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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树海:互联网对西方政党变革的挑战——论网络政党类型的提出及其意义
作者:岑树海      时间:2018-07-12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作者简介

岑树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原标题:《互联网对西方政党变革的挑战——论网络政党类型的提出及其意义》

作为研究政党组织变化的基本路径,政党类型学研究(typologies)是一种从分类学角度探究政党组织结构转型或嬗变的理论探索,强调以发展的、动态的、变化的而非静止不变的、僵化的视角来解析政党组织的变迁进程。政党学家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或理想模型强调的都是一种变化趋势,目的是寻求一些通则性、总体性的解释,为政党组织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引和借鉴。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新信息交流技术(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 ,ICTs)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造着政党组织的运作模式和实际政治行为。互联网的发展到底会给政党组织变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挑战,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何评估、衡量互联网发展给政党变化带来的利弊,除了一些实证调查数据的支撑和分析,关键是需要一种理论模型的建构,用来解析政党变化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特征。网络政党是否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主流政党范式群众性政党的替代性组织类型,即所有主流政党是否都会朝着网络政党或虚拟政党方向转型,这需要谨慎思考和深入研究。

01

网络政党类型的提出

互联网新信息技术是20世纪末人类发明创新的一个标志,在极大程度上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模式和交往模式,对于政党组织的变革来说同样如此。1990年代以来政党组织的主要变化就是体现在对新信息技术的利用上面。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两位政党学者海德尔(Heidar)和赛格力(Saglie)在对挪威7个主要政党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互联网发展给政党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欧美政党在不断简化和松绑他们正式的组织结构,取消或弱化政党内部与外部事务之间的严格界限,传统正式的或正规的政党组织结构被一些非正式的网络结构替代,新的网络政党(network party)类型有可能成为主流政党范式如群众性政党(massparty)之外的一个替代性的理想类型。海德尔和赛格力的调查数据覆盖了大多数北欧政党所能够采用的电子参与方式,主要是收发电子邮件、访问政党网站、参与电子论坛等行为,当时对网络社交媒体的应用还较为缺乏。丹麦和挪威政党体现出后工业社会政党内部网络参与或电子参与的典型特征,所有斯堪的纳维亚政党都主动利用互联网来传播信息,同选民和党员交流、沟通,大部分党员或选民也都是网民。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德尔和赛格力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信服力,对于大多数西方稳固民主国家中的政党组织来说,在利用新信息技术改造政党方面有着很大程度的类似,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组织网络化发展的合流(convergence)。不过这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发展趋势或潮流,他们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明确判断。

美国休斯敦大学的政党学者斯凯柔(Scarrow)指出了研究政党组织变化的三种基本面向:一是包容性面向(inclusiveness dimension),即探究政党的开放性程度,主要测量指标有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界限,党组织是否会取消一些正式的限制来增加党员身份和政党活动的吸引力等。如党的地方会议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封闭的会议只有党员才有资格参加,而开放式的会议可以对所有人开放。二是集权面向(centralization dimension),即探究党内是如何配置权力的,党内集权与分权的程度如何。三是沟通面向(mediation dimension),政党为精英或干部与普通党员以及政党与选民之间提供什么样的交流联络机制等。海德尔和赛格力基于斯凯柔的分类启示,认为相比传统的主流政党范式群众性政党,网络政党的组织结构、决策机制和沟通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互联网给政党组织带来了组织创新或组织创造。

西方政党组织的互联网变革

02

政党类型学者们所提出的不同类型的政党组织都是基于政党内部与外部变化的双重视角进行界定的,有的学者侧重于政党的内部变化,有的学者侧重于外部因素或环境变化对政党变革的影响。研究电子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女学者吉普森(Gibson)等人撰文批评道,到目前为止,关于新信息交流技术对政党组织变化的影响,西方学者多数从电子竞选和选举技术(e- campaigns andelectioneering)等外部角度进行观察,很少学者研究互联网发展对于政党内部事务(intra-party affairs)的影响。中国政党学者的相关研究亦是如此,多数从外部视角探究信息技术的变化给政党组织带来的影响。本文集中探究互联网对政党组织的内部变革以及外部竞选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这是一种以政党组织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是一种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从政党的组织结构、党内沟通联系机制、参与机制以及开放性建设等四个方面,可以较为鲜明地彰显出政党组织在互联网时期所发生的内部新变革。

