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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样板间”
作者:      时间:2008-08-13   来源:人民论坛
 

  为总结30年来中国行政与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6月26日,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与人民论坛杂志社共同举办了“中国行政与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徐鸿武、龚维斌等知名专家及国家行政学院部分学员共70多人参加了研讨。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政分别主持了会议。

  与会专家围绕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治发展,深入探讨我国行政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向,就政治体制改革如何选择突破口、如何构建以融合主义为特征的政民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平衡与协调的方法论、如何进一步推进行政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                

  高小平副会长指出,分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学研究起步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和行政管理学研究拓展阶段;从2003年开始,进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繁荣阶段。

  刘熙瑞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在具体国情下自己生长出来的制度。党和政府要走和人民群众融合在一起的道路。在发展融合主义政民关系过程中,当前的主要矛盾方面在党和政府。

  徐鸿武教授指出,只要做到国家与社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政治权利四个方面的平衡与协调,就能够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

  广西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王国红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治理面临着几大困境:财政困难——财力越来越弱,事情越来越多;权力困惑——权力越来越小,责任越来越大;行为困惑——该做的做不了,不该做的得做;管理困惑——外有条块分割,内有效率低下;干部困倦——工作特别辛苦,待遇难有提高;民生困苦——疾苦长期存在,自治难以实现。

  针对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与会领导、专家提出多项政策建议。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定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深化改革应以党内权力科学分解为突破口;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仅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智库建设,而且必须积极主动地开辟各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启动新一轮的特区(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建设;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是围绕公共权力分配的新的制度安排,其过程是地方政府向上“要权”(治理的前提)与向下“放权”(治理的关键)的结合,其核心是最优化地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地方良性发展和社会全面和谐。

  与会者一致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探讨我国“行政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时代命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会议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从国外到国内,从问题到对策,从中央到地方,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人民论坛编辑部)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样板间”

  辛宇 《 人民论坛 》

  经济体制可以通过特区来试验,政治体制也可以通过特区来试水。特区成功,成就了特色理论的成熟。特区即是样板间。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板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这样的样板间

  1982年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26年过去了,此前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走过浅水区。面对重点难点,我们已经绕了1/4个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已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继续再绕,既无空间,也没时间。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定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党的领导制度,主要是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应当通过试点先行。在此基础上,再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会事半而功倍,否则将欲速而不达。其实,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改革起步的。

  三中全会功绩有三:一是党内权力进行分解,重建中央纪委(集体分权);二是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个人限权);三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很多人只从工作层面解读,因而对前两大功绩评价严重不足。其实30年来,我们还一直受惠于前两项重大改革举措。当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正在于没有及时深化前两项改革。

  重要环节≠突破口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但却不是当前的突破口。重要环节、重要内容、结合部、瓶颈都不能直接等同于突破口。突破口重要标志是能迅速扩大战果。一旦撕开口子,就能向两侧(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纵深(政治体制)发展。五次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成效都不尽如人意。

  我以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真正难点有三:一是核心目标难以实现。计划经济下的政治体制不改革,难以形成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更遑论转变职能。二是改革动力严重缺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来自包产到户的农民,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源却始终未能看清楚。三是综合效果难以发挥。30年来,平均每五六年一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多次牵过这一发,却未见能有效地带动全身。

  难点之所以成为难点,是因为解决的思路和举措远离源点。察举比不了科举,科举抵不了选举,专制赢不了法治,君主胜不了民主,官本让位于民本此乃历史潮流。行政体制改革方式、方法多被动地由经济体制改革拉动,以国家赶超战略为导向。这些年的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职责权限几经变迁,权力多次下放和上收,几乎没有来自下面的试点和推动。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各部门及公务员的利益被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隔离措施,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只可能导致其与市场经济利益更紧密、更隐蔽地结合,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从生产领域到金融领域,从能源到金融,再到金融衍生产品。而制度上的隔离措施,在我国通常来源于政治体制改革。

  脚痛≠只能医脚

  表现于执行层面的问题,其根源多在决策层面。政府职能多年难以转换,根源于不少党委的“党不管党”并以党代政。

  我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仅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很难完成的。改革之初政社合一的职能转变,是在一没修宪,二没给政策的情况下,靠着三中全会精神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完成的,而不是靠县、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成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牵不了转换职能的牛鼻子。其原因有二:一是无上涨空间。在党委领导制度未有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压力过大而空间过小。二是无下跌动力。来自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很难直接推动村、乡、县的基层民主进程。因此来自国家级机构改革的力量,缺乏中间层级,很难传导于基层。不仅如此,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的理顺、结构的优化、效能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政府,而且更取决于党委。

  仅靠经济体制改革的拉动力,成本太高;仅靠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阻力太大。经济体制改革进城后,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拉动;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是靠危机推动而非民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常常是上面想动而非下面愿动。

