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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超:现代化与中国的城乡关系
作者:叶超      时间:2018-02-12   来源:
 

引言

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长期讨论的一个关键议题。从现实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从主流意识形态层面表明了中国仍然处于现代化这一进程之中。近30多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愈演愈烈,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也高速演进,加之扑面而来的“后现代”浪潮,使得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正如张志伟所言:“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古、今、中、外’的时空交错,使得原本存在时空差距的问题突然间同时出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试图通过几十年的时间来达到西方经过几百年而达到的成果,这自然而然就使原本应该在几百年间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集中体现在这几十年中,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往往会激化另一个矛盾。”所以,虽然对现代化概念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理解,但现代化一词因其集中反映了这种时空矛盾,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城乡关系不但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而且体现并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著名现代化理论家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都强调了城乡关系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对“现代性”的探索和现代化的追求,是贯穿近现代国家发展的一条主线。当前中国面临着快速城市化和城乡差距急剧扩大的现实问题,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启示是应对和解决它的一个重要思路。

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城乡关系和现代化道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日两国都奉儒家文化为正统,但为什么同样的文化成为中国最初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却成为日本现代化的助力?这就需要细分文化内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观准则。

例如,著名历史学家赖肖尔曾强调了对外观对中日现代化的不同影响,即中国由一种“天朝上国”的优势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这在价值观以及各方面的冲击是剧烈的、根本性的,改变相对不易;而日本则是儒家文化的承受者,它的这种优越感就没有中国这么强烈,所以容易接受西方文明等。当然,对这些问题,还不能仅仅止于表面,需要进行更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现代化与意识形态

从现代(modern)一词的本义来看,它系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表述与中世纪相对立的新的观念体系,它既是一个时间尺度概念,也是反映新时代精神与特征的价值尺度概念。因此,“现代”概念本身含有很强的价值判断,集中反映了人们对于“新”与“旧”,也就是“传统”和“现代”的态度。由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形成的价值观关系的经典论述开始,观念、态度、价值观、道德精神、意识形态、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现代化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体系,这或许因为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现代”往往意味着符合并追求“先进”,所以在价值观层面,“现代化”这个词代表了人们追求“发展”的理想和诉求,隐含着“与时俱进”的涵义。就其内容来看,现代化涵盖甚广,涉及到不同层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而且随着人们的认识而不断的增添。

所以,现代化,既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也有思想方面的现代化;既有文化(组织)层面的现代化,也有“人”(个体)的层面的现代化。对学术来讲,既有我们研究对象和目标的现代化,比如科学的现代化;也有学术本身(比如制度建设、道德精神等)的现代化。国内外社科界曾经广泛而持续地探讨这些问题。

意识形态也是一个相对模糊、很难准确定义的概念。它与观念、价值观、精神、文化等概念的涵义存在很多交叠之处;而且,某种意识形态也往往被反映或体现在上述概念之中。在处理它们的关系时,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文化如果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所以他从影响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定义文化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可见他把意识形态界定为文化的表现。

就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赖肖尔在比较中日现代化后指出:“考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与日本的历史时,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结构、价值观和伦理观等要素同近代化以及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关系,而且它的重要性远远胜于天然资源乃至外部刺激等物理因素。”

亨廷顿提到了现代化、意识形态与城乡关系三者的关系:“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从智能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人类对自身环境所具有的知识的巨大扩展,并通过日益增长的文化水准、大众媒介及教育等手段将这种知识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现代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明显提高、职业性和地域性流动的增长,以及个人升降沉浮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和农村相比,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以此来看,意识形态和城乡关系是现代化的两个不同方面。

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对单一的强调城市化和“西方化”到强调意识形态的转变。如罗格•李(Roger Lee)认为,“发展地理学把现代化看作定位于外部市场的城市增长极网络的创建和扩展过程,创新和发展因而会在全国性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扩散”,这种观点把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但城市化仅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要全面概括这种转变,这个词无疑是现代化。