(一)网络虚拟党组织改变了政党的现实结构

网络虚拟党组织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政党的组织结构。以往群众党时代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树形(tree-like),以地理区划为基础的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和行政区划、选区相对应,目的是实现在地方招募党员、动员党员投票、赢得选举、获得政府公职等组织目标。全国性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意味着政党组织并非仅仅是一种议会内精英活动的小团体,而是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群的利益诉求,而地域性或区域性党组织所扮演的中介(mediate)角色亦不可替代,它们是党内普通党员和领导层联系的沟通纽带。这种严格的以地域建立党组织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明显的冲击,互联网持久性的影响是有可能弱化甚至是取消以地理区划或选区为基础的地方党组织的建制和作用。各国政党尤其是西方政党普遍利用网络开展党内外的日常活动,成立网络虚拟党组织或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举例来说,德国社民党等在网上成立“虚拟党组织”,招收网络虚拟党员,设立党支部,打破时空限制,丹麦保守党、社民党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充分利用网络组织动员党员参加活动。对于北欧政党如挪威工党来说,随着互联网主题性党支部(thematic branches)如国际事务党支部、大学党支部、咖啡厅党支部以及弱势群体党支部等的成立,网上成立的虚拟党支部(virtual branches)打破了现实生活中地域性党支部为主体的组织结构,形成一种网络化的结构,而且被赋予和地方党支部一样的正式地位。如挪威工党在2000年的政党大会上在党章中正式引入了网络虚拟党支部的建制。互联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政党固有的组织机构,使政党组织由传统的垂直式向网络扁平化结构发展,省略了传统地方党组织的中间环节。网络固然是政治的虚拟空间,但网络时代传统的党组织架构将面临重构的可能。

网络虚拟党组织、虚拟党员的出现使得普通党员与领导层可以绕开党内组织机构进行直接联系。这弱化了党的分支机构的作用,这种趋势发展到极致就是出现完全意义上的或纯粹的虚拟政党组织。只有网络党组织,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党组织或党员,这已经成为一些小党的组织建设战略,如1999年在柏林地方议会竞选中的德国数字党(Die Digitalen),基本依靠网络生存,实施开放政策,所有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党内政策制定过程,所谓的党员只是那些组织和协调政党政策的人员。不过正如经济领域里的电子经济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互补充而非替代的关系一样,网络虚拟党支部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现实生活中地方党组织、党支部的建立和作用。网络党组织的优势在于集中关注并解决某一单一问题如国际事务、环保、弱势群体保护等,这主要是受到了以单一问题导向的利益集团的冲击和影响。由于西方后物质主义社会民众认同和利益表达渠道日益多元化和逐渐分流,民众尤其是青年在很大程度上被组织目标更单一、参与更容易、个人话语权更大的利益集团所吸引。当利益集团这种以单一问题为取向的政治组织占据主流时,将大大挤占提供一揽子解决计划的传统政党的活动空间。正是受到单一问题导向的利益集团的挑战和启发,网络主题性的或单一问题性导向的虚拟党支部才应运而生。对于欧美一些主流政党或主要政党来说,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网络化发展,但是现实生活中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党组织依然存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行政区划或选区为基础建立的地方性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地方选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对于政党建设来说,并不是在网络虚拟党组织与现实党组织之间做出取舍,而是实现二者的发展均衡。从这个角度言之,虚拟政治和现实政治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是未来政党建设的基本面向。

(二)网络直接联系机制成为实现党内民主的方式

正如意大利政党学家萨托利(Sartori)所言,政党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交流或沟通手段。政党发展史就是政党沟通交流机制不断更新变革的历史。简言之,可以把政党所利用的交流方式分为三种:最早的交流方式是以干部与党员之间或政党与选民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方式为主,主要表现为党的各级组织会议、全国性代表大会或直接上门拜访选民等。之后,第二个阶段演变为以电视、电台、报纸等传统媒体为基础的非个人性的联系渠道。第三个阶段是党内与党外的沟通联系普遍采用互联网手段,而政党所能利用的交流工具、渠道和资源也越来越丰富。总体来说,相比于传统媒体,互联网在沟通机制上的优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直接性,党内精英或干部与普通党员、政党与选民之间可以经由互联网媒体直接联系,避免中间机构如党的各级组织或大众传媒的过滤;二是互动性,普通党员或选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如政党网站、电子论坛、博客、社交媒体上直接表达对政策或人事任命等方面的不同意见或批评,领导层可以选择直接回复或不回复党员或选民的网络意见;三是即时性,即迅速、时效性、回应性强,对于一些刚发生的重大问题、危机可以及时回应并解决,这是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宣传手册等难以做到的;四是匿名性,互联网的鲜明特征就是准入机制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党员或选民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担心受到打击报复。

