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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打破依附论与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作者:高连奎       时间:2017-05-17   来源:
 

   笔者认为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就给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依附命运的操作建议,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论魔咒,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对于后发国家具有的普世意义。

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打破依附论与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打破依附论与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其实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一般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不融入全球化,国家则无法发展,如果融入全球化则无法摆脱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命运,关于如何打破依附论的魔咒,直到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诞生之后才算将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得以解决。

  “依附论”产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主要由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埃及的萨米尔·阿明、英国的A.G.弗兰克和美国的I·沃勒斯坦等人提出,他们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中心——外围”结构,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处于支配地位,发展中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

  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一理论与全球化所导致的现实情况高度吻合,所以“依附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而最早提出“依附论”的学者们虽然发现了依附现象,但并没有提出太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大多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才可以摆脱依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摆脱依附则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笔者认为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就给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依附命运的操作建议,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论魔咒,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对于后发国家具有的普世意义。

  当然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实践,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也是在研究一些没有陷入依附命运的经济体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他研究的经济体主义是东亚国家、非洲的毛里求斯、欧洲的爱尔兰等。

  1994年,世行出版了《东亚的奇迹》一书,解释东亚经济鹤立鸡群的原因在于它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既坚持市场方向,也要求政府发挥积极作用。2004年,世行又出了《九十年代的经验》一书,总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十年转型。它发现转型比较好的国家都有一些按照它们特定情况制定的政策,这也跟“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政策很不同。

  2008年,世行总结二战后13个实现平均7%的年经济增长且维持25年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后发现,它们有5个共同特征:第一,开放型经济,而非内向型的经济;第二,宏观经济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形;第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第四,以市场为基础;第五,有一个相当有为的、有能的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些研究都为林毅夫提出新结构主义奠定了基础。

  林毅夫先生主攻的研究领域是比较优势理论,也曾以大力推广“比较优势”理论而闻名中国,但也因此遭到不少非议,其实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界是一个非常老的理论,其本质是亚当斯密贸易学说的理论化,亚当斯密主要自由贸易,特别是主张进口贸易,但并没有给出比较完善的理论说法,后来李嘉图等学者发明比较优势理论才将亚当斯密的学说进行了理论化的证明。

  亚当斯密、李嘉图等都是最早期的经济学家了,因为比较优势理论也是非常早期的贸易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因为比较优势理论遭到了极大非议,就在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极易将发展中国家牢牢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永无翻身之地,这是所有有国家责任感的的人所担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发展中国家就真正成了发达国家的附庸,如果发展中国家都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去发展经济,那也就真正坐实了“依附论”、“中心-外围”等理论的预测。

  林毅夫先生进入世界银行后,理论境界大幅升华,其他最大的突破就是将其推广多年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成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一静一动简直是天壤之别。也经常有关注经济的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笔者也往往告诉他们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其实就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艰苦创业,当时有句非常著名,也饱含哲理的口号就是“有条件就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话的重点是后半句,“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台竞争,发展中国家肯定是不具有竞争条件的,然后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自我创造条件,中国人民擅长自我创造条件,才有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军事成就,才有了不了不少比肩发达国家的科技成就。

  “有条件就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名言也可以用来形象化解释“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的区别,如果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是“有条件的就上,没条件的就放弃”的话,那林毅夫先生发展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更强调“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就是告诉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通过动态的创造条件来不断赶超发展中国家的一门理论。

  林毅夫指出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而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它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

  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

  林毅夫强调在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过程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要不断变化;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供应、港口等都需要改善;法制环境、金融系统也要慢慢完善。

  但是这种大环境的改善跟农民春种秋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不一样。它们都不是个人或者企业能决定的。有的改善是可以靠私营企业提供,但是这种提供也是需要协同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企业行为的协同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这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特性。除了基础设施,交易成本也必须最低,这决定于各种基础制度安排,也必须有国家的积极作用。

  此外,产业升级、技术变迁都有一定的风险。企业在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或者是否会成为比较优势产业可能出现失误。所以政府要给先行者一定的外部性补偿,鼓励他们“先行先试”。

  这种要求政府在产业升级中扮演引导角色的理论也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建议政府在就业率很低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就业。但这也意味着政府的公共债务增加、税收增加,导致人们消费欲望不强,必须储蓄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高税负。但“超越凯恩斯主义”所建议的投资项目是为了消除发展瓶颈、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主要特别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因为他研究的结果是: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转型就会很慢,甚至根本不会发生。“双轨制”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意识到了市场的基础作用,但也意识到了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企业在初始阶段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补助和保护。

