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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惠:重组权力关系的政治变革是最艰困的变革——戊戌变法新论
作者:罗福惠      时间:2018-06-12   来源:探索与争鸣
 

重组权力关系的政治变革是最艰困的变革——戊戌变法新论

罗福惠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卓恩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6期,原标题为《戊戌变法新论》

戊戌百日维新,是在传统秩序之下谋求现代转型的悲壮尝试。它的事实真相、性质、过程得失、失败原因、历史功过,历来争讼不断。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史料的发掘、论者的认识方法有关,另一方面也多少受到论者各自的立场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在六君子喋血神州、康梁亡命天涯、光绪帝幽闭瀛台之后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越来越需要超越成见,真正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看待这个历史事件,正视其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这里仅结合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略谈三点看法。

重组权力关系的政治改革是最艰困的变革

戊戌变法无论从动机或内容的演变来说,都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这与单纯的经济变革相比,难度固然要大很多;即使与深层次的文化变革相比较,其所引发的利害反应也更直接、更剧烈。先前的洋务运动能够取得一定成就,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能取得相当进展,惟独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这种难易性。

以往对于变法的失败,大都集中于守旧、维新两派找原因。归咎于守旧派者,康梁等当事人首开其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总结说,“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这个论点很长时间成为教科书的立论基础。归咎于维新派者,亦始于政变发生之际的时政论者,他们认为“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磋跌之忧乎”!此类观点近年似又有复兴之势。无论是废立阴谋、顽固守旧论,还是过蹙、急激论,都有各自成理的论据,屡屡陷于“公”“婆”之争。其实,观察历史,除了就事论事的考据,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路,即把历史事件置入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以这种视角,便可以进而追问,假如没有西太后的“废立阴谋”、旧臣的“顽固守旧”,帝党也不犯“过蹙”“急激”的冒进之策,在当时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中,改革是否一定会成功?从这一反思不难发现,变法成败的背后,除了帝、后两派和新旧两党的心理特性和品质之外,还有任何政治改革所不可避免的客观的权力关系重组所引发的重大矛盾,这或许是政治改革最大的阻力。

经济改革是利益再分配,政治改革是权力再分配。权力也是利益,却远高于一般利益,可以无本万利,是一种较之财富更令人留恋不舍的东西。政治改革势必触动权贵最敏感的神经,遂引起他们“本能”的抵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曾忠告改革者:“再没有什么比带头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的成败更不确定更没有把握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事施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因为新制度的倡导者使所有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而所有那些可以从新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们则只是他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这里所谓“危险”跟激进与保守没有直接关系,激进与保守会影响到“危险”的强度,却不足以消除改革本身的“危险”。证诸中外历史,只有当社会环境出现“倾巢之下无完卵”式的紧迫性系统风险,并为权势集团所共同体认时,才会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下形成变革共识,乃至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但往往到了这个时候,激进革命已经在体制外迅速形成气候,和平改革已经为时太迟。

戊戌变法虽然也是在出现重大生存危机的状况下发生的,但这个危机不是内在的王朝危机,而是外在的民族危机。民族危机对于权贵的触动,差异很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痛切陈词下,认识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也有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陈宝箴等少数朝官和地方督抚看到了危机,但绝大多数权贵仍然昧于世界历史变迁之势。即使看到了危机的少数朝官和地方督抚,除陈宝箴等个别人物外,民族危机对于他们的权势也没有实质的威胁感受,以为“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

西太后作为实际的当国者,对于民族危机,应该说也是有所感受的,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她支持“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事实上,当光绪帝表达变法之意后,太后并不反对。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太后曾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时任京官、与奕邼和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在他的《梦蕉亭杂记》中也说西后“无仇新法之意”。但是她的“不反对”,有其心理预设,她初以为维新变法不会损害动摇其权势基础(尤其是后党权臣的权力及整个朝廷对太后的忠诚),才不反对变法。然而,“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当改革所除旧弊,触犯到权贵的权势时,他们势必利用帝、后之间的权力矛盾,以及太后的自私和无知,而将改革的力量抵消甚至扑灭。果然,废科举、革兵制、并衙门、裁冗员、开言路、举人才、立商会、公预算等举措,几乎处处“犯众忌而触众怒”,与以西后为总后台的权贵阶层“为敌”。西太后的权力基础受到挑战,“利害切身”,于是她对于民族危机的那点脆弱感受,就显得不重要了,这次政治改革也就注定难逃厄运。