互联网促使党内沟通联系机制更为直接、便利、高效,这已经成为实现党内民主的一种方式。“媒体政党”(media parties)这一概念凸显了媒体资源在政党内部提供和获得信息的重要性,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民众与政党以及干部与普通党员之间提供联系机制,不同的政党类型与不同方式的联系机制绑定在一起。对于经典的群众性政党范式来说,各级地方党组织成为选民与政党之间的一种参与性的联系机制(participatory linkage),而党内科层制的组织层级使得各级地方党组织、党的分支机构成为领导层与基层党员互动的联系纽带,个体党员的参与一般都是限于地方分支机构之内。这种传统的交流机制或沟通渠道存在一定问题,党内科层制容易带来上下信息传递的流失甚至是误读,而大众传媒则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或曲解政党所想表达给民众的消息。在传统政党组织中,政党的信息来源往往由高层垄断,通过党的各级组织进行的信息传递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单向进程,基层党员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或提供者,这种交流方式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挑战。

新信息交流技术所特有的互动性丰富了党员对政党信息的需求和获得路径,互联网新媒体提供了一种反馈方式或双向联系机制(two-way communication),这大大提高了党内行为的互动范围,政党的“数字化”有力激活和增强了干部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政党日益强调普通党员获得信息的知情权以及参与度,通过互联网渠道所产生的政党信息的发布与传播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同时还包括自下而上的反馈和互动,基层党员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或传达对象,他们也可以通过参与党的政治事务讨论而主动成为政治信息的有效构成者和发布者。由此可见,互联网所提供的沟通交流机制使之成为党内的一种民主活动形式,这成为现代政党提升信息化水平以及沟通、动员和交流能力可资利用的外部资源。

(三)网络参与有效激活消极党员的参与兴趣和行为

政党内部一般存在一定数量的消极党员,互联网新信息交流技术的便利性、无痛性等优点有效激活了消极党员的参与兴趣和行为。新信息技术的确为领导层提供了更大的转圜余地或自由空间,相比普通党员,有公职的党员,包括那些拥有中央或地方政府公职以及中央或地方议会中议席的政党干部,他们的网络使用率更高,会更积极地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影响、获得权力,网络化的发展加强而非削弱了这一趋势。不过,互联网的确也为政党内部的消极党员提供了一些新的交流表达渠道,这激活了一些消极党员的参与热情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消极的政治参与态度。研究电子治理与政治的牛津大学学者马吉茨(Helen Margetts)的观点与此类似,她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政党组织即虚拟政党类型(cyber party)。马吉茨认为互联网能为党内交流、沟通机制提供便利,可以使得党员或干部免于无聊的会议,同时也可以大幅度降低党内交易成本。在她的理想模型虚拟政党中,不需要维持大量的正式党员数量或地域性的党组织,许多政党的组织行为如政策讨论、政府公职候选人的提名等等都可以通过网络方式如电子论坛、电子邮件、网络投票等方式来解决。对于虚拟政治的乐观主义者如马吉茨来说,现实生活中的会议常常是费时的、无聊的、成本高的,而电子参与这种无痛式的政治参与(painlessparticipation)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任何地点或任何时间都可进行,从而有效降低成本。不过尽管互联网赋予了每一个人发言权,但是马吉茨的这种无痛参与也可能导致缺少思想上的收获,面对电脑、手机等互联网终端的党员个人性的网络参与,可能比那些直接参加政党会议的党员更少地质疑或影响领导或干部们的决定。

