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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我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与出版
作者:颜井平      时间:2018-07-10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1期
   

现代口述史学,也叫“口头历史”,20世纪中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亚伦·茵文斯1938年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倡导开展历史的口述研究。一年后的194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口述历史档案馆,这是口述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味着口述史学正式成为一门新的历史分科。1978年,英国社会历史学家保罗·汤普森的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出版,这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走向成熟。

 

 追溯口述历史的历史渊源,可以发现中国其实有着较为悠久和丰富的口述传统,这种宝贵文化传统反映在中国文化经典《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日知录》以及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等的成文过程中,比如《史记》中记载的“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口述历史的实质是通过搜集口头内容加以记录整理,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保存。”我国历代各民族的知识人正是通过搜集口述资料,加工历史记忆,才撰写了众多的历史文化经典。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是从1949年后开始发展的。

 

关于我国口述史学的起步时间,目前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49年后国家倡导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对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调查、人物访谈和回忆录的整理出版,是我国口述史学起步的标志;另一种说法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我国史学工作者有了明确的口述史学学科意识和方法论,我国的口述史学才真正起步。笔者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尽管1949年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国史学工作者与西方史学界的交流较少,也没有接触到口述史学这一新兴学科,但从我国史学工作者的史料获取方式、整理和出版等方面看,已经属于现代口述史学的范畴,因此本文将采纳前一种说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自我探索阶段

 

 1949年后,中国迎来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内与国际环境,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开始稳步有序地推进。在文化建设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949年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国家有计划地组织一些科研文化项目。在历史学科建设和历史史料的发掘上,国家也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做了相对多的工作。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的。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收集近代以来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口述资料,主要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共建立以来的重大革命事件等关系中国命运的事件。这些口述历史的成果最终以出版物的形式面世,比如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1963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全八册《辛亥革命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等。同时期,历史学界通过访谈等形式,整理中共党政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最主要的,也是最有名的成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8年开始陆续出版的《星火燎原》,该书系共10册,前后经历26年才出齐,包括了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党政军重要人物的口述和回忆性文字。

 

 这一时期另一项历史影响深远的口述历史工作是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195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写自传,并成立了文史资料馆。各地政协积极响应号召,纷纷成立地方文史馆,出版地方性文史资料。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前后出版一百多辑,包括对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国民党高级官员、1949年以前的资本家和下层社会平民的口述录音的整理文字。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号召全社会编“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主要方式是请老农民、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并对这些口述、报告、访谈进行文字整理,之后全国各地汇编出版了众多“新四史”的口述史料。这些有组织、有计划收集的口述史料被正式出版后,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被中外研究者广泛使用,研究者通过这种“独特的话语系统”解读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关键人物以及社会百态。

 

 同一时期,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也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口述史工作。比如,1956年成立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就与上海工人运动资料委员会展开合作,通过实地调查、面对面访问以及座谈会等形式,搜集和整理了有关上海工人运动和工人生活的大量口述资料,这些口述资料有一部分通过内部出版的形式面世。上世纪60年代前后,山东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等院系专门组织师生在山东、天津等地访问曾经参加过义和团运动的老人,通过老人们的回忆收集了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宝贵史料。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历史学家定义的口述历史还没有进入中国历史工作者的视野,这一学科在中国还被称为‘旧碑史料学”,但科研院校的历史学实践已经表现了口述史学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是口述史学正式传入中国前的宝贵探索和实践。

 

“文革”期间,1949年后开启的口述史的实践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中止,上述《星火燎原》在“文革”前出版了8册,最后两册在上世纪80年代才得以出版。回顾1949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我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口述历史实践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实践成果较多,但口述只是被用作历史资料的收集办法,缺乏口述历史理论的支撑,这些口述史成果很少有按照现代口述史学的工作规范、法律规范和技术规范的操作完成的。第二,政治色彩浓厚,国家意志明显,研究范围局限于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和战争等儿个领域。第三,大多以资料的形式得到出版,可读性较弱,只有《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少数儿种口述史被转化为公众读物,受到大众欢迎。

 

 

 

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国际口述史接轨阶段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整个国家的全面正常化,口述史学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里所说的“新”是指我国的口述历史开始与国际口述历史界接轨,我国口述历史开始按照国际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实践。

 

 第一,“口述史学”正式被我国学界采用,长期被使用的“口碑史料学”结束了其使命,成为一个历史概念。此后,各种以“口述”命名的著作名称、文章名称、项目名称开始被大量使用。

