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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社会风险: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作者:熊光清      时间:2008-07-01   来源: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从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不少问题和矛盾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态势,社会风险也在不断累积。社会风险的累积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控制和化解社会风险。
     
      一、中国已经步入风险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推进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当前中国已经步入风险社会。
     
      第一,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应注意到,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不断累积。
     
      首先,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重点发展战略,或者说就是不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的背景下,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达一定阶段后,这种战略的负面效应就表现出来了,其主要表现是:国家、社会、人和自然层面或者同一层面内部部分受益而其他部分受损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社会的发展因而不是一种和谐均衡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而国家又没有对自由市场的某些负面效应进行有效控制,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相结合,因而更加加剧了不平衡发展造成的利益分割和片面受益、大面积受损等许多恶果。在经济层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了绝对的、片面的理解,出现了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情况,并忽视人的发展、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社会层面,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剧,一些地方或领域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关系处于失衡甚至是严重失衡状态,出现了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1]在精神层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暴露出来,人的精神层面出现“空洞化”,人似乎成了一种“纯经济动物”,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大肆掠夺自然,以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局面。这样,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就使不同社会主体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不平衡,并且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不均衡,由此加剧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利益分化加剧。在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利益分化明显加剧,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或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部分人民都成为受益者,但是不同个人或不同社会群体的受益程度有很大差别,同时原有的利益结构、利益主体和利益类型也发生着显著变化。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征是: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独立性、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2]利益分化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实现途径多样化和利益观念的更新。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RalfDahrendorf)的研究表明:“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3]因而,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第二,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缺失。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也是密切相关。按照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入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随社会风险的增长,并进入风险社会。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今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认为,当前,“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4]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5]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gGiddes)也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的转移。[6]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7]这两种现象可以说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社会风险的增加也就带有一定必然性。
     
      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增加,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制度转轨,因而缺乏成熟的、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这更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8]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政治体制正从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向更加公平、正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在这种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被打破,而新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关系大体上是一种“相对”的平均主义格局,这种平均主义格局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的,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城乡不平等基础上的,并且无视个体(个人或经济单位)贡献的多寡,因而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这样,打破这种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重建新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就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过程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合乎社会发展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并没有迅速形成。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如:贫富悬殊加剧、腐败问题严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诚信缺失、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挑战。
     
      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利益裂变的压力。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确实获得了不少利益,但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利益裂变的压力也加速了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并且当前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而言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held)等人认为:“全球化是是一个深刻分化并充满激烈斗争的过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远不像整个星球都体会到的那样是一个日趋一致的过程。”[9]美国学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也认为:“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10]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压力,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与生态风险。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与社会风险的增加是同时并存的。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世界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11]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相互依赖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使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强,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风险或遭遇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这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风险。[12]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和承担的风险就比发达国家要多得多。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传递机制和风险生成机制也使中国会遭遇更多的社会风险。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世界风险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会自然增大。
     
      二、潜藏社会风险的主要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旧的问题解决了,不少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并且相当多的问题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许多人看到,中国社会繁荣的背后是贫困,进步的背后是落后,安全的背后是风险,稳定的背后潜藏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了。当前,经济全球化挑战、贫富悬殊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三农”问题、流动人口中的社会排斥问题、就业压力问题、资源紧缺、环境问题、台湾问题等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是当前中国十分紧迫并亟待采取有效加以控制和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较好的处理和解决,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从而形成社会危机。
     
      问题之一:经济全球化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标志着中国融入世界风险社会之中,从此,国际社会领域的风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更加密切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加重大。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如何趋利避害,促进发展,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问题之二:贫富悬殊问题。贫富问题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话题。社会上存在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甚至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危及社会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从而最终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尽快构建一个完备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已成为当前中国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问题之三:腐败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几度被腐败这一政治之癌所困扰。新中国建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区别于旧政权的突出特征就是廉洁。正是这种廉洁,新中国克服了重重困难,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腐败开始蔓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当前,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也属于世界上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腐败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13]腐败在加剧社会不公的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福利产生了巨大危害。
     
      问题之四: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物质保障,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方面是国有资产总额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也十分严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流失成为困扰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从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
     
      问题之五:“三农”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8亿多,占全国人口的62%。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加强,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出现许多不稳定因素,农业发展后劲缺失。“三农”问题不仅开始制约经济发展,而且可能危及社会稳定,成为中央领导层和全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农”问题是一道必须越过的坎。
     
      问题之六:流动人口问题。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短期内人口流动仍然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被纳入到流入地的福利与公共产品分配体系中,流动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存在很大问题,流动人口所遭受的社会排斥问题十分严重。这样,与流动人口增加相应的是,流动人口中的社会排斥问题也凸现出来。中国流动人口中存在严重的社会排斥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相背离的,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和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成了挑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采取了不少措施加以控制和化解,特别是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更是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
     
