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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读书无用”,是个伪命题!
作者:陈平原      时间:2018-05-17   来源:解放日报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说,“读书无用”是个伪命题,它的真心声是人们对于当下大学教育所持有的怀疑。这是大学的问题,又不止是大学的问题。强调“有用”,而且希望马上就显现出效果,那是在做职业培训,不是办大学。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二十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

近来,沉寂了多年的“读书无用论”再次潮起。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说,“读书无用”是个伪命题,它的真心声是人们对于当下大学教育所持有的怀疑。

这是大学的问题,又不止是大学的问题。

强调“有用”,而且希望马上就显现出效果,那是在做职业培训,不是办大学

解放周末:媒体不久前聚焦了这么件事,说成都一位父亲为即将读大学的女儿算了一笔账:读4年大学大约要花8万元,而如果女儿高中毕业就打工则差不多能挣8万元,来回差了约16万元。他说读大学不仅浪费钱,读完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觉得这书读得“没用”。您怎么看这位父亲算的这笔账?

陈平原:读大学到底有没有用,最好别一概而论。我承认,不是所有人都因读大学而受益。某种意义上,大学读得怎么样,获益有无或大小,是由个人的家庭、心境、身体、兴趣、才情等因素决定的。不能说不读大学就没有前途,我们知道有不少著名作家和企业家都没读过大学。毕竟,现在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了。

不过,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抱怨,每年高考还是挤破头,竞争非常激烈。可见,大多数人并不真的认为“读书无用”。

解放周末:可是很多人开始算这笔账,这说明什么呢?

陈平原:其实,算这笔账的背后是不少人抱怨我们的一些大学没办好。这些大学的办学理念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课程设计、教授水平、管理制度等都有明显的缺陷,上这样的大学浪费时间,拿了文凭也是浪得虚名。

除了抱怨大学本身,这里还牵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就业时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竞争等。在一些人看来,“拼学问不如拼爹”。还有,因为我国的“学历高消费”,社会上普遍对职业教育存有偏见,很少有人主动选择这类学校。可要说就业前景,算投入与产出比,职业教育可能更有优势。

解放周末:有人说这是第三次“读书无用论”,您怎么看?

陈平原:我不认同,甚至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很多人说“读书无用”,主要是在发泄对现有教育制度的不满。你看每年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再看看有多少人是真的考上名校而不去读的,就能明白其中的奥秘。

但是此前我们国家确实曾出现过两次“读书无用”的思潮,我都经历了。文革时期,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人们真的认为读书没有用。那是由于政治偏见。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刚兴起时,又一波“读书无用论”来袭,当时的说法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是因为经济压力。我记得很清楚,1993年,那时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北大教授的四到五倍。出门打车,出租车司机喜欢问,你们北大教授一个月赚多少钱呀,听了我的回答,有人就很骄傲又语重心长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呀。”

解放周末:在很多人眼里,“有用”就是“实用”。

陈平原:这是另外一个“用”。1910年,王国维写《国学丛刊序》,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里谈的是学问,也可以理解为教育的精神与境界;但对一般人来说,所谓“有用”与“无用”,说的是教育的具体用途,甚至落实在毕业生的就业状态上。

解放周末:您怎么理解教育的“有用”?

陈平原:谈到“用”,有大用,有小用;有长用,也有短用。有的知识你今天学,明天就能用;有的则要十年、二十年后才显山露水;有的甚至潜移默化,终生受用。所有这些,都不一样。如果整个教育都往一个方向走,都在强调“有用”,而且希望马上就能显现出效果,那是在做职业培训,不是办大学。

我承认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但职业培训和大学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学里读的很多东西,不是马上就有用的,比如哲学、音乐、数学等,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用武之地;但这是人生的基本修养。修养不是商标,不能挂在脖子上到处炫耀;但如果有需要,修养可以转化为技能。大学提供的基本上是学识与修养,而不是具体的技能,因此不该追求立竿见影式的“有用”。

不管高处适不适合自己,就是要拼命往上爬,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考方式呢

解放周末:现在很多学生上课是为了应付考试,教师写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大学里的教学是否会越来越实用化?