罗格•李认为现代化是“富有的、表面上更先进社会的特征在表面上不先进社会的扩散和接受而产生的社会变化过程”;这无疑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而忽视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及其斗争的复杂性。现代化与“西方化”是有联系但完全不同的概念。既然现代化起源于西方,那么后进国家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现代化不是单纯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军事等,也不是单向地、被动地接受,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是多维的、多元的,文化和价值领域的碰撞、对抗和融合渗透其中,交织成一个广阔、复杂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跟西方化有一定的渊源,但不等同于西方化。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奈特·毕乃德认为广义的现代化指“一种过程,社会通过这一过程更换了人们认为不再适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直接强调了现代经济增长应该“基于不断进步的技术以及它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调整之上”。这必然将现代化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亨廷顿

意识形态是一种群体认识或道德意识,它强调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的根本决定性(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实际上,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并强调了这种关联,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做了深度阐发。一篇总结马克思与现代化的论文认为:“(西欧)现代化的根源,马克思认为是城市‘公社’运动……在具有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自主、自治群体创立的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是现代化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即使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城市市民文化,现代化也是要失败的。”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内涵是先进的“市民文化”目标的指示,是通过强调(但并没有系统地分析)城乡关系这一范畴而实现的。但对城乡关系问题在现代化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倒并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

现代化与城乡关系

对城乡关系与现代化的关系,亨廷顿有经典的阐述:

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因素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此同时,现代化还会向乡村提出新的要求,这加剧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城乡变为不同的民族,彼此有着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套新兴的内部基础结构缩小了城乡差别,但并没有消灭它。差别仍然是本质性的。……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从城乡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和它们变化着的政治稳定和动乱的格局反映出政治参与的扩大。……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

尽管现代化包括很多方面,但是亨廷顿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对立,并将之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布莱克也指出:“考察一下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的居住形式就可以看出,城市化的速度是截然不同的……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变化是区分过渡性社会的另一个根据。”罗兹曼则强调了中国的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随着中国日趋现代化,城乡差异并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苗头……城乡差别似乎变得更为显著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更鲜明地指出:“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两个突出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难题”。但是,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中国对现代化与城乡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中国关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与城乡关系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是作为整个国家的奋斗目标,还是个人的发展要求,现代化是贯穿中国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在此过程中,传统和现代的矛盾斗争一直存在并且仍在继续。城乡关系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指出,“城乡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中国正如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样,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先进城市和落后农村之间存在着差别的问题更紧迫了;这一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还表现在观察问题的态度上(它对于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含义)。”这段话在强调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同时,尤其暗示了意识形态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对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并列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思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已孕育,但是将二者结合为一个奋斗目标却是在改革开放后。

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同年9月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简称,后文同),他又将该目标细化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这种工业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的目标与马克思和库兹涅茨等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及其基础的诠释是契合的。

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结合起来。但是直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才把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此后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决议文件中无一例外的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奋斗目标提出,并且往往固定出现在文本末尾号召性的语句中。

这个变化或许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前我们至多将现代化理解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和途径,而之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则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意识形态整合在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和过程之中。因为,仅从时间上看,中国追寻现代化要远远早于追寻社会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勾勒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面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城市化大发展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是文明和历史的进步,又带来城乡对立、东西方对立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做出了指示: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础和特征不同,而且发展历程和目标取向也不一致。因此,消除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城乡对立”就自然成为中国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以来,一直想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

正如Lin(林初升)所指出:“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城乡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其并入政治战略……建国后,尽管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使城乡关系的侧重点随之改变,但政府始终把城乡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发展战略。”

1949年,周恩来着重指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并确立了以农业和乡村为基础,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1950年,毛泽东宣布把党的工作由农村转向城市,并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将农、轻、重的关系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其后的户籍制度的出台、农村公社以及两次城镇向农村的人口倒流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反城市化”的。但是不管这些政策的效应如何,对城乡关系问题的重视一直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解体和沿海城市的开放,中国的城乡不平等和城乡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更是促进了这一城乡对立关系的确立。

40年的历史数据表明(图1):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城市发展水平远高于农村地区并在继续加速;自1997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一直处于2.4以上且高居不下。针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缩小城乡、工农、地区三大差别的目标之后,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关系”置于“五个统筹”之首,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对“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了专门部署并付诸实践。而且,近些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1 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1978-201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片由作者提供

城乡关系不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而且体现并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近代以来,以“消除城乡对立”为主要目标之一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建设,在中国是整合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因此,城乡关系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城乡关系是否协调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成功实现的主要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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