      问题之七:就业压力。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就业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安居乐业”。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面临大量无业者和失业者,这时候不惟无业者难乐,恐怕有业者也难以安乐了。解决好就业问题,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当前,中国面临十分复杂和严峻的就业压力,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和劳动力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城镇就业形势的严峻性突出地表现在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民工进城打工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碰头”局面的形成。[14]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失业预警区,不采取紧急措施,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风险。
     
      问题之八:资源紧缺。一方面,中国资源的重要特点是资源丰富、总量较大,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对资源的开采和使用不当,存在严重浪费资源的现象,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紧缺。当前,土地、淡水、矿产等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给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如何保证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
     
      问题之九:环境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对环境的合理利用,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然而,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需要极其重视的问题。
     
      问题之十:台湾问题。在中国,好像任何问题都存在着两面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政治上却“渐行渐远”,两岸间的政治谈判中断,政治共识不断削弱,政治分歧越来越大,由此导致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从李登辉的“两国论”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再到陈水扁鼓吹的“2006年公投制宪,2008年实施新宪”,两岸谈判的基石被破坏无遗,“台独”势力越来越猖獗,台湾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至关重要、至关紧迫、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除了上述十大问题之外,也还存在其他许多重要的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如安全生产问题、犯罪猖獗问题、诚信危机、自然灾难频发、公共卫生事件增多等等。这些矛盾、冲突和风险已经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巨大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之源,如何控制和化解这些问题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分重要的课题。
     
      三、中国社会风险的基本特征
     
      从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看,中国的社会风险具有紧迫性、危害的严重性、关联性和不确定性等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紧迫性。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已经发展到了十分紧迫的地步,有可能会转化为大规模的突发性事件和紧急事件,并可能由此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解决。可以说,上述问题中的某个问题一旦失控,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经济全球化为风险的传递提供了新的渠道,全球性安全与风险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水平,而且仍然呈现上升态势,贫富悬殊正在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不断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国有资产流失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并加剧了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由“三农”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三农”问题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地步。流动人口中的社会排斥问题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和社会失序。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十分巨大,目前已经进入失业预警区,不采取紧急措施,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危机。资源紧缺、环境恶化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正造成越来越大的危害。台湾问题更是考量中国人智慧的一把利尺,时时可能悬紧中国的心。总之,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已经相当严重,需要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处理失当就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甚至可能使国家的发展出现方向性转变,从而对整个国家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危害的严重性。中国社会风险的危害性十分严重,许多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化解,或者一旦处理失当,就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从而对整个国家与民族前途产生重大影响。值贫富悬殊问题可能引发种种矛盾,危及社会稳定。腐败泛滥不仅会阻碍经济发展,也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很大的冲击,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甚至于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加剧了贫富分化和政治腐败,并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危害,还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三农”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付之东流,也可能使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业问题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如何保证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和严峻的挑战。台湾问题如同悬在中国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安全生产问题、犯罪猖獗问题、诚信危机等这些问题也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心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关联性。关联性表现为这些问题,或者这些问题中潜藏的风险互相影响,密切相关,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可能会引起其他问题的“连锁反应”,形成冲击波,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以腐败问题为例,当前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也属于世界上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腐败的猖獗和泛滥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阻碍经济的发展,还会加剧贫富悬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增加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形成冲击,并会导致社会失范,加重信仰危机,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使人民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侵蚀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更加严重的后果是,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甚至于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发生。可以说,一旦某种社会风险不能及时得到控制和化解,它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使整个社会系统受到严重毁损。可以说,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看社会风险,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之间都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它们互相影响,密切相关,而且其危害性也具有多向性,某种社会风险一旦转化成社会危机就会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造成危害。
     
      第四,不确定性。传统社会中的风险由于局限于一定地域和范围之内,往往是可以直接感知、可以计量和可以预测的。而现代社会的社会风险,就其存在形式而言,有些风险因素我们可能可以感知到(例如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很多我们甚至于根本就不会事前感知到或者预测到。同时,许多风险因素与之可能产生的后果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许多社会风险我们不知道它在以何种方式累积,最终会以何种形式爆发出来,其结果会是怎样的。一方面,随着社会联系的增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联系也增强了,这样,一种风险(或者危机)的出现往往会引爆其他风险(或者危机),从而形成“复合型风险(或者危机)”,这也加大了风险防范与危机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酝酿的风险,都可能迅速向全球扩展,并有可能演化成影响整个世界的危机,这样,每一个地方和国家出现的风险或者危机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就都是一种潜在的风险,从而每一个国家卷入危机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使预测风险的难度增加了。这也正是控制社会风险,防范社会危机的难点之所在。
     
      对于社会风险的分类,按照不同领域可以分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生态风险等。考虑到中国社会风险与中国社会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亦即,中国社会风险潜藏于社会问题之中,而每一种社会问题往往不是内含一种社会风险,而是内含着多种社会风险;如果按照社会风险的种类进行分别讨论,大多数问题都与不同类型的社会风险是相互关联的,这样,本书为了写作的方便,从社会问题的视角,选择了本人认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几类问题,从而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四、控制中国社会风险的基本思路
     