陈平原:谈这个话题,我们不妨拉长视线,回过头看看以前的中国大学。这方面,西南联大是很好的榜样。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西南联大并没有过分讲求实用性。那时的口号是“战时如平时”,还坚持原有的课程设计和学术水准,整体水平没有下降。

战争结束后,很多西南联大等名校的学生出国留学或继续做研究,后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主要力量。记得当年杨振宁先生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他说他到了美国,感觉自己不比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差,甚至比他们还要强。那是因为,除了有很好的师资与生源,还有这样的理念——不因为战争而把教育给扭曲了。而目前的状态是,很多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志向、旨趣和想象力。不只学生如此,教授如此,有的校长也不例外。

解放周末:这种纵向比较,值得人们反思。

陈平原: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如美国的大学。

曾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一书中提到:美国大约有3000所大学,一端是1000多所二年制学院,数量约略等于我们的专科;另一端是高高在上、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学,也就50所左右;剩下的就是文理学院或其他专业性院校。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文理学院固守本科教学,不要求教师发表那么多论文,主要任务是教学。这些学校有融洽的师生关系、丰富的校园生活、完善的课程设计,是真正的大学教育。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业前景非常好,学生取得的业绩以及对母校的回报,也不比哈佛、耶鲁的学生差。

解放周末:这种学校为什么只培养本科学生?

陈平原:他们不是没能力培养研究生,而是更看重本科教学。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或者说是明智的放弃。而我们国内的大学,要是只做本科教育,往往会被人看不起,认为它级别不够、办得不好。因此,只要有可能,这些学校都要争取升级,申请硕士点,成功了就再加把劲,申请博士点。

解放周末:很多学校以招收博士生、博士后为荣。

陈平原:有的学校真的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因为评价体系在那里摆着。我们的很多问题出在不管做什么事,好像都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感觉像登山一样,你最初处在较低的位置,不管高处适不适合自己,也不管方向对不对,就是要拼命往上爬。为什么不能换另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说另一种生活态度、另一种教育理念呢?

这哪里是在挑学者,分明是在选演员;可这出大戏演给谁看

解放周末:如果所有大学都奔着一个目标,也会导致“千校一面”。

陈平原:顺应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大学升格也很正常。问题在于,在此过程中,如何守住自己的根基,不人云亦云。

农业大学开办文学院、林业大学设立金融学院、工业大学里又有了新闻学院,这都是在往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可很多大学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师资力量,社会也不认可其毕业生。为了“上档次”,追求“大而全”,就忽略了自己学校的特色,真的是得不偿失。我们很多大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个性,没有明晰的发展目标与自家面目,“千校一面”这样的教育布局,很让人担忧。

解放周末:现在,还有个口号常被挂在嘴边,叫“与国际接轨,建世界一流大学”。

陈平原:我再三说过,同样是向外国学习,大学和工厂不一样。工厂只要拿到图纸,人家的模式基本直接就能用;可大学必须接地气,其中的文化氛围、历史传统、教授水平、管理制度等,都决定了你的办学方向。你想弄一个理想的样本,或者拷贝哪所著名大学的模式,肯定水土不服。

解放周末:我们学的也往往是皮毛,甚至舍本逐末。

陈平原:最近几年,不少国内的大学都在努力国际化,提了不少好笑的指标。比如,招聘年轻教师,要求无论学什么的,都必须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以至今天全世界稍微有点名气的大学里,都有自带经费前来“合作研究”的中国教授。我们的大学怎么这么没有自信,逼着人都往国外跑?这么一种制度设计,慢慢地会把我们自己的根都给砍断了。

解放周末:这样的大学,也只是披着“国际化的皮”。

陈平原:是这样的。日本的大学就不一样,它们能够留住最好的学生,原因就是本国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时非常有利。当然,他们也会出国拓展视野,但根是留在本国的。我们现在是一点点把根都拔掉了,然后拿在手中,向全世界炫耀。如果有一天,中国大学都变成了“海归”的天下,我认为这不值得庆贺。

最近这几年,有些大学有钱了,就想聘名教授装点门面。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选教授的标准是:内地的不如港台的,华裔的不如外国的,东亚的不如欧美的。有位主管一语道破玄机:“最好一看就是外国学者。”这哪里是在挑学者,分明是在选演员;可问题是这出大戏演给谁看?这不是三五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风气使然。

想要的太多了,而又力所不及,就很容易造成浮夸与浮躁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什么是大学教育的根?