触犯权贵而夭折的改革,自古有之;戊戌变法之难,触犯权贵仅其一,还有更甚于古人者,那就是它的近代性、民主性。康有为变法纲领的最终目的,系图实现虚君共和、立宪政治,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纵深推进,政治制度的近代转型。这一政治转型所产生的冲击,不仅及于西太后和她庇荫下的权势集团,而且威胁到王朝专制制度本身。热心改革的光绪帝固然在变法之初有“吾变法但欲爱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的“爱民忘位”之德,一旦民权真正要替代君权,他是否能够贯彻始终亦未可知。何况像严复那样最具有世界观念的新思想人物,也不主张在当下取消君权。而事实也证明,在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度,实现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决非一个运动式的变革足以完成。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挂上了共和国家的招牌,仍然有一再的复辟出现,即使后来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亦只在训政的旗号下行专制政治之实而已,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与传统帝制形异而神似。

因此,戊戌维新运动的目标,实在是需要漫长努力方可达成的使命。它需要国民思想的更新、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政治家群体的涌现等等条件的成熟,对其失败责之过深,不仅有失史家的公道,还表明评论者始终未脱改革或革命可以“一蹴而就”的速效幻想。

植入性改革须进行内生性转换

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不责之过深,并不意味着要谅解守旧派的颟顸,忽略维新派的失误。

政治改革虽然最难,但并不等于说变法就完全不可为。问题在于能否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有效拆解既得权势集团的阻力。

恰好在战略和政策上,戊戌变法为后来的变革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战略上应对权势集团的阻遏,简单的方式为以雷霆万钧霹雳手段迎头痛击,或打倒一片,或杀一儆百;而稳健的方式则是采取温和手段稳定多数,同时着力培植新生势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同情和支持,并以各个击破手段逐步分化瓦解旧有权势集团。

戊戌变法的推动力量是具有法理意义的国家元首和一批手无寸铁的书生,在具体操作上,大致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书生们提出改革方案,光绪帝下诏推行。由于太后归政空有其名,整个改革没有现实力量保驾护航,第一种方式是完全不适合的。然而,维新派恰巧采取了这种简单方式。对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解释是,只有急变全变才能救国,“前此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拯救之?”这显然是以必要性的理由去回答可能性的问题,而忽略了如何有效拆解权势阻力的难题。

对有效拆解权势阻力难题的严重忽视,还体现在变法的政策设计上。社会变革异彩纷呈,然就诱因而论,不出两大类型:内生性变革和植入性变革。前者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后者则为应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反应。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大都建基于内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商鞅等人的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除了有政治强人保驾护航,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变革方案反映了社会内在的现实需要,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都是当时社会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改革者有的放矢就能推开。西方历史上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禁止以公民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制定新法典取代酷法的梭伦改革亦然这样一些改革都是内发性的,因时而为,假以适当的方式,便能取得成功。

历史上也有成功的植入性变革,在近代的非西方社会尤其典型。康有为推重的沙皇彼得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可以归属于这种类型。植人性变革在外部世界的变化、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发动,而且“以强敌为师资”、从异域文明中引进救世药方。它虽然不是来自社会本体,却往往又是非常必要的。但必要转换成可能,仍需要一个内化过程。简单地说,植入性的变革只有经过内发性转换(如变国运问题为民生问题),才能产生真正的生命力。如果它仅仅停留在外部性层次,不与本土社会演变的内在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便很难真正与本土社会产生共鸣,从而得到落实。

以明治维新为例,这场改革发生在日本遇到了西洋的强行叩关之时,改革者取法的也是西洋的文化和制度,但这种“外取”经历了一个“内联”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外取”只是“内发”的延长而已。首先,维新是在倒幕的基础上实现的,而倒幕完全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已经接连爆发无数次农民和市民暴动,而在西方军舰迫使幕府开港通商后,民族矛盾又凸现出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推翻封建幕府的斗争遂结合在一起。其次,维新的内容也反映了解决日本社会矛盾的努力。废藩置县、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土地改革、减免租税,都是基于固有的显著社会矛盾而采取的政策,改革者只是将这些矛盾的解决朝向“四民平等”、发展资本主义、富国强兵的方向作了延伸。正是基于社会内部矛盾,改革才不断激发出内在的生命力,逼使不适合于时代的权势集团步步退缩,乃至摧而毁之。

戊戌变法也是在“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势下仓促上阵的向敌人学习的运动,“自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这场改革具有明显的植入性。然而,康梁等革新人物在改革政策的内发性转换方面却用功甚少。

康梁一直认为改革阻力主要在观念的守旧上,“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忽视了权力再分配本身可能构成的阻力,浪漫地认为“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士气奋跃,海内耸然”。“雷厉风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其所推新政,则不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翻版。“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法政”。康氏以编年的形式著成《日本变政考》,对明治维新的经过、内容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指出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理由是“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以为进呈该书,“皇上劳精厉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实行自易”。而该书的确对光绪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都直接、间接来自其中。