在现实的党组织各级会议中,党员可以面对面地讨论各种政策或人事提名,与会党员相互影响,这可以创造出更大范围的共识。从这个角度讲,个体化、分散性、碎片化的电子参与行为反而有可能削弱民主参与功效。网络个人性的、零星的随机政治参与行为如果无法被组织化、制度化,其对领导层决策的影响将会受到明显的限制。组织参政的功效明显强于个人,这也是地方党组织的基本功能之一,即聚合和表达基层党员的意志,从而有效影响党的领导层在政策或人事等方面的决定。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网络参与必然会提升党内民主水平,互联网新媒体只是一种交流沟通机制的革新,是一种技术手段的多元化发展,它本身并不会主动改变政党。只有当政党的领导层自上而下主动尝试以及普通党员自下而上主动争取并积极参与的时候,网络参与提高党内民主的功效才会凸显。如何使网络参与成为党内民主的推进器,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组织目标,而是需要使之建制化或曰制度化,把网络参与、电子参与纳入党章之中,使得各种网络参与方式合法化、正式化、制度化,使之成为有效提升党内民主水平、增加政党吸引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另外,网络参与、电子参与方式或行为并不能替代传统的、现实生活中的参与方式或行为如党的各级会议等,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才是有效提升党员参与度和参与功效的可取之道。

03

西方政党组织的开放性变革

互联网促使政党组织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即容纳不同观点和不同政策的程度不断增加,开放性建设是加强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包含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两个层面,对内开放体现在党员管理制度的灵活性变革方面,而对外开放体现在政党的决策制度变革上。

(一)党员管理制度的多重身份变革——网络虚拟党员的出现

西方政党的党员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不同的政党以及同一政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党员身份都在不断变化中,不同类型的党员身份和不同的政党类型联系在一起。互联网对于党员管理制度变革的冲击就体现在党员身份的变化上,网络虚拟党员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政党的党员结构。赛格力和派德森基于互联网对于政党变革影响的研究,把党员分成四类:传统党员(traditional)、积极党员(active)、消极党员(passive)和线上党员(online),传统型一般只参与传统的政党活动如个人性联系、党内各级会议等,线上党员完全依赖互联网方式参与党内活动,积极分子对于传统的与新型的网络参与都接受,而消极党员对这两种方式都不参与。网络党员的出现或兴起改变了政党严格的党员管理制度。线上党员实行网上登记,例如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澳大利亚工党以及荷兰工党等都将党员登记表发布到政党网站上,感兴趣的公民可随时在网上办理入党手续和交纳党费,办理入党手续简单,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党组织。网络虚拟党员完全依赖互联网方式参与党内活动,如通过政党网站了解政党事务、在论坛上发表对政党政策以及人事问题的意见或建议等,他们不参加传统意义上的如党的会议等常规活动。政党通过网络来管理这些较为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党员群体,他们与政党的联系纽带是互联网,而非以往的地方党组织,这改变了政党的运作机制和日常行为方式。

现今许多西方政党开始大力推进党员制度变革,目的是把自身改造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而非党员享有特权的政党,这使得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或不重要。西方政党的党员身份已经不再是由单一的、固定的正式党员构成,许多政党开始允许正式与非正式的多种党员身份并存。正式党员包括个人党员、集体党员和机构成员等,他们都需要履行正式登记注册、缴纳党费、参加党的会议等义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对传统的受约束的正式党员兴趣逐渐下降,除了正式党员之外,西方一些政党开始接受非正式的网络虚拟党员身份,并且逐渐开放党员的基本权利如选举权给网络虚拟党员等。欧洲无论是传统的左翼群众性政党还是一些右翼政党,都相继降低正式党员的门槛,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章程规定了中坚党员和党的支持者两种党员身份。对于一些右翼政党来说,在扩大开放性上做得更为彻底,如意大利自由人民党设定了外围党员的身份,其章程规定,只要在价值宣言上自愿签字、提出申请并年满16周岁的意大利籍公民即可成为自由人民党的外围党员,外围党员可以参加自由人民党的一切活动,并享有选举权。这种党员管理的灵活性、开放性变革目的是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夯实政党的社会基础,这成为西方政党完善党建、加强与选民联系的一大组织创新。