陈平原:说到底,大学教育的关键是“人”。现在叫“教书育人”,古时候叫“传道、授业、解惑”。这应该是整个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但因为“育人”的效果怎么样不太好量化,评价起来比较麻烦,今天就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大学的功能,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好的精神氛围中,不同世代的人进行诚挚的对话,传递专业知识,并共同寻求真理。当然,还要努力培养学生们合作的精神、向善的意志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解放周末:现在很多老师基本上是到时间来上课,下课夹包就走。他们只在授业,传道和解惑的环节越来越少了。

陈平原:教育讲究“熏陶”,除了课程设置,还得靠整个校园文化,靠教授们的言传身教,让学生们知道如何治学、如何做人。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现在似乎被遗忘了,连搞教育的也都热衷于“多快好省”。如此急功近利地苦干蛮干,短期看效果很好,长远看后患无穷。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即将消逝的风景》。说的是,那些学养丰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当年我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求学时,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风景。老教授们在校园里闲谈、漫步,望着他们的身影,你会特感动,觉得这校园很有文化。

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念书,不仅阅读书本,也阅读教师。而现在的大学校园,教授们来去匆匆,忙着做课题、写论文,或者眼睛长在头顶上,随时准备下海或另谋高就,还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学生的喜怒哀乐、得失成败?

解放周末:校园因此少了很多风景,多了不少浮躁气。现在校园问题也接二连三,比如让人痛心的大学生自杀、杀人等事件,是不是也和校园刮起的这股“浮躁风”有关?

陈平原:全世界的大学都会有不测事件。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尽可能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特别感慨,大家都在说今天中国大学的“氛围不好”;但想出来的办法却仅仅是“加强管理”。其实,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的很多大学里,从校长到教授再到学生,都显得过度亢奋,缺乏脚踏实地、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挪的意志与精神。想要的太多了,而又力所不及,这就很容易造成浮夸与浮躁。

当然,我能理解,身处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不光是大学,有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热气腾腾的工地。我们在不断地开弓、射箭,这是好事;就怕过度亢奋,很快就成了强弩之末。有志向是好事;但想“多快好省”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我看来不现实。

对于观察家来说,大学何尝不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投影呢

解放周末:有人说,我们的大学培养出了很多专家;但不少是“砖家”。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陈平原:现在我们国家每年培养的博士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超过了美国。不仅是招生人数天下第一,毕业人数更是遥遥领先,因为我们的淘汰率很低。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除了中国的大学规模在迅速膨胀,最关键的还是用人单位对高学历的迷信。其实,很多工作岗位不一定需要博士、硕士。你看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商业精英、公务员,大部分都没有博士学位。日后做出成绩,被某大学授予名誉博士,那是另一回事。一方面是莫名其妙的“博士热”,另一方面则是过早的专业化,导致我们的很多专家,有学问但无见识、无趣味、无人情。如此“货真价实”的专家,不见得真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

解放周末:您是一位文学史家,可十多年来,您却从事着大学教育的研究,出了好几本书。为什么对大学教育这么感兴趣?

陈平原: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逐渐深入的研究中,我发现小说形式及欣赏趣味的转变,与清末民初整个教育制度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我开始关注科举制度的取消以及现代大学的崛起。当然,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借讲述与阐释“老北大的故事”,进入现代中国大学史的研究。在我看来,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最好能兼及大学教育。因为,政治思潮、文化生产、文学潮流等,都和现代大学的兴起与演进息息相关。

解放周末:您把中国大学当做观察和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陈平原:是的,关注大学校园,也是关注当下的中国。我们的大学一方面浮躁不安,另一方面生机勃勃。正因为在蜕变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思考中国大学到底该往哪里走,参与其“寻路”的努力,说不定能发挥某些作用。另外一点同样重要,大学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它“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对于办学的人来说,你不理解国情,你就无法“办好”大学;而对于观察家来说,大学何尝不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投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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