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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体系的四个维度
作者:王长江      时间:2018-05-16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王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  一级教授

第一个维度:政党政治的规律性

提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这样的任务,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对执政党掌握政党活动规律有了更高的要求。深水区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改革已触及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相互纠结,相互交叉、相互掣肘、相互牵动,使改革的系统性、连带性显著增强,越来越需要我们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和把握它。因此,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首先应当着眼于深化对政党政治普遍规律的认识。

从全球视野讲,我们执政党建设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有许多都属于政党政治本身的间题。政党政治具有普遍性。从政党政治的源头看,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出现的现象。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它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代议制民主使得组织民众、表达民意、输送民愿、整合民识并作为代表控制公权力的政党应运而生。政党把各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组织化了。政党政治成了民主政治的最普遍形式。

政党的出现,使国家一社会二元关系的传统政治结构转变为国家—政党一社会三元关系的现代民主政治结构。从这个三元关系结构中,才能获得对政党的地位、功能、作用,进而对政党的组织结构、运行规则、运行方式的规律性认识。

从现代政治三元结构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进行更加透彻的解读。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有一个误识,似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和我们前面概括的政党政治一般原理是对立的。这种理解显然有问题。我们看到,两者非但不对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观恰恰是建立在对政党政治一般原理进一步深化认识的基础上的:政党的确是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但在阶级社会,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政治参与中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政党政治则是这种斗争的自觉体现。

从现代政治三元关系的角度,我们还可以从更宽阔的视野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同样具有一般政党的属性。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今天党的建设要解决的,同样是“国家—政党—社会”三元关系框架下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把探索政党政治普遍规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就要坚待比较、借鉴的原则,开放视野,批判地吸收世界各国各类政党自身发展、特别是治国理政的经验,吸取其中的教训。

在比较、借鉴方面,对别人的经验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都是不对的。全盘肯定导致盲目照搬,全盘否定导致僵化封闭,两条路都走不通。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不应该是矛盾的。在我国改革向纵深推进、党的建设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的今天,如何科学地吸收、借鉴,如何防止重蹈一些失败政党的覆辙,如何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而又不僵化、不封闭,仍然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

第二个维度: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

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体现了极其鲜明而与众不同的特色。我们党的历史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即未掌权并与当时政权相对抗的阶段,和作为执政党长期掌握国家权力的阶段。相应地,党的状态有一个角色的转变,即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这里的革命,自然应该指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突出的是其政治含义,而非其他方面的含义。对于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毛泽东下了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他认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至于后来我们把这个概念广泛运用到其他领域,则显然是一种转义和借指,而且主要用来形容它们会像革命那样带来巨大、深刻和具有根本性、颠覆性意义的变化。因此,可以说,“革命党”的概念不但可用,而且完全可以当做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来使用。它并不妨碍我们对“革命精神“的继承。

革命党确实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政党。英国的托利党、辉格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以及所有遵循这一路径发展起来的政党,都可以叫做原生态的政党。原生态政党的基本特征,是它们在现有既定的政治框架内谋求掌权。主观上都是在现有体制的“国家—社会”连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革命党不承认现存制度的合法性,而是利用政党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整合民众的功能,凝聚起反抗的力量,打碎旧制度,建立全新的制度。实现“打碎旧制度”这个首要任务,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等方面的建设,必然迥然不同于原生态政党。

革命党思维和革命党行动方式在我们党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是我们党的基因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基因,利用它来发展自己的优势,也需要知道有时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

至于我们把“执政党"作为一个和"革命党"相对应的概念,则反倒是为了照顾到我们自身的特殊性。这里所说的“政",则是指政权。就准确性而论,可能把这里的“执政党”理解成“掌权党”更合适些。西方国家竞争执政权的政党,无论事实上能否获得执政权,都要把执政以后如何治国理政作为思考的出发点,所以不存在转型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确实面临一个如何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而且,这个转变的难点在于,它并不像由夺取政权的状态转向掌握政权的状态那样,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里完成。这个转变,包括了理念、理论、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等方方面面,是全方位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转变不甚容易。

“执政党“突出的是“执政",是掌权。公权力作为极其重要的元素介入党的活动中。执政党建设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执政党如何发挥公权力的最大功能、实现党的目标,同时又防止党在公权力的作用下发生异变的问题。从政党的目标讲,夺取政权不是常态。取得政权后执政、处理和公权力的关系才是常态。我们需要强调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强调权力的约束和制约,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第三个维度: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

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之所以不容易,除了革命党和执政党有各自不同的运行方式之外,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国际格局。一方面,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客观上,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无一不受苏联模式的强大辐射。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俄国人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选择把我们用革命党思维进行思考的习惯固化了。

限于当时的眼界和国际环境,我们并未能超越计划经济思维,也未能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在经历了诸多挫折、付出了沉痛教训之后,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才真正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可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我们在长期摸索中终于得出的结论。

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是人对利益的追求。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非无法调和,相反,群体利益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只有承认个人利益,才能最好地维护群体利益。计划经济不认可这个转换,而是直接变换逻辑起点,以消灭人的自私自利性为出发点。遗憾的是,把这个逻辑由理论变成现实的尝试,在实践上一直没有取得成功。

计划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高度集中、政府全能的政治体制。执政党的职责,就是维护这个体制的有效运转。而党建的目标,就是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充分、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的组织。

市场经济则不同。它的出发点是:人和社会的需求应该由人自己去满足,他们之间发生的关系,应当主要由市场来调节。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才最后由国家和政府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任务变成了为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利用公权力和组织资源调控政府—社会—市场之间产生的各种关系,使国家和谐、健康地向前发展。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把我国改革称作“边缘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改革不可能总在边缘。随着改革向前迈进,必然会愈益深入中心地带,深入到关键环节,触及深层次问题。现在,这些深层次问题总体体现为长期计划经济影响下不科学的权力配置积淀而成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党如何增强自身战斗力,如何带领人民克服体制惯性,冲破既得利益的羁绊,都是当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应当涵盖的现实课题。

第四个维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源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西方国家开始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其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科层制的管理方式,需要对传统类型的政府进行改革,以期有更加灵活有效的扁平式机构,更大幅度的功能转变,更普遍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更多的大众参与。人们表达自身利益的愿望日益强烈,现代民主制度的三个要素国家、政党、社会之间的边界日益清晰。这样,政党执政就实实在在地面临如何充当民众进行民主参与的工具、如何代表民众控制公共权力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民的利益诉求大规模增长,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多元化状态无法阻挡。这要求执政党有更加高超的协调和驾驭社会的水平,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执政党需要探索对社会进行领导的实现方式,需要科学借鉴其他政党的经验,积极寻找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形式进行社会整合的途径,通过让这些组织按照自身的规律性,自主地发挥作用。

发达的传媒无疑使政党扩大了与民众沟通的渠道,为政党联系民众提供了比过去更为便捷的途径,大大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民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政党的影响力下降。人们不再把参加政党作为获得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往往直接借助于媒体,政党的教育、宣传功能也因而受到限制甚至部分丧失。执政党既需要积极开辟具有自己特色的、不可取代的渠道,巩固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又需要学会利用先进的传媒技术作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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