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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等:居留决策、落户意愿与社会融合度
作者:张新周绍杰姚金伟      时间:2018-08-10   来源:
 

  者丨张   周绍杰   姚金伟

张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周绍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姚金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自丨《居留决策、落户意愿与社会融合度——基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人文杂志》2018 年第4 期

中国是过去十几年间世界上城镇化水平发展最快的国家,城镇化率提高了1.5倍,大规模流动人口(其中主要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的主力,达到总体农民工总量的46.6%,流动人口整体的教育程度、社会背景和生活意愿已经与其上一代大不相同,特别是在价值观、社会心理、社交方式等方面对迁人地城市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同化性”倾向,迁入地的融入程度将成为决定新型城镇化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变量。

总体来说,当前城乡流动人口的融人性障碍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度性障碍:表现在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由其造成的对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性政策;

二是经济性障碍:既有城乡居民的收人与消费差距,又包含农业转移人口放弃农村“三权”的机会成本,这削弱了流动人口的落户和长居意愿;

三是社交性障碍:由于多数城乡流动人口学历层次较低,就职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居住、生活、工作环境相对固化,这就造成了被排斥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体系之外的融入性阻隔;

四是心理性障碍:这是基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而长期形成的一种乡村-城市心理排斥,特别是由于城乡流动人口不具备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户籍身份、不具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从而心理认同和归属程度较低,难以融人流人地社会。

当前,中国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对流动人口融入性障碍的分析应逐渐转向对经济性障碍、社交性障碍、心理性障碍等多方面考量,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融入障碍,把握影响居留或落户意愿的关键因素至关重要。

本文利用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融合的几大因素:经济融合、制度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心理融合以及户籍地禀赋对中国城镇化融合度的影响机制与效果。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了两个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理论假设:

假设1:户籍地禀赋会对城乡流动人口的城市落户意愿产生抑制作用。

聂伟和王小璐通过CGSS2010年数据实证发现,各类家庭禀赋要素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家庭收入、非农收入比例等经济资本具有促进作用,而家庭住房面积和家庭自然资本会产生抑制作用。

假设2:社会融合度的差异对城乡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

叶俊焘等提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经历经济生存融合、社会交往融合和心理认同融合三阶段,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合仍然停留在经济生存阶段,这严重阻碍农民工的居留意愿。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2、变量选择

本文的实证模型分别以居留、落户意愿为被解释变量,均纳入以下核心解释变量:一是流动人口户籍地禀赋变量;二是社会融合度变量,包括流入地的经济融合、制度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心理融合等四个维度。

1)被解释变量

由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见,有三到五成的流动人口更愿意保留户籍地原籍,仅将流人地作为临时工作地,或者在面对更好的机会时会随时离开,或者无法完全融人所在地,只能在户籍地与流人地之间循环迁移。

1  城乡流动人口的落户与居留意愿情况

2)核心解释变量

①户籍地(流出地)禀赋变量

本研究选取流动人口户籍地的土地和住房面积, 作为反映户籍地的自然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关键变量;选取户籍地的社会保障状况,来度量户籍地的经济与社会资本禀赋。

②流入地社会融合变量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度量社会融合度的指标,具体变量情况见表2。

2  样本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计量策略

为检验户籍地禀赋的回流效应和流人地融合度的差异效应,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各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或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为此,本文分别构建以下两个基准模型:

其中,RP;和HPi分别代表流动人口的居留和落户意愿。SI是第k个维度的社会融合度变量(k =1,2,3,4,分别对应经济融合、制度融合、社会关系融合以及心理融合),FEi为户籍地禀赋,X为个体特征的控制向量,包括自然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职业)、流动特征(如流动时间、流动范围)以及户籍地所在地和流人地。

实证结果及分析

1、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模型

流动人口户籍地禀赋的回流效应,与社会融合维度的效应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较为稳健。实证结果也发现,这两种效应有符合理论预期之处,但也有特殊之处:

第一,从户籍地禀赋来看,住房变量是人口回流效应中最稳健、也是最显著的因素,但对居留意愿影响程度很低。

第二,从流入地社会融合度来看,不同融合维度的居留意愿影响有所差别:(1)经济融合度中,收入和住房类型变量最为显著;(2)制度维度中,流入地居住证、城镇医保和养老保险并未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致影响;(3)社会关系维度中各变量对居留意愿都具有显著正效应;(4)心理融合度的提高可能是影响居留意愿的最重要因素。