  深入剖析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透过机构、人员、数量增减的表面,实际折射的却是权力格局的划分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利益的刚性,决定了单从技术层面,难以破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政治体制不进行实质性改革,如果党内权力不能科学分解,即使再搞多少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难以转换。前5次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只能限于机构精简和调整,是因为这种改革还缺乏政府职能切实转变的坚实基础。

  所以,深化改革应以党内权力科学分解为突破口。30年改革历程,有这样一种现象:经济上大多放权于基层,政治上往往收权于高层。于是形成一种哑铃式结构。村民自治面广量大,各部委权重钱多。但乡、县两级却已经中空。如果我们能通过强化县级政权的权力,并加大其自治和民主的分量,或许就能变哑铃式为橄榄式,就能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看似容易≠实际容易

  行政三分,看似容易其实很难。一是不充分的权力,还权后还得再分;二是在执行权上搞三分,必然叠床架屋;三是利益的刚性,决定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职能转换实难到位。

  党内权力三分,看似很难,其实相对容易。民主既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专制下无民主。通过制衡,民主才能产生、成长、巩固和发展。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从党内分权入手,进行权力的监督制衡。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了,真正建立健全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就能有效地推动吏治的改革,以及行政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多年的党代会常任制已经为党内权力三分,做了必要的准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功夫看来还得在诗外。“大部制改革”、行政权力三分等改革当然也可以做。但作为先进性战斗堡垒的各级党委,如何先理顺与人大的关系再理顺与政府的关系;先改革党委领导制度转变自身职能再转变政府职能;先优化自身的结构再优化政府的结构;先提高自己的效率再提高政府的效能,是否更好一些?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而非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52年前的党代会常任制如何深化改革,从十六大的权力运行机制到十七大的权力结构,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从党内监督的制约到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监督的制衡力,进行党内权力三分的试点已经刻不容缓,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也迫在眉睫。

  真正的机遇通常难以反复出现。一百年前立宪的教训需要深思。改革需要渐进,但却不允许不进;改革需要矛盾导向,但屡屡以次要矛盾为导向,却难免贻误战机。

  在不少地方和单位的主要矛盾,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贴近问题的源点,我们就能全面、科学地认清问题,准确地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正确路径。在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智库建设,而且必须积极主动地开辟各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启动新一轮的特区(特别是政治体制特区)建设。实践反复证明:民主与素质是间接关系,与利益是直接关系。民主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经济体制可以通过特区来试验,政治体制也可以通过特区来试水。特区成功,成就了特色理论的成熟。特区即是样板间。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板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这样的样板间。

  现场点评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孙晓莉:对上述讲话,我有几点体会,首先澄清了长期以来,重要环节是不是等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问题;其次脚痛不见得非要医脚,在认识问题的根源以及寻找解决方法时,要以更高层面的眼光去看待;再次,一直以来,我们将侧重点或对重要环节的突破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但多年的改革历程证明,简单的问题并不一定能够轻松地解决,而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恰恰在实践中易于操作;最后重在对权力结构进行合理的配置。只有处理好对决策权、执行权以及监督权如何进行合理配置,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制约和制衡关系,才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30年三阶段、三大步、三课题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已经开启了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提出了关于政府行政管理研究的要求。30年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走过的历程可概括为:三阶段、三大步、三大课题。

  三阶段:根据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因素的原理,分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从1978年到1992年,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学研究起步阶段。政府依据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公共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运用行政力量推动社会和经济生活转型,国民经济迅速焕发生机活力。政府自身实行了下放权力和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逐步走出计划经济藩篱,行政管理学恢复研究,快速发展。

  从1992年到2003年,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和行政管理学研究拓展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政府改革从以下放权力和机构改革为主转向以转变职能为核心的全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突破口,使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研究从恢复初期的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高,研究向纵深扩展,理论成果影响决策、转化为政策的力度和广度不断增加。

  从2003年开始,进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繁荣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以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引领,从单维度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即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转向多维度的改革,使政府在职能定位、组织结构、体制机制、人员资源、法律制度和思想理念等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行政管理研究走向繁荣,大量成果被政府采纳,大批行政管理学者和人民群众参与到政府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实践中。

  三大步:回顾历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解决“以政代企”问题,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三次三中全会,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是走过简政放权的机构改革,第二步是转到以转变职能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三步正在向全面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比较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方向发展。

  三大课题:经过30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学研究,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回答了三大历史性课题:第一,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管什么,怎么管;第二,我们要促进经济社会什么样的发展,怎样促进发展;第三,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怎样建设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

  现场点评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龚维斌:听了高小平教授的讲话我很受启发,他以历史的视角、宽阔的眼光回顾了我国30年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学研究历程并提出了很多重要命题,比如说起点如何划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学30年3个阶段划分的问题,总结了发展的规律,坚定了我们这些从事理论研究者的信心,为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发展“融合主义政民关系”刻不容缓

