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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在新的起点上思考我们的改革开放
作者:陈有西      时间:2011-09-02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时光飞逝,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毕业后选派从政,见证了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三十年过去了,这个《决议》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我想作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在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我看今天很多老师和专家的发言,主要是回顾当年《决议》是怎么来的?有很多思想的交锋。作为我们相对年轻一点的,我们还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干。所以我们有一点思考,对当年4000人讨论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他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个背景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篇黃黎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介绍得比较详细,当时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对很多的重大问题有个宏观的把握。为了参加今天的座谈,我把决议又好好的学习了一遍。
  我们有两个60年。当时搞《决议》的时候,中共建党60年。通过痛定思痛,通过讨论回顾,作出了一个《决议》。今天,我们纪念这个《决议》的时候,恰好又是回顾共产党掌握政权的62年。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同样有很多经验教训要回顾总结。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词比较敏感,因此我说的是现在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我们建党60年以后经过了一次反思,形成了决议。现在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真正的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一些专政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怎么样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要改变我们的维稳的模式。我在政法机关工作了十六年,现在又从事律师执业、法学研究,从那么多年政法工作的感觉之中,觉得我们有的同志的思路是“堵”,而不是“疏”的思路。靠权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压而不是靠疏导,靠封闭思想封闭言路而不是靠开启民智,靠压服而不是心悦诚服。现在维稳的思路,用的经费很多,强制拆迁,方法简单粗暴,对自杀的人还说是暴力抗法,最后人家不自杀了,杀幼儿园的孩子,开始烧政府大楼、搞爆炸。不是引导群众上法庭讲道理,而是打压诉求,抓律师,法院不受理案件,法院不是中立的断案,而是公权力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人民,同人民搞对抗,拼命堵住人民群众依法救济的渠道。作为第一线的律师,我们最清楚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在哪里,主要这种高压的思路,封闭言论、删除微博的思路,搞的老百姓越来越敏感。我们建党60年思考过一次,现在建国60年,需要再一次思考。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人民日报》月初文章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今天的改革,要从总体的思路,全面的思路思考,不能再搞“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三十年了,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有了思想库,我们应当有一个成熟的设计了。我们的前三十年,经常是一种拍脑袋决策,经济一下子要搞活,大家要高速发展,一下子又要治理整顿。“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思想领域,也是风浪不断。我们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治安问题都是这样处理的。治安搞运动从来没有改变思路。包括我们的“严打”思路。我们这头三十年,小平同志提出来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白猫黑猫理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成熟的思想,包括今天这样的充分的讨论,大家都明白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是要出问题的。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顶层的设计,全面的设计,有一个总的思路和框架,让国家少走弯路。
  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关键。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公权力黑社会化。像武汉的徐武案件,到广州的电视台大院绑架“被精神病”的人,公安局的人、保卫处长到那边被围堵,不敢拿出工作证,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依法执法,而是用黑社会的方法绑架执法。还有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公开,故意搞二十个人的小法庭审理大案,安排一些托占位子,旁边四百人的大法庭空着,然后给家属二张票、所有的记者不让进,最应当讲法度讲诚信的司法机关公开撒谎,公开用谎言来违反法律的公开审判的规定,这样的做法现在全国法院争相仿效。作为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器最应该讲公平正义的,也不公开。表面上是公开审判,但是实际上是秘密审判。一些地方官员骄橫跋扈,被权力冲昏头脑,公开以党自居,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包括我们的宣传舆论,总搞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象朱熔基前总理讲的,我天天看他们怎样在那里撒谎。官媒把社会真相的话语权让给了网络,把公平正义的主导权让给了网络,最高法院也说要按舆情判案,公权的威信一落千丈。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公权力不讲诚信,公开撒谎,把社会风气都带坏了。大家都不讲诚信了。
  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为什么要从司法改革突破呢?这个是个代价最小的途径,而且是可控的、恒定的,能够用稳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各个领域出了问题,都可以到法庭上来理性稳妥地释放、裁断。为平稳、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设置一个减压阀。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司法改革又能够为政治体制提供保驾护航,包括民族矛盾问题,包括实体较量的问题,右的路线,左的路线的问题,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劳资矛盾、政党问题、民族问题,都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好。不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会出现暴力对抗,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只要法院是稳定、独立、权威、超脱、公允的,就能够保障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基础性稳定,保障社会重大问题都有一个理性的解决机制。国家要理性的解决矛盾,健全的司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整治好我们的司法队伍,建立独立超脱的司法机制,让国家司法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养成政治家和全体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环境。
  第五点,中国下一步要特别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并给其更重要的地位。有一次我与胡德平部长聊天,我谈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当书记时候的情况,我说,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他同历任浙江省委领导一样,对民营经济的保护,省委是非常支持的。第二个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浙江省人大还按照省委要求,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有的学者提出依法治省、依法治县,层层机械照搬不科学,但是我们浙江的实踐,这个措施是很有用的。实际上依法治省,相对于权力治省,相对于拍脑袋决策,这个是非常好的措施。可以约束权力,大家按既定的规矩办,很多事情就会比较理性。虽然浙江的问题也不少,但是法制环境相对较好,这是全国公认的。这同浙江省委当年大力抓依法治省是有关系的。另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省的财政税收,民营不是半壁江山,而是大半壁江山。浙江各级干部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才保障了长期健康发展的势头。所以我觉得,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两条要是发展下去,是会长远地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说,两个60年要思考,一个是前面60年想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党的历史教训。建国后60年的思考,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执政,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法制的国家。还有现在我们的反思,是实质性的、认真的,还是宜粗不宜细的?特别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还有不少思想禁区,这些我们需要不需要反思,都是应当认真探讨的。这个反思,也需要思想的大解放。

  (作者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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