(二)谨慎对待互联网的匿名属性

政党的开放性变革还表现在政党的决策制度变革方面,一些决定权不仅仅局限于党的领导层,而是对所有正式党员甚至是党外公众开放。例如,法国、比利时、以色列、荷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都打破了只有正式党员才能参加党内选举的政治传统,不仅仅是正式党员,非正式党员甚至是党外民众只要向政党登记都可以参与党内政策讨论,甚至是选举政党领导人即党魁等。政党的决策也更为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普通党员和支持者的参与,党内决策趋向于公开化、透明化、基层化,政党通过互联网工具尝试把一定的决策权、分配权、用人权让渡给党员、支持者,甚至是普通公众,这种“电子民主”“网络民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政党所推崇和应用。不过政党的开放性建设并不是绝对的、没有边界的,互联网的开放性体现在它的匿名属性上,而匿名属性可能使网络成为孕育极端主义思潮或分裂主义的土壤。当电子论坛、网络言论、社交媒体被这些极端思潮主导或占据时,其危险难以估量,如右翼政党的极端分子会利用政党论坛来宣扬种族歧视、排外、反移民思想,而左翼政党的极端分子会宣扬纳粹主义等。政党由此可能选择控制网络、关闭论坛,或限制准入标准,建立政党自己的内部网(intranets),只给那些缴纳了党费的正式党员提供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将政策辩论或人事讨论仅限于党内,不对外公开。这使得原本开放的、公开的、共享的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封闭性的机制,这种政策调整虽然是一种被迫选择,但是无形中会伤害或损害一些政治立场较为中和的党员或公民的参与热情。

网络参与和现实参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参与者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不过信息主体的匿名性也使得网民会轻易发泄自己的情绪,甚至是容易走入极端,有时会对舆论形成强有力的误导作用。因此,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网络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之时,如何权衡网络参与匿名属性的利弊,如何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有效规制互联网言论和网络参与将非常重要。网络管理的方式要谨慎,例如,网络实名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极端主义思潮的传播,但是同样也会扼杀一些真实和大胆的批评声音,而一些网络民意测验或民意调查如果采用实名制,将会很难反映网民真实的意愿表达。网络实名制的使用不能一刀切处理,要区别对待、动态调整。对于大是大非问题如国家统一、种族歧视以及政权安全等有必要管控相关言论、实施实名制管理,但对于一些日常民生问题、兴趣爱好、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的差异化讨论还是以开放、匿名、宽松为宜,所有领域全部实行实名制管理未必妥当。

如何协调领导层与组织的关系

04

中国的政党学者刘红凛从外部视角探究了互联网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他认为随着政党竞选日益依赖互联网,这有可能进一步强化政治人物的个人色彩,弱化政党组织的竞选功能和权威,这会导致政党领袖或党魁的权力不断增强,最终出现政党空心化和个人集权化的发展趋势。这个判断有待商榷,恐怕还无法得出竞选的个人化会导致个人集权化这样简单的逻辑推理。信息网络时代虽然有可能会强化竞选中的“个人化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取代传统政党的组织优势模式,政党组织的功能或权力并没有被弱化,这可以从竞选与党内权力博弈两个角度进行解释。

