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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中国乡土社会面临十大转变
作者:刘奇      时间:2018-05-16   来源:爱思想网站
 

摘要

中国农村改革40年以来,随着以农养政的结束,代之以工养政、以商养政的开始,加之二元制度的逐步瓦解,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着深刻剧烈的变化。但不管乡土社会如何转型、怎样变化,以乡为基点的活动空间不会变,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不会变。乡村振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乡村要振兴,首先应认清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只要人类还需要吃饭,就会有农业;只要农业存在,就会有农民;只要有农民,人多地少的中国社会就有村庄;只要有村庄,就会构成农民间彼此相连的乡土社会。所谓乡土社会,是指以乡为基点的活动空间和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

中国农村改革40年以来,随着以农养政的结束,代之以工养政、以商养政的开始,加之二元制度的逐步瓦解,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着深刻剧烈的变化。但不管乡土社会如何转型、怎样变化,以乡为基点的活动空间不会变,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不会变。乡村振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乡村要振兴,首先应认清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是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在传统农村,农民以土为生,与土为伴,相对稳定,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无旁骛地在村庄中生活。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依赖,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进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以此来改善自身的经济与命运,农民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这种转变,既表现为水平空间上的跨区域跨领域,也表现为垂直空间上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变化。农民工四处奔波、走南闯北,2.8亿农民工大流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农村有八九亿人口,除了外出打工的2.8 亿,其余都生活在农村,外出打工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复杂多样,所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趋于扩大,阶层流动也因此凸显。“流”是活力的表现,但应流得自主自愿,流得安心放心,流得后顾无忧。

二是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在传统农村,农业生产特点和习惯相同,农民的生活相对同质,以家庭经营为主,传统村落形态也十分适合一家一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大量走出村庄,异地打工,打破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乡土社会的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这种异质性来源于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生活方式的交汇。农民在多少地方打工,就会浸染多少种生活方式,就会给农村带回各式各样的小吃、方言、生活习惯以及新思维新理念等。村庄的概念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已经冲破地理上的村域范围,村里人在外面有多少打工的地方,村庄的虚拟空间就会延伸到多少地方。身处远方的村民随时可以通过手机以及互联网了解村庄的一切。异质性的生活和虚拟空间的扩展,使村庄治理变得更为复杂。

三是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它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引导熟人之间相互自愿合作。随着农民工的流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这种陌生性是指相互陌生的社会关系,既包括相对贫穷的乡村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形,也包括相对富裕的乡村吸纳外来农民打工的情形,还包括城里人到环境优美的乡村旅游的情形。这种转变逐渐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诚信;在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契约。如何让传统的诚信与现代的契约在乡土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是当下需要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四是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变。传统村落的传统农业,功能定位为单一种养业。随着农业多功能性的逐步显现和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农业大步走出一产,融合二、三产协同发展,加上发达的交通通讯助力,乡土社会的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变。观光农业、休闲农业、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等各种农业新业态方兴未艾,农业已远远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形态,农业生产的过程成了人们观光旅游休闲的好去处,农业生产的方式成了人们科普、体验的新追求,农业生产的环境成了人们体悟人生、享受生活的理想地。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创业,发展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第二次创业,进城打工,离土又离乡;第三次创业,开发乡村旅游,既不离土也不离乡。开放的乡土社会空间为现代文明的注入打开了通道,拓宽了领域。

五是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情是一种交往方式,是社会结构紧密的粘合剂;家园红利是一个熟人社会长期积淀的福利,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归属感,是“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原因所在。近些年来,由于农民工大量外流,乡村人情关系越来越淡薄,社会资本不仅少有积累,而且逐渐消蚀,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情感”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人要是没有感情,社会就会是一盘散沙,人情关系的淡薄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必须重塑乡土社会的乡情乡谊,否则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所从事工作的价值比重越来越小的情势下,社会结构的离散将危及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继承优秀传统,重塑“家园红利”应是当下中国乡村“软件”建设的重头戏。

六是社会细胞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老婆、孩子、热炕头”。但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民工家庭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产生了“留守家庭”,形成了“三大留守群体”。一是留守妇女,她们既要照顾家中老人、孩子,又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普遍缺乏安全感,且长年分居容易出现婚姻危机。二是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他们的学习、生活、成长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亲情缺失、教育缺位和管理真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差生”“问题孩子”“不良青少年”的代名词。三是留守老人,他们一生辛苦劳作,晚年却无法安享清福、颐养天年,老无所养、老无所乐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留守家庭”是社会难以稳定的隐患,如果“留守家庭”频频“后院起火”,变成了“问题家庭”,不仅是农民难以承受之重,更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农村留守家庭为社会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破解农村留守家庭的“留守”之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应作为社会流动的基本准则。许多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流量占比之大不亚于中国,但都是以家庭为流动单元,社会细胞的稳定就不会使社会肌体受到损伤。

