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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拨乱反正回忆之七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07-08-09   来源:《学习时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过程中,胡耀邦发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这场讨论从1979年10月开始,延续了一年半时间,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第1498期(1979年9月8日)刊登了蒋映光(理论部编辑)、李悦(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两位同志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胡耀邦看了之后即批转给理论动态组,要求就此写一篇文章,批语全文如下:

  转《理论动态》

  这两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胡耀邦9.10

  我们理论动态组的经济学家吴振坤承担了这一写作任务。耀邦审阅了初稿后,依据他的指示,理论动态组在9月26日和27日用两个下午讨论这篇文稿。这篇文稿以《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题,发表在《理论动态》第160期(1979年9月30日)。

  这篇文章阐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总有一定的目的,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文章指出,从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文章说,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目前,农业技术基础薄弱,轻纺工业上不去,基本建设战线减不下来,消费品供不应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商品可供量,等等,都与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有很大关系。文章列举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各种具体表现,并总结了经验教训。

  10月20日,《人民日报》将此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文章指出,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全部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明确从什么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应该以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绩。10月23日,《光明日报》从第一版开始,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注意。

  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首都二十多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参加会议,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与会者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并建议对此深入展开讨论,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端正调整经济的指导思想。新华社于11月2日就此发了电讯稿。《人民日报》于11月3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一条新闻。

  首都和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经济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个讨论,他们或开座谈会,或写文章,阐述生产目的问题。11月5日,首都八百多名技术经济工作者举行大型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讲话指出,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一个意义深远、关系到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能否顺利贯彻的重要讨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轻工业部等机关都组织有关干部进行讨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经济学会于11月6日、7日连续召开座谈会,河南省经济学会也召开了讨论会。北京、上海、辽宁、四川、天津、广东、新疆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报道了当地理论工作者、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有的还开设了专栏,讨论发展很快。

  这个讨论也引起了领导干部的重视。浙江省委常委会讨论指出,搞好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对本省如何展开讨论提出了指导意见。在各方推动下,很快形成了全国性讨论的态势。

  这场讨论也出现了超出预想的矛盾。

  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必然要讲发展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有一段讲了这个问题。文章说:“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先生产,后生活’。如果把它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也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文章进一步说:“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只重视积累,不重视消费;只重视‘骨头’,不重视‘肉’的做法,与套用这个口号是有关系的。”文章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不能说有什么错,而且,还讲了特定情况下这个口号的必要性,但这一段话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处于长线的部门负责人在本部门大会上作报告抨击《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和这个讨论。有些人在本单位的报纸上对此文进行大批判式的尖锐批评。他们给我们扣上了“反××”的帽子。那个时候,这顶帽子同“反大寨”的帽子分量至少是相等。而且,对这一讨论的相反意见不只是存在于下面,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耀邦对这个讨论的进展很高兴。1979年11月5日,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篇文章,在经济界,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开窍了,当然认识还不足。他要求再写文章,将讨论引向深入。吴振坤又撰写了一篇《再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2月3日和4日,我们理论动态组连续两个半天讨论了这篇文稿,但这篇文稿写出后已不宜在《理论动态》发表。《人民日报》也暂停了讨论。

  对于中止这场讨论,《人民日报》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给耀邦写信申述自己的意见。耀邦找他们谈话作解释。据说,谈话时耀邦情绪非常激动。耀邦在我们理论动态组会议上也说过,人家给我们扣上了“反××”的帽子,也没有什么。我记得,那天他的态度倒是很平静的。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只是发生在极小的范围,外界并不知晓,所以,面上的讨论还是照样进行。这个讨论适应了客观的需要,得到广大的经济学者、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支持,是无法阻拦的。这场讨论持续了一年半时间,其影响和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

  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必然要求。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就要求进一步解决怎样搞经济建设的问题,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在长时期中,经济建设上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命题,抓住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一个要害问题,使大家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有了更深更切实的理解。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实践意义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当时形象的说法是,“骨头”太多,“肉”太少。具体表现是: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性建设;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市场上作为消费品的商品严重短缺,人民物质和文化的最起码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这样的局面,从指导思想来说,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开启了人们的思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各部门都说自己是短线,不能压缩。什么是短线,什么是长线,这就有赖于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弄明白。有的同志指出,只有把指导思想扭转到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上来,我们大家才能有调整的共同语言。这一讨论从基本经济规律的高度提高了大家对调整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调整。

  通过讨论,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左”的思想对经济建设的最大干扰,但“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还有许多具体表现。在讨论中,大家深入剖析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基本统一了认识。这对整个经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发展观的讨论。当年,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为实现高指标而生产、为使领袖放心而生产、为争光而生产,等等)。近年来,某些地方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为GDP而生产、为显现政绩而生产等倾向。可见,发展观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经常注意的问题。

  在理论上,这个讨论已经越出了经济的范畴,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我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耀邦在11月5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开始时,题目是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也可以,后来再上一层楼,要认真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篇东西还是可以的。这篇文章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所要求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在讨论中,有的学者指出,经济工作如果离开了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就会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生产不仅要充分地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而且要保证他们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些,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2003年9月1—14日初稿

  9月15日定稿

  9月20日据吴振坤意见修改定稿

  12月30日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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