(一)竞选的个人化不能等同于政党组织竞选功能的弱化,也不能等同于党首个人权力的增强

西方竞选的个人化并不能等同于政党组织竞选功能的弱化。对于欧美政党政治来说,政党是选举的工具,政党事务以选举为中心,只有赢得选举胜利才能获得政府公职、执掌政权,因此政党会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组织目标。欧美国家的选举已经从群众党时代的人力密集型过渡到现代网络党时代的资本密集型操作,在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党竞选中,选举专家、竞选顾问、媒体专家、民调分析家等专业人士以及利益集团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群众党时代普通党员和政党组织的作用。充足的经费是政党竞选的基础,对于欧洲政党来说,政党竞选经费可以在选举获胜后依赖国家财政补贴(主要根据在议会中所获得的议席来分配补贴数额),而对于美国政党来说,竞选筹款只能依赖政党自身,没有国家公共财政补贴。互联网时代以前美国政党经费筹集主要依靠政党组织,候选人个人筹款能力有限,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政党候选人开始通过网络来筹集选举经费,最典型的成功者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当选,不但可以通过网络筹集大量选举经费,而且也能减少对政党组织的依赖。除了通过互联网来筹集竞选经费之外,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力、积极为大选造势也是西方选举中常用的竞选策略,典型的案例就是网络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打造出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欧洲政党的选举来说,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应用也越来越频繁和积极发挥效用。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拓展,欧美政党竞选出现一定的个人化趋势,但不能忽视选举候选人的政党属性。以美国为例,无论是国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候选人与政党之间都有着强烈的依附关系(party attachment,政党依附)。选举背后是政党在支持,政党身份是竞选的基础,迄今为止美国的总统大选中还没有独立候选人赢得大选胜利的例子,党派性依然是决定选举成败的基础性因素。每一次大选表面上看是政党候选人的个人竞争,而背后则是候选人所属的政党之间的竞争,个人竞选组织的兴起表面上看是强化了候选人的个人色彩,但事实上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政党与选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加强了政党的吸引力和整体性的组织力量。竞选中的个人化趋势并不能代表政党组织在选举事务中的缺位和弱化。以美国政党为例,每四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成为主要的管理实体。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不仅对总统选举负责,在非总统选举期间,也支持本党候选人在州长选举和一些大城市的公职选举,以扩大本党的权力基础,州和地方党组织的活动都仰赖党的全国委员会支持,两党的全国委员会无论在筹款还是支出方面都在政党组织的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党竞选中候选人个人色彩的凸显,并不能等同于政党领袖个人权力的增强,二者不能简单画上等号。个人比组织更容易吸引眼球、赢得更多投票,因此凸显政党候选人的个人色彩就成为吸引选民的一种选举技巧,毕竟对于普通选民来说,理解一个政党的复杂政纲远比了解一个人的鲜明观点更为困难,但是这种竞选过程中的个人化与领导人的个人集权完全是两码事。

(二)领导层权力与党员权力可以实现同步增长,领导层权威要与组织权威相协调

面对互联网新信息交流技术给政党组织内部权力配置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乐观主义者认为新信息技术凸显了互联网潜在的民主功能,使得政党内部各组织部分都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并提供新的交流机制,能够作为一种直接的联系机制来增加普通党员的政策输入,从而有效提高政党的代表性和民主性。对于一些悲观主义者来说,他们强调了新信息交流技术对于党内民主潜在的威胁,互联网既有可能增强普通党员的权力,同时也有可能增强党内精英或干部的权力,而那些不能或不愿接触互联网的基层党员(如年纪大的党员、身体上或精神上有障碍的党员等)将会被排除在政党重大事务之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党员内部呈现出明显的电子化差异,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诺瑞斯(Norris)所指出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把那些通过传统方式参与和通过电子方式、网络方式参与的党员区分开来,形成一种新型的数字精英,他们有可能取代传统的党内积极分子[11]。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发展有可能给党内民主变革带来双重后果或可能性:一是有可能增强普通党员的权力,出现一种更为分权的、更透明的、以电子民主为基础的网络式多中心的政党权力格局,另一种是互联网的发展同样是有可能增强领导层包括精英或干部的权力,继续保留或加强党中央集权的科层制结构,甚至导致普通党员丧失以前能够约束政党领导层对基层负责的集体性权力,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

挪威学者赛格力和丹麦学者派德森(Pedersen)在网络政党类型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分析了新信息交流技术对普通党员的交流和参与机制的影响,并探究了电子参与是否有效提升了党内民主程度。他们认为,互联网新信息技术既有可能增强领导层、干部或精英的权力,同时也能够使得普通党员实现权力增长[12]。从领导层权力增长的角度来看,西方政党内部重大决策如起草党章、党纲、制定竞选纲领、谈判组阁政府及制定具体施政措施等,一般由公职机构中的政党(party in public office, PPO)和党的全国性组织或中央组织(party on the ground, POG)控制。中央层对信息资源的充分掌握以及拥有大量精英人才为决策权的集中提供了条件,政党进入政府后,党内高层包括议会党团和政府内阁享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在不违背政党代表大会制定的根本纲领与原则的前提下,高层可根据具体环境提出新议案,对大量具体问题享有实质性的决定权。新信息技术为领导层提供了更大的转圜余地或自由空间,相比普通党员,公职机构中的党员,包括那些拥有中央或地方政府公职以及中央或地方议会中议席的政党干部,他们的网络使用率更高,会更积极地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影响、获得权力,网络化的发展加强而非削弱了这一趋势。另外,互联网是可以控制的,政党领导层并非把大小事务均付诸党员在网上讨论或决定,一般是把党员极关注的、可能引发党内严重分裂的、攸关政党未来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付诸全党公决或党员网上辩论,目的是通过增强党员认同感和参与感以避免党内走向过度分歧或分化。政党领导层可以通过控制议事日程、挑选讨论议题以及运用法律、传媒等手段对讨论过程加以控制和引导。