七是社会文化由“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文化的传播提出了“三喻”论,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年轻的要向年长的学习,在农业文明时代,文化的传承是前辈向后辈传递。“并喻文化”是指不需要先辈的经验积累,文化可以在同代人之间传播,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传播方式。“后喻文化”是指年长的需要向年轻的请教,到了今天的信息社会,科技高度发达,年轻人比老年人思维更敏捷,接受新事物能力更强,文化传播发生了反转,由后辈向前辈传播。今天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人正在发挥着主导作用。面对瞬息万变的电子技术,老人回家问问儿子、孙子的事经常发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年轻人利用电商平台,嫁接各种服务于乡村的资源,促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高度融合发展。以何种举措应对“后喻文化”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八是社会价值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价值观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多元性,本质上是社会不断包容和发展的表现,是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尊重和包容,而不是相互诋毁和攻击。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价值多元是客观现实,但价值观多元化容易产生价值观紊乱,并且导致种种社会乱象。例如,吃的喝的都会造假,假奶粉、假疫苗,连婴儿都不放过;女童被多位村中长辈性侵,女童及其家人反而遭到全村人敌视,简直荒唐无耻;路上老人摔倒,无人愿意去搀扶,偶尔出现愿意去搀扶的人,却被摔倒的老人反咬一口;赡养老人需要签订协议,父母想得到赡养需要对簿公堂,社会对此现象有的容忍、默认,有的麻木不仁。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是非观念不清、说法不一,造成认知上的紊乱。不少人把一生浓缩成两个数,上学是为了分数,长大是为了钱数,这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倒退。价值观多元是对的,但是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防止价值观走偏。当价值观不再紊乱,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普遍接受的时候,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九是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世世代代聚族而居,讲究合乎礼治的行为规范,村落内部形成人们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在人口大流动、物欲大泛滥、文化大冲撞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这种失范性是指乡土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包括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薄、潜规则盛行等。敬畏感缺失,有不少人什么都不怕,法律底线都敢去突破。如果心里没有了约束,什么坏事都敢去做。羞耻感淡薄,有些人做了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潜规则盛行,潜规则一出来,明规则就不起作用。社会演化成一个相互伤害的链条,你在我鸭蛋里加苏丹红,我在你牛奶里加三聚氰胺,在相互伤害中赚钱,但是社会道德沦丧,良心没了。当人们把赚钱当文化,把常规(不偷、守时、诚信)当典范,把底线当上线,社会生态也就遭到了破坏,社会危机便开始孕育。扫黑除恶,扶正驱邪,以现代法、理精神重构乡规民约已成当务之急。

十是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在传统村落中,村落的精英分子以身作则,以自身行为和道德风范形成“权威”并影响村落,呈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城乡二元制度实行以后,农村精英单向流往城市,乡贤文化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土社会的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大量精英外流,留在乡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幼,农村极度匮乏具备议事能力以及经营才能的人,社会治理走向碎片化。农村改革40年后的今天,资源单向流入城市的时代已告终结,乡村逐步成为人们旅游休闲、养生养老、投资创业、诗意栖居的理想地,应当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培育新乡贤,掀起一场“新下乡运动”,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活力。如何培育新乡贤,应当着力引导三类群体:一是离退休的干部职工,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二是有着优秀家训、家教和家风的世家大族、名门望族后代,他们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三是新富阶层,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一个新乡贤群体,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将是一股强劲的动力。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8年第7期

图片取自网络

拓展阅读:

刘奇:乡村振兴的动能变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经历了两次动能转换,眼下正在酝酿的是第三次。每次都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第一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分”,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经营主体从550万个生产队一下子分解为2.3亿个承包农户,家庭能量得以充分释放,极大发展了生产力。第二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流”,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大流动,使城乡经济一片繁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大流动,使乡村的“形”“神”皆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第三次动能转换,这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合”,就是使各种要素、各方力量集合发力。借用物理学术语,三次动能转换带来的是三大物理变化,第一次“分”带来的是“裂变”,第二次“流”带来的是“流变”,第三次“合”带来的是“聚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极大地推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改革的经验,又启迪了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这由一个“分”字引发的裂变效应,其实践价值和理论创造,彻底改变了中国,解决了温饱,繁荣了城乡,走出了计划经济。第二次动能转换中的“流”,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放活,尤其是把农民从土地和乡村中解放出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能够一路逆势上扬,农民工居功至伟。资源要素大流动使城乡在“流”中化“蛹”为“蝶”,在时空隧道中涅槃。乡村中小洋楼比肩而立,村村通全面实现,生态绿化美化大有起色。这一巨大变化的现象恰如物理学上的“流变”现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新动能的关键就是形成“合”力,把各种现代元素注入农村、注入农业,推动农业农村的历史性变革。具体而言,有六大合力:三“物”组合、三“产”融合、四“生”契合、城乡统合、要素集合、功能整合。“六合”能量将产生像物理学上“核聚变”一样的巨大威力。

所谓三“物”组合,就是要把植物、动物、微生物三者有机统一起来,重点在于重视微生物的作用。只有微生物的介入,农业才能克服石油农业的弊端,构建起有机生态循环系统。

所谓三“产”融合,即农村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三产融合发展,不是我们今天才发明的,我们传统农业追求的“男耕女织”模式就符合三产融合发展的思路。耕与织多余的产品拿出去卖就形成了第三产业。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是“种、养、加、销、游”五环联动。

所谓四“生”契合,即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者要契合。农业生产不能不顾生态,农民生活不能不顾生产,农民生活也不能不顾生态。生产、生活、生态的契合,如果没有与发达的现代化市场连接,便只是徒有躯壳,农产品只有建立线上线下的互动机制,才能卖个好价钱,因此,“三生”之外还应加上“生意”。只有四生契合,互相依存,互为因果,才有高品质的生活、高效益的生产、高文明的生态。

所谓城乡统合,重点在于城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须下大功夫,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同步发展、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新战略。

所谓要素集合,即把现代元素集中向农村投放,包括现代理念、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金融、现代设施、现代人才等。我国农业现代化腿短,短就短在缺乏现代化元素的注入,如果像工业、像城市那样集中投放现代元素,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指日可待。

所谓功能整合,即要把现代农业的六大功能(食物保障功能、原料供给功能、就业收入功能、生态保育功能、旅游休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整合起来。只有整合功能,才能拉长产业链、拓展功能链、提升价值链,比如日本人在田里用彩色水稻种出图案供游人参观等。

“合”是人类生存的法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自己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合作。合则利益巨大,潜力无穷,以“合”培育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才能产生像“核聚变”那样的巨大能量。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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