2、流动口的落户意愿模型

从流出地禀赋和流人地社会融合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影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关键因素。

第一,从流出地禀赋看,住房状况对落户意愿的回流效应十分显著,流出地的保障制度没有明显影响。

第二,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度中:

1)经济维度上,收入和住房因素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其重要性均有所下降,这一方面说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经济因素是造成流动人口“钟摆式”或者“候鸟式”迁移的主要原因。

2)制度维度上,落户决策更看重是否提供城镇医也有学者使用“暂时性迁移”“非永久性迁移”或者“循环迁移”的概念,他们在内容界定上是一致的,都是指流动人口或者迁移者并不打算永久改变常住地的状态。

3)社会关系维度和心理融合程度,均是影响落户选择的重要因素。

3、居留与落户意愿实证结果的讨论

总体来看,两个模型的实证结果类似,但进一步比较可以看出,流出地禀赋和流人地社会融合因素在影 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或落户意愿上,仍存在明显差异(见表5)。

其一,住房状况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流动人口而言,住房因素主要表现为短期效应,无论在老家还是城市拥有较好的住房条件,主要影响其工作地点而非落户地点。

其二,收人状况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也更高。说明经济因素更侧重于短期效应,并非是当前决定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首要因素。

其三,制度因素则更偏重对落户意愿的影响。这说明在享受城镇医保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会更高、更倾向于加人城镇户籍。

其四,社会因素对落户意愿的影响也更强。这显示出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的参与感在发挥社会融合上的重要作用。

综上可见,当前流动人口行为决策存在一个特点,即经济因素(住房和收人)更倾向于促使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市“乐业”(居留),而制度和社会因素则是决定流动人口“安居”(落户)的主要因素。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看,同时也验证了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从经济生存融合向社会交往融合转变”的关键阶段,流动人口在流人地的社会关系网络越丰富,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本与定居的转移资本之间差异越小,就越倾向于在城市落户,越容易实现社会融合。

总结性评论和政策启示

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城乡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并不完全遵循古典推拉模型,存在着禀赋地回流效应和流人地融合效应的双向机制,但在对个体的居留或落户选择上又具有不同影响。具体包括:

第一,流出地禀赋具有一定的回流效应,但对具体决策的影响有所差异。这反映出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缺位,以及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的不足,成为阻碍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地落户的主要因素。

第二,从经济维度的融合效应来看,收人因素并不如以往认为的那么重要,城镇住房状况则是影响居留或落户的最重要因素。由单位或者雇主提供的居住条件相对恶劣,也成为限制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第三,从制度维度上看,在流入地具有城镇医疗保险将显著提高个体居留或落户意愿,但养老保险和居住证,并未对流动人口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说明流动人口可能更看重城镇医保,也说明养老保险和居住证制度等社会制度层面 的建设,目前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公共服务作用,尚未发挥对外来人口的融合作用。

第四,社会关系和心理融合上,家庭陪伴和本地邻居对流动人口居留或落户意愿贡献较大。这充分说明,流动人口心理融合度和心理认同感的建设,有助于缓解和消除社会内部的人群隔阂,而能否获得流人地城市的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决策将产生极大影响。

总之,各项因素对个体落户或居留决策存在差异性影响的原因在于:经济因素主要是短期效应,更多影响城乡流动人口的居留(工作地)选择;流动人群是否落户,则更关注自身的长远利益,包括能否享受居住地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制度福利,同时,社会因素决定个体在居住地的社会资本,从而成为决定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关键。

从现实体制看,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从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 制度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多方面人手,加快推动更多流动人口融人城镇。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其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人口全覆盖至关重要,这包括完善流人地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居住证制度在城乡就业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实质作用;

其二,需要将参与社会与社区治理的公平化真正落到实处,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建设、提高对流人地的认同感,这是当前提高社会融合程度、增强城镇化内生融合力的一个非常关键、但仍然空白的领域,不仅能抑制流出地的回流效应,更有利于强化流入地的融合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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