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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政策多变期与政策风险
作者:孙立平      时间:2018-06-11   来源:
 

最近几年的时间,政策变化的力度很大,而且变化得非常频繁,甚至在短时间内政策就会发生多次的、重大的变化。最典型的,就是最近天津引进人才这个政策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报道:“天津引进人才的政策:4个白昼、4次政策变化,322张准签证、10000多分调档函。在天津新政出台的96个小时里,数百万人经历了从狂喜到震惊、从满怀希望到彷徨不甘,极少部分的幸运者拿到了那张成为新天津人的魔术卡,更多人只能将它当作一个做得太美的梦,醒时再空余一声叹息。”

其实类似的这种现象,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最近这些年的房地产行业中。这样的一些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觉得它象征着我们正处在政策的多变期。

为什么说是现在正处在政策的多变期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里我们社会中有个流行的词叫“新时代”。那我想问一下,新时代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可能得从2012年算起。那我再问,2012年之前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起码不算我们现在说的“新时代”。然后我们再接着问:我们现在很多现行的政策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可能很多都是在2012年前制定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政策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这可以体会到政策发生变化的频率和力度。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的经济还是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行政主导的,这样一来政策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作为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我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很关注政策的变化,人们善于从政策的变化中寻找机会。但是现在我要强调,机会在政策中,同时风险也在政策中,尤其是在一个政策的多变期,特别要注意政策的风险。

其实也不用说我们,就是一些老江湖又当如何?比如说王健林又当如何?他前一段时间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忽视了政策的风险。几年前,他在哈佛讲课的时候曾经说:“这钱是我挣的,我愿意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但是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说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那么政策往那儿放啊?结果政策一变,他马上陷入困境了。

这提醒我们什么呢?也就是在一个政策的多变期,应当特别关注政策的风险。政策风险的问题,虽然人们经常在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往往低估了政策的风险。

政策的风险,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一些政策的变化带有“可追溯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法律中有个基本的原则,叫做“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一条新的法律出来了,一条新的政策出来了,一个新的规则出来了,它只管往后的事情,前面的事情还得按照老规矩办。

打个比方说,踢足球,一般的规矩是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往对方球门踢进一个球算得一分,但是假如说这个裁判具有足够的权威,踢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停一停,咱们把规矩改一改。往自己球门踢一个球算得一分,往对方球门踢一个球算失一分”。这行不行呢?其实你想一想也没什么不行的,如果这个裁判有足够权威的话,人们也只是感觉有点不习惯而已。但是有一点,这个新的规矩得从现在开始算起,它管现在往后的事儿,而前面人家已经进的那个球就不能改了。

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一些政策的变化带有“可追溯性”。去年年底我去一个地方,正好赶上一个楼盘开盘,这个楼盘的地是原来拿的,合楼面价是三万六一平米,但是现在房子盖好了,限价的政策出来了。结果批的价格是多少呢?是三万。那老板说这个不行啊。因为即使别的成本不算的话,每卖一平米楼面价就亏六千,于是他就去找政府。政府一句话就给堵回来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政策的多变期,从个人角度来说要注意政策的风险。那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又存在着如何在政策的多变期保持政策的连贯性的问题。

在最近的这两年,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要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这个预期是非常重要的。人们是跟着什么走的呢?实际上是跟着预期走的,是预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而这个预期和制度的安排、和体制的安排、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种种因素的变化使得我们无法形成对未来明确的、稳定的预期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无所适从,他的行为就会处于紊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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