  刘熙瑞(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如今,党和政府要走和人民群众融合在一起的道路,让某些环节重新向人民群众回归。当然,这需要一种“融进去”的机制,而不是一种“提起来”的机制。

  在发展“融合主义政民关系”过程中,当前的主要矛盾方面在党和政府。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党和政府采取行动,才能解决融合的问题。反过来说,也只有走融合主义的道路,才能解决党和政府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腐败,我们只号召公务员不腐败,效果是难以持久的;而只凭借监察、检察机关的作用,去揭发、追究腐败和渎职官员,也是乏力的。治本的做法,还是从党民关系、政民关系上入手,从真正摆正二者的地位开始,研究用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整、规范、理顺党民、政民关系,是当前我们国家管理体制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任务。(注:此为刘熙瑞教授发言的部分摘要,全文将在本刊近期推出的《中国基层政权》“特别策划”中刊登,敬请期待)

  现场点评

  厦门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尤京文:刘教授的讲话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清晰的理论范式,以互动范式取代了传统冲突范式,奠定了牢固的方法论基础;二是明确的实现途径,提出了以融合主义为特征的民主模式;三是向普世价值观解放思想。刘教授把方向性的思考与对策性的思考结合起来,为切实解决老百姓关心的现实问题解放思想。

  地方政府治理之惑

  王国红(广西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财政困难:财力越来越弱,事情越来越多。“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中央点菜,地方埋单”的财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型地方政府的形成。

  权力困局:权力越来越小,责任越来越大。地方权力的不断上收导致了地方政府组织功能残缺,管理职能弱化,处理手段有限,行政效能难以发挥,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现象十分明显。

  行为困惑:该做的做不了,不该做的得做。为了缓解自身财政困难,经济型地方政府不得不过分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与此相反,很多地方政府应该做的事却无力或不愿去做。

  管理困扰:外有条块分割,内有效率低下。省市等上级部门也对县乡的工作管得过多,不仅程序繁杂,而且检查评比名目繁多,使基层政府穷于应付、苦不堪言。

  干部困倦:工作特别辛苦,待遇难有提高。我国省以下的干部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压力型的干部管理制度,完成上级定的指标,就是“全好”;相反,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是“全坏”。

  民生困苦:疾苦长期存在,自治难以实现。在免除农业税后,地方政府对农民的治理基础已不复存在,干群关系成了“蛙水关系”。(注:此为王国红教授发言的部分摘要,全文将在本刊近期推出的《中国基层政权》“特别策划”中刊登,敬请期待)

  现场点评

  江苏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教授 尤 佳:地方政府治理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权力结构没有解决好,就是中央和地方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太明确,权力结构不清晰,带来利益结构不清晰。地方治理要靠地方政府,这就导致上面有些政策一到下面就被执行歪,因为地方还有很多获利的途径。同时由于干部都是由上面来考核,到了地方都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把手每天都要对付“一票否决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干部天天忙于应付、开会、应酬,将责任压到下面,最后落到社区。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要先从中央做起。

  权力结构如何寻求最佳平衡点

  徐鸿武(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原主任、教授):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两种机制作为必要条件。一种是动力机制,另一种是平衡机制。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动力,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如果失去平衡,社会就会出现动荡。

  关于政治领域权力结构的平衡与协调,我谈以下几点想法:

  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与协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基本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经验是:第一,摆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由社会产生,国家为社会服务,不能颠倒。国家职能的确定,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目标的实现等,都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努力减少国家对社会的负担。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与协调。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源,但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常常会出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严重失衡现象,即国家权力无限膨胀,公民权利不断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公民人权得到尊重,公民社会组织也不断成长壮大,基本实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与协调。但必须看到,由我国国情所决定,公民权利的行使要想完全达到宪法规定的目标要求,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定要注意限制和克服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惯性倾向和权力部门利益化倾向。要按照十七大精神,在“扩大党内民主”和“扩大人民民主”上作出重大努力和迈出实质性步伐,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与协调。

  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平衡与协调。邓小平指出,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表现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过分集中于党的组织,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其次是过分集中于个人,把党的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经过多年以来的实践,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的机制。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为我们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平衡与协调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也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政治权利的平衡与协调。随着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橄榄型社会结构趋势在所难免。以占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多寡来划分,必然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政治权利方面,具有比较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弱势群体则相反。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不够畅通,他们的权利也就难以实现。

  总体来看,只要我们做到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平衡与协调,就能够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使我国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现场点评

  北京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 马占稳:徐教授很有新意地提出了四个平衡与协调,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准确地点出来了,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弱势群体保护动力何在