 

 第二,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被人文社科学界引介过来。比如《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有关口述历史的译文《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与《哲学诠释学和经历的交流——口述历史的范型》,这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第一次译介西方口述史学。《西北大学学报》在1986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为箐舜的《口碑史学的方法评析》一文,这篇文章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口碑史学(即口述史学)的价值,即搜集史料、研究历史和历史教育方法,同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实践过程中的三个步骤及口碑史学面临的问题。文章还侧重介绍了英国社会史学者汤普森的口述历史观——“人民的历史”,这是大陆历史学界最早系统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学术文章,使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界对口述史学的认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之后,我国学者杨立文、孟庆顺等以文章和著述的形式也对口述历史进行了论述。1987年第4期的《史学理论》刊登了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口述的历史》一文,这是最早的关于口述历史的翻译文字。

 

 第三,中外学者开展口述历史的合作。 1986年,我国最早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钟少华受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何海诗的邀请,开始对我国的一批生物学家进行采访,钟先生先后采访了一百多位生物专家,这些专家口述了各自经历的重大事件,介绍了自己的治学经验。1984年,美国康涅狄克大学斯蒂文受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到北京讲授美国史,同时进行“中国城市历史和发展的口述史研究的计划”,北京大学杨立文、张寄谦等历史学者与斯蒂文在口述史学上进行了交流和合作。这些中外学术合作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国口述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正规化。

 

 第四,口述内容由革命和战争话题转向文化领域。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也影响着口述历史的选题,这一时期的口述历史以文化事件、文化人物为核心,重点挖掘文化人物身上的个人化历史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工作者作学习参考。总之.这一时期我国口述史的发展大大区别于前一时期,开始按照世界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实践和探索。

 

 第五,历史学界、文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在对精英群体进行口述史料收集的同时,也开始把访谈对象转向社会的边缘群体,比如王庆祥对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他前后采访了溥仪的弟弟溥杰以及李淑贤、杜聿明等同溥仪有关系的各色人物,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由李小江负责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口述历史的转型案例,该项目先后有一千多人参与,收集的“访问个案”达500多份,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妇女的历史地位、观念变迁等。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口述历史研究成果得以公开出版,阅读群体也走出专业研究领域,进入公共阅读领域。1996年,钟少华对科技老人的访谈成果山山东画报出版社以《早年留日者谈日本》为名出版,该书生动再现了柳步青、邓友梅等一批早期留日学子们的留学经历和感受,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反响。王庆祥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整理撰写的《溥仪与我》一书,山延边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随即成为畅销书,该书同年还被改编为电影《火龙》上映。2003年,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成果由三联书店出版,分别为《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这些作品记录了女人的历史记忆,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在女性口述方面,1999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一书,堪称经典,出版后很快断货,成为稀缺书;2016年,商务印书馆以《十六名旗人妇女口述》为名再版了该书。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旧述传记丛书”,收入了萧乾、何满子、朱正、侯波、徐肖兵、冀朝铸等文化名流的口述传记。总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口述历史研究成果大多通过出版形式转化为大众读物,参与进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大众阅读市场上不可小觑的一分子。

 

 

 

三、新世纪以来的纵深发展阶段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众传媒的发达,口述历史的研究和传播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新世纪以来,我国口述历史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第一,口述史不再是个别学者或机构的学术兴趣点,而是向“规模化”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3年成立了全国首个‘口述史研究中心”,这表明口述史正式进入学术体制。中心成立后,先后组织策划了《口述历史》丛书和《口述自传丛刊》;一些人文报刊则专门开设口述史学专栏,比如《光明口报》《当代中国史研究》《史林》等。2004年,以“中国口述史学会”成立为标志,表明口述史学在中国有了统一的学术组织机构,这是一门新兴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在学会的组织协调下,我国形成了以京、沪、吉、苏、浙、川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重镇。另外,一些高校开始开设口述史的相关课程,比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刘一皋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设了“口述史研究”“口述史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在这些因素的带动下,我国的口述史研究人员、研究机构正在形成紧密的学术共同体。

 

