证政权的前提条件下,实现最终消灭阶级的任务。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言说,对中国而言所具有的高度严峻性,在此鲜明凸显出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述的此阶级并非当下中国讨论中产阶层的彼阶级。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系统言说,结构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循“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递进关系建立起来的一整套革命理论。其中,阶级的二分法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至为关键。马克思主义站在被统治阶级的一边,强调被统治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一政治组织由政党领袖提供理论指导,然后让被统治阶级进入阶级自觉的革命状态,以期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是着力动员革命的一种社会集群划分、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动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对阶级概念的敏感反应可以说是天生的。在中国,对中产阶层的政治敏感性,就来源于执政党的敏锐政治意识,这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所注定的情形。

中产阶层这一概念遵循的阶级阶层划分标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划分标准。它是一个后革命社会或现代社会的多元阶级划分标准的产物。现代社会被称之为“橄榄型社会”,中产阶层是居于中间地位,与这一阶层的收入、社会地位、名誉和政治诉求关联在一起,它是一个社会学或者社会理论基于财产与分配制度的集群划分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层的阶级划分,既不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是一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分割,也不存在中产阶层要以自己阶级意识的自觉去尽力推翻谁或者直接赞同谁的问题,它不承担这样的阶级使命。它是一个政治上已经脱敏的概念。一些论者为什么强调中产阶层相对于上层或下层来说,它更倾向于维护稳定,主要是从它的社会品性上着眼而对其阶层特征做出的概括,而不是从它的政治品性上对其投入政治革命或政治秩序重建做出的分析或定位。3对于中产阶层这个政治上已然脱敏的社会理论概念,执政党和政府勿需用自己意识形态理念中的阶级意识来对待或处置。校正这一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中产阶层的问题,既让其得到准确的社会定位,又避免它的政治定位掩盖住它的社会定位,从而让中产阶层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

中产阶层:社会的而非政治的概念

02

对中产阶层进行政治脱敏以后,就可以知道,仅仅讨论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其实存在重大疏漏,即拒绝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定位,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把它高度政治化了。论者畏惧的事情是,明确鼓励一个中产阶层的成长会有什么政治危险?其实,鼓励一个中产阶层的成长,恰恰对化解社会的政治风险具有明显的帮助作用。

就今天中国的情境讲,用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和阶层划分,替代革命党时期、或者作为完成革命而又没有进入后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已经充分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如果自觉地用社会学关于阶级、阶层的社会定位替代革命化时期对阶级的政治定位,那么中国对中产阶层几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能够肯定下来、加以培育、积极推动,促使中产阶层走向成熟,让他们担负起建构现代国家的社会政治使命。

社会学或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社会相对宁静化条件下的阶级或阶层划分结果。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里,价值分裂也好、政治颠覆也好、秩序重建也好,都是“诸神之争”。如果这来争端不能有效息争,就会有精英起来搅动社会,从而让革命理论寻找到它所需要的社会支持。一般而言,精英群体之间的理论分歧非常剧烈,价值争端很难尘埃落定,精英之争常常导致大众社会的撕裂,引发社会危机,催生社会革命。这是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避免的事情。在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以“法律主治”(the rule of law)的方式遏制高层分裂、安抚底层不安、培育中层维稳,是一个化解因精英分裂引发社会倾覆的有效进路。

就中国阶级斗争岁月的情况来看,过于发达的阶级思维、政治思维引导出的简单而草率的结论其实是错误的:一种立意控制高层,然后由高层直接下贯到基层的社会控制,长期被认定是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就大型复杂社会而言,社会高层从来是控制不住的,社会底层也是很难有效控制住的。这是因为,两个社会阶层都具有高度的分散性:高层社会因价值立场的明显不同而分散,底层社会因利益的获得稀少而明显散离。整合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因此成为一个社会控制的难题。社会控制与社会协调是两种整合社会秩序的方式:前者是通过遏制一些人、激励另一些人来协调潜在的冲突行为,后者则由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程序构成,目的在协调众多个人使用公共资源的联合行动。处在社会高层的人群,财产较为殷实、价值立场比较明确、政治行动力较强、组织忠诚性相对较弱,他们接受协调的意愿不高,愿受控制的程度更低。因此,一个旨在控制高层的社会体系存在陷入政治秩序危机的高风险。相应地,社会下层群体缺乏稳定的收入或收入不高、价值立场游移不定、政治行动上的随附性较强、组织忠诚性亦不高,他们可能接受控制,但却很难进行协调。