  褚松燕(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当前,政府对弱势群体予以保障的路径和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路径一样,即各地创新,时机成熟后由国家推出相应的政策、制度。政府创新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着弱势群体的弱势。

  政府创新的动力机制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政府官员的政绩追求;第二,满足社会需要的责任;第三,解决具体困境的必然;第四,顺应时代潮流。简言之,有的政府创新虽然基于公共利益,但更多是基于政府本位的以官员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维护。

  从目前已有的大量实践看,地方政府创新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自身直接提供的制度和政策保护,这也是弱势群体能够得到的最直接的保护;第二个层面是政府提供制度环境,鼓励社会组织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第三个层面是提供能促性制度和措施,使弱势群体知晓和使用相应的保护渠道。当然,知晓和使用保护渠道的前提和目标都是弱势群体对政府的信任。

  在这三个层面当中,第一个层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范畴,同时也直接与公民权中的社会权利的落实相关;第二个层面与公民权中的民事权利相关,特别是其中的结社权。因为社会自发组织起来对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是人们利用结社自由权的结果,换言之,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权利得到广泛的实现;第三个层面则与公民权中的政治权利密切相关,公民的知情参与是关键。

  弱势群体的弱势如果要实现根本的转变,仅仅依靠政府创新是不够的,政府创新也并不是弱势群体得到保障的动力,真正的动力在于弱势群体和整个社会对公民权要求的提出。因此,尽管在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政府仍然发挥而且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公民个体和社会力量的行动也越来越重要。因为弱势群体保护的动力机制已经开始由政府主动创新向公民和社会主动保护转移。这种转移反映着公共利益的公民主体基础的凸显。

  公民权的实现要经历从要求到权利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公民的某些权利上升为统一的国家法律法规条文。但这个使某些权利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本身是充满着公共权力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的。知情与参与已经成为公民权和公共权为之间互动的基础,进而也成为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利器。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重点已经转移到权利的保障,那么,就需要抓住公民权从要求到权利的转变,通过各地政府的不断创新,探索出弱势群体保护的权利保障路径。

  现场点评

  广东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 文小勇:我们要将弱势群体的问题与具体的解决措施紧密结合。各地要树立符合各自特点的地方问题意识。要树立正确的方法论意识,以便于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背景,分析问题。我认为,超越“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并不是在否定我们的价值观,以前在“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主导下,道德责任和政府责任被混为一谈。超越“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解决到底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摆脱以往的错误做法。

  处置突发公共事件需要大智慧

  何颖(青海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经验之一:及时、准确地掌握信息是妥善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前提。从近年来处置的多起群体性事件来看,通过有效的信息收集,及时报告,提前介入,顺利地将问题解决在初始状态,不仅可以减少事后处置的难度,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经验之二:促成问题解决是顺利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处置群体性事件在原则上要坚持“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所在。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好对群众的解释工作,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经验之三:建立健全矛盾排查机制是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有效措施。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要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的“三早”预警处理机制,建立矛盾纠纷排查机制,通过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等措施,将信访关口前移,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失时机地开展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工作,真正将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经验之四:把握时机、果断处置是解决无理缠访类群体事件的有效方法。处置群体性事件,既要加强原则,又要讲究策略和方法,针对不同的群体事件和不同阶段,因情施策,对症下药,防止因处置不当造成矛盾的激化。

  现场点评

  陕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 李永红:西部地区属于三元结构,不仅包括城市,还包括乡村中的牧业和农业。再加上民族、地域以及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因此矛盾的引发与我国内陆地区就有很大的区别。当地政府在管理时,应当注意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管理的难度之大。此外,还应注意中央做出的应急预案是否与地方实际情况相适用,预案出台后在地方政府实施时的可操作性,预案出台后如何进行时间以及资金的保障等等。

  摒弃“政治——行政”两分理念

  鞠正江(济南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社会改革良性互动。我既不同意快速改革的革命主义路径,也不同意改良主义路径。政治体制改革既区别于、又紧密联系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有机性。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调整,进而又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优化。只有当社会结构达到优化状态之后,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和势力才会相对均衡,最终衍生出民主的环境。

  因此,我们要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如何实现由“因应思维方式”向“系统思维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发展要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准备条件和提供时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当中所遇到的难点问题,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口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摒弃“政治——行政”两分理念,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关键环节。政治体制改革就我国目前来讲,重点应是管理制度的创新所搭建的运行机制。比如:各级政府之间职能的界定、政府规模的界定、组织机构的管理、运行机制的确立、人员素质的培养,等等。

  现场点评

  西藏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副主任 陈 丽:我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适时适度,不应过多地对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从自身角度上的批评。每一次改革都要针对当时出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来逐个解决,不能寄希望于一次改革就解决所有问题。理论工作者接下来的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快速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拓展自己的理论眼光和理论视角;二是要对现实问题有更加敏锐更加直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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