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政党的组织变化时,美国政党学家卡兹(Katz)和爱尔兰政党学家梅尔(Mair)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疑惑,他们称之为一个“明显的悖论”(apparent paradox):政党的固定党员数量在急剧减少,但是普通党员的权力尤其是人事决定权却在不断增长,政党发展的领导取向(leader-driven)更为明显,领导层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从而能够制定灵活的竞选战略以获得流动性越来越强的选民群体更多的支持,但是同时又能够对基层负责、实现党内民主化。政党领导层的权力虽然越来越强大,但也越来越脆弱,所谓强大意味着领导层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来决定选举战略以及普通的人事安排等,所谓脆弱是指政党的领导层必须满足普通党员和支持者的政策以及选举要求,同时还要应对他们的职业同僚们在事业上的竞争压力。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期待,政党的领导层将会面临党内和党外发起的双重攻击。普通党员所享有的不断增长的制约领导层的实质性的群体性权力,尤其是拥有选举和罢免政党领导人即党魁的权力,使得政党领导层的权力获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调整当中。这种相互制衡的党内民主张力(democratic tensions)正是现代西方国家政党组织在民主的大背景下内部权力博弈关系的真实写照。

按照亨廷顿的分析,任何组织或制度的延续性取决于这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制度利益与制度中的个人利益是有区别的,个人利益是短暂的,而制度的利益则会长存,企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长远来看是在削弱制度利益。由此可见,对于以组织优势见长的政党而言,如何协调好领导人或领导层权威与组织权威、领导人或领导层作用与政党整体功能之间的关系,这是政党组织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也是制度建设中最为核心也是最令人困扰的共性问题。研究政党的经典作家米歇尔斯曾提出著名的寡头铁律(Iran Laws ofOligarchy),即任何类型的政党组织最终都会发展成为少数政党精英的统治。事实上,米歇尔斯的观点过于极端和悲观,政党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过程,寡头化或精英化只不过是政党组织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变化趋势,并不是所有政党组织在任何历史阶段权力关系博弈的现实。随着党内民主建设的拓展以及外界民主压力的增强,权力共享是政党组织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党魁个人权力、领导层权力和普通党员的权力可以实现同步增长,这并不是一种悖论、矛盾或两难的取舍,一方的权力所得并不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权力丧失,党内权力博弈可以从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转变,权力共赢成为可能。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政党组织权力已经不再蕴藏在某一个单一的地方,而是被广泛地共享,只有分享权力才能巩固权力,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统治技巧,这既有助于政党的存续和发展,又确保了执政权的稳固。

05

结语:网络政党的意义

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网络政党、电子政党或虚拟政党引发了互联网新媒体对政党组织变革影响的讨论,互联网新信息技术已经大幅度地改变了政党的组织形态以及实际生活中的政治行为,并且出现了一些纯粹的网络政党的组织案例。不过并不能据此认为网络政党很可能已经取代传统政党模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组织类型,即所有政党都会朝着网络政党方向转型。尽管学者们总是努力尝试提出一些新的政党类型来预测未来政党发展的统一走向,但是不同的政党类型只能是彰显政党在某一时期、某些方面所发生的具体变化,单向的、直线性的、一致性的发展逻辑尽管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却与世界政党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相冲突。总体来说,政党发展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直线性的发展进程,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共同的或唯一的发展趋势,而是辩证的、多重发展的,多种政党组织模型共存依然是世界政党格局的基本面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网络政党只能是一种补充性而非替代模式,政党+互联网会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党组织的变革趋势。因此,网络政党类型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党都朝着这个方向转型,都有必要建立虚拟党组织、发展虚拟网络党员或党内事务完全在网上进行。网络政党的实际意义在于激发政党如何积极利用不断更新的互联网新媒体的各种工具来提高政党的参与性即民主性,不断拓展党内外权力共享的范围,同时有效降低或减轻互联网潜在的一些威胁。这成为所有类型的政党在互联网新时期共同面临的党建任务。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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