在非民主的状态下,不管是协调高层还是控制底层,很难依托民意展开相应进程。要让民众的大多数即中产阶层的民意和底层社会的民意呈现出来,都缺乏相应的有效社会机制安排。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中,对高层的遏制从来也都是缺乏成效的。比如非常成熟的现代国家美国,特朗普和共和党内部的高层集团就很难达成政治一致,他们与民主党想达成共识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在党派之外,特朗普与社会新闻界精英集团可以说是斗得乌烟瘴气。社会控制的关键群体,正是中产阶层,因为中产阶层的社会品性让他们足以成为社会的稳压器。调查表明,“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温和的、对别人的判断是慎重的、不愿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这与社会高层与底层的社会品性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未来的道路、或者“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高层社会众说纷纭,底层社会缺乏共识,唯有兴起中的中产阶层最希望维护中国的稳定发展。这既是因为他们是中国迅速发展最大的受益群体,也是由他们的社会品性所注定的群体特性。但毋庸讳言,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阵地、或表达途径向整个社会显示自己的意欲与能量。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以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对付社会理论上的中产阶层,缺乏积极应对中产阶层发挥社会政治功能的谋划:对他们的担忧多于信任,对他们的限制多于培育,对他们的遏制多于使用,对他们的拒斥多于依赖;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层自身的孱弱,以及展示自己社会政治功用上的幼稚与乏力,造成官民双方对其缺乏信心。改变这一状态,需要跨越双重关隘:在国家权力部门方面,需要过中产阶层疾速成长造成社会政治风险的政治心理关;在社会公众方面,需要过中产阶层变革不足、保守有余,无法发挥整合作用的社会心理关。

仅就当下中国的社会分层来看,高层、中层和底层的明显分化,以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缺乏共识,有可能在极偶发意义上造成某些社会震荡。但从总体上讲,消费社会的迅速落定,已经使得他们不可能鲜明地支持革命,而是主要致力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状态。面对社会学或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这类社会分层问题,最重要的应对举措,就是要从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维进入讨价还价的治理思维。在这一点上,面对中产阶层、以及高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不同社会群体逻辑,需要相应转变权力习性,从全面管控转向适应面对种种社会压力的执政局面: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由当时的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明确提出来了。面对社会矛盾、社会压力甚至是社会动荡情况处理执政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给领导者的政治命题。而理性面对这一政治局面,以及因应时局处理好这一转变,仍然需要时日。

愈近当下,面对社会巨变,国家承受压力的能力有何明显变化?在必须的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建构中,确实强化了国家发展的宏观总体意识,但对中国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必须要应对的不同社会阶层或精英集团讨价还价的问题,似乎有隐匿起来的倾向。而社会群体与国家权力之间交错的、因社会磨合不顺利导致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更有遁于无形的趋势。本论题中的中产阶层问题,也从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上的综合命题,蜕化为收入分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命题。其实,在社会学或社会理论角度看,如果国家将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都视为讨价还价的对象,完全不必将之作为政治性问题对待,而自如地作为社会问题处理,那么,面对社会分层,掌权者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踩翘翘板——它要求掌握国家权力的权势集团具备一种高超的平衡能力。在这个特定视角,社会学界关于中产阶层发挥维护稳定、支持发展作用的条件性意见,比简单强调他们肯定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无条件意见,要更为重要。

原因在于,如果说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层正在出现和大致形成的话,那么需要搞清楚的是,它是一个现代转型十字路口趋于形成的中产阶层。这样的中产阶层,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动态性,它与成熟的中产阶层和初生状态的中产阶层大不一样。在转型社会中,这一阶层一方面对自己的处境认知很矛盾:在顺畅的时候可能是顾盼自豪的,在不顺畅的情况下可能是消极自沉的,甚至可能产生对这个社会产生严重失望和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社会中间地位,会将这样的自我认知传染给社会其他阶层:可能对高层产生不利的权力回响,对底层传递陷入社会动荡的信息。一旦中产阶层的地位不保、状态不稳,会对双方发挥出某种示范效应——因为高层的社会反应本来是针对权力而不是针对社会的,因此中产阶层一有风吹草动,高层权力就会闻风而动,大力强化权力控制;相反,中产阶层收入下降、地位衰变,会重创底层社会的生活信心,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最近几年,中产阶层倍感生活的压力,有一种被剥夺的阶层迹象。所谓房奴、车奴、学奴等等,都是对之的形象描述。加之中产阶层在承担宏观税负上是最重的集群,生活状态引人担忧。对社会底层来说,中产阶层地位都已经明显衰落,他们有些心慌意乱,就在清理之中了。“雷洋事件”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社会信号,可谓解释相关变化的最佳案例:中产阶层对自己身份地位和社会功能的信心动摇,导致其在慌乱中的临时化、一致性行动。从校友的声援,到社会的呼应,中产阶层的自我组织能力隐然浮现出来。