  因此,要形成有活力的经济增长,需要由市场经济来有效配置资源、促使企业自主创新和跟随比较优势,但也需要政府解决协调性、外部性问题和支持基础性研究。所有转型成功的经济体都遵循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

  “二元系统”中的政府能够通过支持发展比其现有的产业结构略高、但不是高很多的产业来推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滞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模仿产业结构先进的国家来实现产业升级。但是这两者的人均收入不能相差太大。不成功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因为模仿国家的人均收入不足被模仿国家的20%。

  智利和爱尔兰都曾经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智利一直跟随“华盛顿共识”,政府不干预经济,所以一直没能走出经济低谷;但是爱尔兰政府却在80年代选择了扶持信息、电子、化工和制药四大产业来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最终发展的非常快,甚至成了欧洲最富裕的国家。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开出的政策药方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也就是开放性的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

  另外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

  其实根据林毅夫的这些创新,就已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摆脱依附魔咒的清晰路径。也就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奉行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必然陷入依附命运,而如果遵守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可以突破依附命运,发展中国家必须从“静态比较优势”的陷阱中走出来,主动创造与积累“动态比较优势”,这样才可以避免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然而一个国家一味强调市场,而没有政府的规划指引,则不可能由静态比较优势过度到动态比较优势,这也是林毅夫先生一直强调政府作用的原因。

  其实大家平时所讲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依附论陷阱”,因为依附于发达国家发展,最多只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而即使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也只能是资源条件比较好的拉美国家,比如有的国家只靠为发达国家提供大豆或牛肉就可以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其他国家往往没有这样优质的资源条件,因此一旦依附上了发达国家,往往连中等收入国家都成不了,只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笔者关于如何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不断进行产业升级,笔者还可以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新加坡的案例。

  新加坡上世纪50年代独立以来,早期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生产蚊香、假发、樟脑丸等为主,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停滞后,新加坡政府于1979年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计划,实行产业结构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推动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向高度精密工业发展,建设以科学技能和科学知识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国,将自动化器材组件、医疗器材、电脑软硬件、光学仪器、电子设备、水电控制产品等十一个项目列为未来十年发展重点;鼓励研发,对科研、开发项目给予税收优惠等。 

  80年代中期的世界经济衰退给新加坡带来重大冲击,1986 年新加坡发表《新加坡经济:新的方向》报告,提出将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未来10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把资讯业和金融业变成为两大支柱产业,带动外贸和其他行业的发展。着重转向优先发展有增长潜力的服务业,使新加坡发展成为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区域性服务中心。

  上述措施推动了经济复苏,使新加坡80年代末全面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目标。年均经济增长8.5%,金融和商业服务占GDP份额由1986年的20%升至26%,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的地位得以巩固,成为世界最大硬盘制造国,拥有国际一流的航运业和物流业等。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新加坡为适应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新政府成立竞争力委员会(CSC),又将“知识经济”作为城市国家竞争的高端,在生物医学、环境及水务科技、互动与数码媒体科技等领域投入巨资。

  目前,新加坡已形成电子、化工、生物医药、资信与传媒、物流、金融等多个产业群,是世界硬盘驱动器的主要供应国,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和重要的区域石油交易中心、定价中心、混兑中心,是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跨国企业重要的亚太区域物流与后勤管理中心。

总之超前的经济政策、灵活的应对策略、高效的行政手段导致新加坡成了东亚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目前新加坡人均GDP超过五美元,已经远远的将日本抛在了后面,目前日本的人均GDP已经不足四万美元,与新加坡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台湾,台湾自蒋经国逝世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产业升级,目前台湾的产业结构仍然是新加坡七十年代的经济结构,其人均GDP只有两万多美元,仅相当于新加坡的一半,而在亚洲四小龙概念提出时,台湾是领先于新加坡的,两相对比政府引导下的产业升级是多么的重要。

  林毅夫自从将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并升级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之后,遭到了来自主流经济学界的广泛非议,甚至有青年经济学家在微博上对其点名谩骂,其实林毅夫不过了反对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已,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也早已失败,可惜在中国拥有话筒优势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紧抱新自由主义不放,这种坚持是毫无意义的。

  在笔者看来新常态的意思国家政府已经说的很清楚,就是产业升级,就是打造中国经济的新结构,而绝非什么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新常态,反而会导致拉美等国家的新病态。

  超越主流的智者往往都是孤独的,林毅夫的孤独也是创新者的孤独。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中国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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