 第二,口述史的参与者正由历史学界向文学界、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等人文社科领域拓展。随着口述历史的成果以图书(往往是较为畅销的图书)等形式进入大众及文化教育界的视野,人文社科领域的其他学科也开始借鉴口述史学的方法和理论,拓宽研究的视野和素材获取的渠道。在文学界,有一部分传记作家通过访谈等形式收集传主的口述资料,其他非虚构作品也积极利用口述来获取素材或丰富文本内容。社会学界(包括人类学、民俗学)在田野调查中也开始利用口述,把口述内容作为重要的一手资料进行佐证学术认知和观点。人类学学者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人。”口述历史抢救了一些很快随着当事人或旁观者自然生命的消逝而消失的资料,弥补文字、音像资料短缺造成的缺陷,拓展了其他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空间。

 

 第三,口述史的成果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播。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新兴媒体的普及,口述史研究成果不再以出版物一种形式与大众见面,而是借助各种形式进行传播。电视媒体是口述史成果最积极的呈现和传播平台,中央电视台专门策划了《口述历史》栏目,同时《见证》《大家》《面对面》等栏目也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法。在中央电视台的带动下,多家地方电视台也积极地探索口述历史与电视栏目的结合。比如北京电视台的《人民记忆》作为一档口述历史类节目,意在“追忆能唤起广泛群体记忆的.被广泛关注和炒作的重大历史事件,寻找到被岁月消磨、尘封甚至淹没的人和事,感怀最终照亮人心的鲜活岁月”。媒体人崔永元从2002年起策划制作的《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电视纪录片就是在采访3500多人,收集600万分钟口述素材的基础上完成的。网络媒体上也出现了‘口述历史”的影子,比如民国春秋网的“口述”栏目、人民网和雅虎网的“口述历史”栏目都刊登了各种人物的回忆性口述文字。另外,一些大众类期刊也介入口述历史的传播,而且赢得了大批读者,比如《三联生活周刊》“口述历史”专栏、《瞭望东方周刊》的口述历史专题就是典型代表。

 

20世纪末至今,在市场的刺激下,我国口述史的出版和阅读热度明显超出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进度,口述史出版和阅读开始带动和促进口述历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口述历史出版的特点是:有影响的口述史丛书增多、口述史著作的畅销书和常销书并存,口述史学术著作走进公众阅读视野。从2004年起,当代中国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先后有《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和国大审判》《中韩“劫机外交”:卓长仁劫机案与汉城谈判内幕》等著作被收入丛书。该丛书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整理自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内容多是当代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可读性强,是新世纪以来颇受读者欢迎的一套口述史丛书。在口述史丛书之外,一些新闻记者和作家群体通过新闻采访的方式收集材料创作的口述史作品也成为出版和阅读热点,比如《非隐私访谈录:成功女性的独白》《中国底层访谈录》《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等作品就进入畅销作品的行列。另外,一些社会学者、人类学者通过口述史方式获取资料撰写的学术著作也突破专业领域,进入公众阅读视野,比如曹锦清教授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后成为常销书,郭于华教授分别于 2011年和2013年出版的《倾听底层》和《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赢得了多领域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好评。

 

 

 

四、结语

 

 六十多年来,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自我探索,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国际口述史接轨,再到新世纪以来的纵深发展,口述史已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和公众阅读(包括收视)的火爆点。口述史拓展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科研究途径和方法,也通过出版等传播途径参与进公众精神生活的建构中。

 

 尽管成绩显著,我国当代口述史的发展和出版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有:第一,口述史理论薄弱。我国口述史的理论仍然处于译介和评述西方口述史理论的阶段,没有发展出中国的口述史理论。口述史图书市场和影视市场的火爆,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大众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好奇心。第二,口述史实践的规范性有待提高。在口述史料的获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随意性,这影响了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口述史研究过程中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也较为突出。第三,口述史研究的资金短缺。目前,我国的口述史研究还没有完全取得学术体制的全面认可,因此学者的研究往往缺乏资金支持;另外,按照市场需求定制的口述史研究又保证不了研究的客观性和严肃性。第四,口述史出版过程中尚存待完善之处。比如一些口述史丛书收入的作品不全是受访者口述,有的是受访者自己写作完成的回忆,有的是作者采访相关人士或根据二手材料整理而成,有的作品是通过采访但整理出来已没有了口述的痕迹。

 

 尽管口述史发展和出版面临许多问题,我国的口述史对学术发展、文化积累、公众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使口述史在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正如英国社会史专家保罗·汤普逊所讲:“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给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拓宽了其范围……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中引出历史。它帮助较少有特权者,尤其是老人渐渐获得尊严和自信。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之间、代际间的接触及山此而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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