03

中产的呼吁政治

必须承认,中产阶层是有自己政治诉求的人群。但中产阶层表达其政治诉求的方式,可以区分为二:如果国家权力体系承认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功能,他们会是和平、中道与理性的集群,他们会与国家权力积极合作,并成为社会政治稳定的稳压器;如果中产阶层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和政治承认,后果就会非常消极、甚至会引发危机。对此,人们可以对现代国家的中产阶层进行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样的区分是得到经验事实验证的结论。欧美社会的中产阶层是一个变动性很大的社会集群,但总的说来,它是一个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阶级成分。在工业化消除了专制的政府形式、国家职能明显增多、政府军事力量强化、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等等,过去处于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趋势出现重大逆转——工业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相对分散,收入分配的集中度下降,这些都是有利于催生理性、沉稳和保守的中产阶层的重要条件。

不同于成熟的现代欧美社会,在民主转型时期的韩国,一个新生的社会集群,有着中产阶层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诉求,却没有中产的地位和现实收益,加上国家权力的高压,就屡屡引发社会动荡——频繁的的大学生群体造反,与正在冒出来的中产阶层或显性或隐性的合作,替中产阶层发出政治参与与社会回报的声音。这种社会激烈行动的背后,其实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之际,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受到压制后的行动模式。这时,如果国家权力方面自觉意识到社会结构的变迁,就会尽力去培育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的讨价还价意识,选择理性商谈的利益获得进路,而不让他们的政治抗争意识付诸政治行动。韩国后来进入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模式,让中产阶级逐渐步入理性的社会行动轨道。

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与成长,是一个相较于其他国家远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故事。从中产阶层出现的必然性上讲,当然它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顺生产物。但从它的社会政治塑造来讲,中国中产阶层是在各种外部因素的挤压下顽强求存的。而从它有利于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功能上讲,各方面又都期待他们迅速发挥中产阶层那种稳压器的作用。

中产阶层需要有社会协调的渠道,避免落入单一的社会控制轨道,这样中产阶层才能够步上理性、妥协与维护秩序的维稳之路。因此,国家权力方面需要给中产层级适当的社会位置和政治安排,以便让他们的紧张可以释放、要求可以表达、愿望能够实现、诉求不致落空。实现这一培育中产阶层的目标,既需要大力促进社会的平行流动,更需要尽力促成其向上流动:一个具有自由平行流动机制的社会,可以让那些努力上进的底层集群和跻身下中产阶层的人群,有一个释放自身能量的空间。虽然这样的流动方式对于他们晋升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帮助不大,但至少提供了居于社会向上发展群体队伍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对中产阶层、尤其是自认的中产阶层人群,具有释放压力、发现机遇、寻求发展、向上流动的引导性作用。一个具有较为充分的向上流动的社会,乃是一个向公众敞开精英大门的社会。3并非具有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就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挤进上层社会的狭小空间。与其说敞开向上流动的空间是为了让人人成为精英队伍的一员,不如说是让人们自己担负起人生发展的责任。这对寻求发展的人们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诱导,更是一种谋划:人人都意欲成为生活小康、尚具理想、关心公共事务、热心公益、理性行动的集群中的一员,这个社会就具备了现代社会的特质。一个由中产阶层担负起来的个人责任、相互关爱和彼此信任的社会机制,便是所谓“好社会”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与成长是缓慢的,社会学家甚至为此认定,很难指望他们发挥出主导社会走向和大众消费的作用。倒是“小康大众”这个占人口总数80%的集群,更能发挥相应的作用。5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掩盖了中国中产阶层问题的另一面:不是中产阶层不能指望,而是因为对中产阶层的政治警觉促成的限制措施,不仅让他们既难以发出理性的社会政治声音,而且也让他们的社会政治能量被遮蔽起来。为此,解决前一问题,需要国家权力方面对中产阶层可以实现政治脱敏;解决后一问题,需要国家权力方面提供给中产阶层合法发声的渠道。这其实就是建立中产阶层的呼吁政治机制。呼吁政治(politics of voices)是一种和平理性、维护秩序的政治,而不是一种消解忠诚、瓦解秩序的政治。建立中产阶层的呼吁政治,其实就是提供给他们合法发声的制度机制:让他们在制度吸纳的前提条件下,既理性表达自己的意愿,又理性谋求不同群体之间、自身阶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友好合作。建立这一机制的同时,就会逐步实现中产阶层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治秩序的目标。