康有为历次上书,皆主张克隆日人经验,他没有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经历了内发性转换过程,更没有想过一套经过日本社会内化过程的经验,是不能搬到中国照用的。中国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最关键的乃土地一人口,廉洁一贪腐两大历史循环,不同于日本幕府主宰下的分封制社会所凸现的等级秩序;中国戊戌变法时帝党与后党本质上乃共同体关系,也不同于日本天皇与幕府的分庭抗礼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对国情的深入研究,缺少对中国社会矛盾还动的深刻体察,力图照搬日本经验来实现中国版的明治维新,势必造成隔靴搔痒之局。康有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虽然到了光绪帝那里化整为零,避开了全盘改革所可能引起的巨大地震,却没有克服改革的照搬性质。

“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固然是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它针对的却是幕府被推翻后的政权再造问题,在清廷并不具备这样的环境。西太后与光绪纵有不和,政权仍属一体,而且牢牢掌控在西太后手中,在这种情形下把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作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去“再造”光绪为中心的新权力体系,岂非邯郸学步?其结果,上则威胁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泛损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使得权势集团当初对改革的默许发生动摇和逆转,更影响到一般士子和旗民的观感。而中国民众普遍关心的土地问题、吏治问题,本来是“外取”与“内联”最好的结合点,维新派却基本没有触及。植入性的改革需要强大的力量,没有现实力量的改革家,如果能够结合本土社会的内在需要,是可以在改革中创造出坚强力量的。戊戌变法未能通过转化创造出改革所需要的支持力量,丧失了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相较于维新派的其他过失,这或许是最大的失误。

戊戌变法的失败不等于改良路线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改良运动,从思想上说也是改良主义的实践。改良主义可以有两种定义方式:一是相对激进革命而言的,指主张在现有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前进,反对以非和平手段推翻现有架构而另建新架构这样一种渐进改革思潮。一是相对根本变革而言的,指仅仅满足于实行微小社会改良,不改变传统体制基本结构的一种局部改革思潮。后者可以用来描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思潮。而戊戌变法不仅本身的内容就触及到传统体制的基本结构,并且其终极的目标,更在于根本的社会转型,所以不能在第二种定义上使用改良主义。但它仍然属于改良的范畴,是在第一种定义上的康梁式改良主义的实践。说它是“改良运动”而不是“改良主义”,这样几近文字游戏的定性,实际上大可不必。

在长期流行的革命史观之下,改良主义是有原罪的,所以既要反对改良主义,又要肯定戊戌改良运动的进步性,便不得不将改良与改良主义绝然区分。革命史观的极端化所引起的反动,便是晚近的“去革命化”,要“将革命变成贬义词”。其实,改革与革命都不过是手段,手段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神圣性或罪恶性,它不需要戴上光环,也不需要背上黑锅。

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社会运动究竟采取和平改革还是暴力革命,端赖社会条件。一般而言,能和平进行自然较为理想;和平改革而不可得,只能革命。一次改革努力取得成功,不等于惟有改革才能进步;同样,一次改革实践遭到失败,也不等于改良主义必然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除了政治改革本身的困难、维新派战略和政策上的失误等因素之外,更有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改革成功与否,“天时”“地利”也相当关键。戊戌变法启动之际,不仅缺乏国际友好力量的支援,缺乏国内“民力”、“民智”、“民德”的支撑,甚至连一个起码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亦不可得。自太平天国运动冲击以后,握有军政财政权的地方势力膨胀起来,整个中央政府的威望受到重创,地方实力派各行其是,在政治如此衰败的情况下即使能够争取西太后的支持,要使法令畅行于地方,也不太容易,这在晚清新政中就看得很清楚。但历史是发展的,当时不具备的条件,随着时势的推移,或将渐备、或可创造。一旦社会条件逐步具备,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思想家、鼓动家、政治家逐渐成熟,通过精思善谋,和平的政治改革未始不能成功。

百日维新流产后,失望的知识界越来越多地转向了革命,甚至连变法运动中最著名的宣传家梁启超也一度倾向暴力推翻旧体制。以1903年为界标,革命派逐步取得对于改良派的绝对优势,短短几年,接连发动数次暴动,乃至1911年最终颠覆清王朝,终止了晚清为之已晚的新政运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民初订立的代表共和国家性质的法律章程,许多都来自这个被它所终止的新政。而另一方面,革命作为手段,在显示果断完成“破旧立新”的优势的同时,本身的缺点也渐次呈现出来。其中之一,便是对革命的路径依赖。

张灏在新的世纪之交,曾著文提出“不要忘掉二十世纪”,要求痛切反思20世纪革命不断激进的历史,这个要求确实值得史家正视。革命是非常武器,万不得已才可采用,运用完了就要收兵归营;将革命常态化,社会便变态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改革的顺利推进,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足以印证这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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