      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特别是潜藏着社会风险的上述问题中暗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和紧急事件,并可能由此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从而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甚至可能使国家发展出现方向性转变,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解决。面对这种困境,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以控制和解决呢?这里从发展理念、政治发展、国家能力建设和危机管理等几个角度谈一些基本思路。
     
      第一,树立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利益公平分配的重要意义。中国不平衡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战略的弊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暴露出来了,其主要表现就是由于利益失衡而使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担当起更大的社会责任,确使公众树立承担风险的责任意识,并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降低社会风险。就当前中国而言,迫切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在发展过程中,就应当兼顾国家、社会、人和自然的平衡发展,而不能只注重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某几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并且在同一层次上也不能只顾及同一层次中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这为缓解和控制中国社会风险指明了路径。
     
      当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仅必须,而且有了可行性。一方面,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已经累积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许多问题已经十分紧迫,并且涉及面很广,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当前也具备了解决这些紧要问题、改变不平衡发展战略、追求和谐社会理想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持续、高速的增长,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成就显著,中国公民素质不断提高。上述成就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政治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认为,政治系统与它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政治系统可以通过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15]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政治变革的过程就是利益调整、价值或者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与其他人类活动相比,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四个显著特征。[16]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要把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公平是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准则,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它意味着社会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而合理的分配。社会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是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弱者的扶助和关怀,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着重要作用。政治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为维护特定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实现而建立的政治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使越来越多的人十分关注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人们也更加呼唤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关注。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化解和缓和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一般而言,政治发展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发生的正向的政治变迁。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领域里发生的变化和进步,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联系的政治民主化过程。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要实现政治民主、政治廉洁、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17]要抓住机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多层次多角度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力争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状态中,通过制度创新、政治文化变革、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方式优化,使社会朝着公平、正义、民主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必然有利于中国社会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对于缓解社会风险,防范社会危机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三,增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国家能力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有效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实现统治阶级意志、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目标的能量和力量。[18]当前,负责社会风险处理的行政机构之间分割严重、难以协调行动,加上部门利益保护倾向严重,很难完全达到控制风险所需要的协同作战和信息共享要求,国家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也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社会风险管理系统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尚不完备,因而,从国家能力角度看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亟待加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逐步发展起来,并正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仍显得滞后,社会领域的利益协调机制缺乏,不能充分发挥公民自我防护和自我组织的作用,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能力明显不足。
     
      在社会风险严重累积的形势下,增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对于适时化解社会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增强风险的吸纳和分散能力,既要注重强化并发挥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的支柱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稳定和化解社会风险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当前,政府应改变“包揽一切”的做法,适当合理地向社会“分权”或“还权”于社会,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惟有综合发挥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才能更有效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并适时化解社会风险。
     
      第四,建立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增强公共危机管理水平。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随时可能转化为公共危机。实际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可避免会发生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中国近年来公共危机也不断出现。对于政府而言,面对各种危机,最重要的选择就是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并不断增强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而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公共危机应急机制不完善、与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制建设滞后等等。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增强公共危机管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建立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增强公共危机管理水平,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要提高公共管理者和社会公众的危机管理意识。政府应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方式,强化公共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知识和技能,同时通过公共信息的传播、教育以及多学科的职业训练等途径,增强公众的危机管理意识与能力。
  二是要建立健全危机资源保障体系。政府有必要把危机管理的资金纳入政府的预算之中,建立应对各种灾难和危机的专项基金,并通过社会保险等方式扩大资金的供给。政府应完善战略性资源的储备,编制资源目录,以有利于危机产生时有效地调动资源。国家和社会应该加强人力资源的培养和训练,为危机管理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19]
  三是要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增强对公共危机的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职权和职责,保障公民在危机状态下的权利,特别是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同时,提高有效的危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公共紧急状态给民众生命和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和给正常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20]2008年上半年发生的多起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充分说明了构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注释:
     
      [1]参见郑功成:《构建和谐社会:郑功成教授演讲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2]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6页。
     
      [3][英]拉尔夫•达尔道夫:《现代社会冲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5][德]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载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7]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自然终结”并不是说自然环境消失了,而是说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不受人类干预和影响的已经寥寥无几,人类很大程度上凌驾于自然之上。“传统终结”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在传统社会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被传统确立为命运,人必须循规蹈矩地生活,听天由命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人所受传统的束缚很少。他们认为,这两种变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重要原因。
     
      [8]参见熊光清:《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
     
      [9][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0][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1][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2]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认识到了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并提出了分析相互依赖的两个变量: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脆弱性指的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0页。
     
      [13]参见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页。
     
      [14]参见吴邦国:《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载《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5期。
     
      [1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6]参见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7]参见熊光清:《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8]参见黄宝玖:《国家能力:涵义、特征与结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9]参见张成福:《建立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载《人民日报》,2003-06-11。
     
      [20]参见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本文部分内容以《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为题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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