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发声的主要平台,无论是网络还是传统媒体,都显得缺乏代言其集群利益的意愿。客观地讲,这对国家的利害关联性值得慎思。因为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积极作用,知识界对政治的关注,对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将起到不可或缺的积极正面的作用。

最近几年流行的“人民社会”论,是此前的“市民社会”论的替代品。显然,“人民社会”是一个需要耗费巨大理论资源才能加以论证的概念。在政治思想史上,人民与社会是位势高低明显不同的两个概念。人民乃是现代国家主权意志的体现者,主权确立以后,人民就必须退出政治场域。或者说,人民就必须转变成宪法意义上的公民,他们按照业缘、地缘、趣缘等等因缘关系建立起具体而实在的社会。就此而言,抽象的人民是无法组成社会的。如果直接把人民这个高位概念拉下来,作为社会建构的主体,社会的分工合作机制就无法落地。所谓中产阶层这些社会分层概念,也就失去了它指引人们理解复杂社会的功能,变得多余起来。就中产阶层这一论题来说,他们不过是实在社会的一个集群,他们在政治上成熟一点,表达社会诉求就会更理性一点,国家权力层面便会对之放心一点,社会底层也不会受到太大触动或刺激。如果只是设立一个抽象的人民社会装置,两眼一抹黑,社会全体成员高度同质,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无从发挥,社会政治秩序建构及其维护的主体寄托也就无从谈论。

在商议中助长成熟中产

04

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产生并成长的中产阶层,是地位极不稳固、作用尚待呈现、分化极为明显、走势仍不清楚的一个阶层。这是对中国中产阶层现状的一个总体估价。基于这一估价,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希望中产阶层发挥其规范意义上的积极作用,就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环境,让他们在走向自律、成熟的过程中,有效发挥稳定社会秩序、提升社会理性程度、升级现代的合作意愿、促进中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这是关乎中国中产阶层的两个重大问题,有必要对之进行相对深入的分析。就前者来看,中国中产阶层的总体状态,社会学家的种种描述,已经呈现出了它的大致面目。但需要在社会政治的视角,进行一个深层次的概观:

第一,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地位既不明晰、也不稳固。对国家权力来讲,由于中产阶层的政治脱敏尚未完成,有人还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替代者,因之对其怀抱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一如前述,中产阶层在利益和政治上是有自己的诉求。但中产阶层的社会诉求在缺乏声张渠道的时候,远没得到顺畅表达。此时对中产阶层呈现出的政治警觉,似乎为时过早。换言之,政治警惕相对于社会包容提前出场,让其政治成熟的外部条件处于明显的紧张状态,中产阶层试图发挥其稳定现有政治秩序的稳压作用就几乎没有可能。就此而言,需要强调国家权力对中产阶层的政治脱敏,让中产阶层之作为主要的现代社会阶层,得以清晰地呈现其集群轮廓,并助长他们的集团意识、释放他们的集群能量、促成他们的群体自觉、提升他们的群性品质。由此疏通他们发挥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渠道,为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准备阶层、阶级条件。在此基础上,对中产阶层自身的社会分层,诸如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边缘中产阶层及其差异性加以关注,以便真正培育一个有利于中国长期、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集群载体。

第二,中国的分配收入结构需要进行深度改革,以便中产阶层的稳定阶层结构不致处于一种明显的波动状态。中国税赋的主要负担者是中产阶层。但国家权力对税负的这一主要负担者关怀不太足够,更没有感恩心态,这让中产阶层有些冷遇感。由于中国步入深水区的体制改革需要大力推进,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规模、功能很难减少不说,甚至呈现潜在扩大的趋势,因而中产阶层的税赋只会增加、很难减少,国家权力与中产阶层因分配问题产生的疏离感,有可能强化。在此情况下,新增税种显然是不利于集结中产阶层的政治忠诚感、强化其社会向心力。但一个悖谬的现实处境是:由于传统税基已经受到侵蚀,传统税源几乎枯竭,维持国家权力必须的税收体制必须改进,国家权力的税收饥渴肯定会增强,中产阶层因此必定处于一个承担税赋压力的前线位置。从财政政治学、税收政治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涉及中产阶层切身利益的大力度税改,在政治上与国家权力的需要处在一个紧张状态。已经是现有税收体制的主要担负者,而必将成为税改后赋税的主要担负者的中国中产阶级,很容易被重新打入社会底层。在一种收入焦虑的心境中,中产阶层还能发挥什么样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呢?不能断然做出否定的回答,但起码给出肯定回答的坚决性会打折扣。

第三,中产阶层社会身份的不确定以及危机感。比如大学教师群体,几年前可以说有一种顾盼自豪的感觉:收入在提高,言论空间较大,官方表示尊重。近期这一群体的自我感觉似乎发生了明显的逆转:收入未见明显增长、言论空间受到约束,以及社会影响在下降。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呼吁政治”群体,更是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流和退出现象。不能不看到,上述变化对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若这一变化持续下去,新时期以来中产阶层快速壮大的趋势可能出现中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产阶层目前的处境,与让中国必须且努力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尝试。存在尖锐冲突。这样鲜明的变化,也反映出国家权力对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政治期盼,似乎与中产阶层实际处境存在明显的错位或落差,亟须调整。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国家权力一直在努力做大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并尽力让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忠诚度得到强化。这种意识,在近几年有增无减。但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权力方面必然表现出的迟疑、踌躇,让本来就没有完全脱敏的中产阶层问题,变得更为敏感:曾经以权力吸附的方式争取中产阶层政治忠诚的做法,似乎已经中止了。国家权力方面的迟疑,当然可以在深水区改革的背离性处境中获得理解。但政策期望与政策举措之间的罅隙,导致政策执行中出现不可小视的矛盾:譬如,对企业家阶层,曾经鼓励他们先富起来,并且将之视为权力争取的中坚力量。但一段时间,企业家成为“财富原罪”的归咎对象,甚至有人对之喊打喊杀,将中国改革的一些缺失不加分辨地归罪于他们。结果,企业家的逃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甚至引起国家权力高层的震动。为此中央专门出台文件,以稳定企业家的军心。再如,为了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政策上是明确鼓励大学聘用有跨国背景的学者,以求强化大学师资队伍的国际性。不过实际上来中国任教的外国人并不多,而中国人改变其国籍成为“外国教授”的倒不少。这就不仅没有真正强化中国大学教师的国际化程度,而且对大学教师队伍的构成与忠诚度发生复杂而微妙的影响。承担大学主要科研与教学任务的本土化大学教师群体,其政治忠诚和社会忠诚程度都因之受到影响。可以说这类矛盾,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力方面对中产阶层尚未完全脱敏的结果,或者说是因为国家权力方面对中产阶层的潜在替代性高度敏感的产物。

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是有益的。为此,国家权力和社会各方对中产阶层的认知和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应更多地采取讨价还价的商议、合作的社会协调机制,以此保证中产阶层的政治忠诚和社会忠诚度。与此相关,就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一定要给中产阶层以政治和社会出路,让中产阶层能够跟国家权力续写合作篇章,并保证让这种合作变成中国稳健地走向成熟现代社会的强大支持力量。诚如论者指出的,不能仅仅在消费社会的建构上重视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视其为撑起中国消费的中坚力量;而应当重视他们的社会政治功能,致力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的作用,让悖谬组合起来的中产阶层之“消费前卫”与“政治后卫”群体特性,能够在消费世界与政治领域之间平衡定位。如此,中国才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渡过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才可能真正收到因扶持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而培育成一个现代橄榄型社会的效果,并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让中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立国家权力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商议机制,一方面需要稳定确立双方平等相处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至于形成一个无法有效对话的上下悬殊机制——国家权力的高高在上与中产阶层的接受恩惠,乃是一种妨碍双方有效对话,实现互谅互让,达成有机合作的有害定势。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当尽力为中产阶层的成长开拓空间,提供便利,积极扶掖,劝勉有加,让国家权力与中产阶层之间形成积极互动的态势。从而有力促进中产阶层的社会成长与政治成熟,避免中产阶层陷入焦虑状态、紧张情景。再一方面,国家应当开放中产阶层的言论空间,尤其是应当开放社会事务的言论空间,让中产阶层对社会事务、行政事务、乃至于政治事务的关注可以理性畅达于权力与社会公众,从而促其具备理性沟通技巧,并向整个社会垂范,真正发挥出社会稳压器的作用。最后,国家权力应当积极任用中产阶层群体的优秀分子,让其在执掌权力的机遇中理解权力运作的艰难困苦,从而内生一种促进社会各方与国家权力积极互动的健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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