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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工作与文风
——拨乱反正回忆之八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07-08-09   来源:《学习时报》
 

  十年“文革”使我们党的学风和文风遭到严重破坏,而学风和文风也是党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胡耀邦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他要求《理论动态》在学风和文风上努力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在他指导下,《理论动态》撰写了多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进行拨乱反正。


清算“四人帮”的恶劣学风和文风


    1977年8月,《理论动态》刚创办,胡耀邦就让理论动态组的王聚武撰写《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文章深刻揭露了“四人帮”的恶劣学风和文风。他们“无中生有地臆造了许多违反客观实际的‘规律’,用来混淆视听”。他们是一帮学阀、恶霸,任意指鹿为马,信口雌黄,不讲道理,不顾逻辑。文章分析了“四人帮”的恶劣学风和文风对理论队伍的极坏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下苦功分析实际问题。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我们的理论才有说服力,才能识别真伪,判明是非。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又发表解放军报社邵华泽《文风和认识路线》的文章。这篇文章从认识论的高度揭露剖析了“四人帮”的帮八股文风。文章首先揭露了“四人帮”置客观事实于不顾,搞假典型、假经验、假报道、假照片的卑劣行径。文章说,如果一个读者拿到一张报纸,心里老嘀咕那上面讲的是不是真的,写的是不是真事,那如何能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文章还进一步揭露了“四人帮”说空话,说大话,说套话的坏文风。文章认为,要在文风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大的进步。
    学风文风问题同认识路线密切联系,必然涉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述第一篇文章提出了认识以什么为准的问题,强调要以实际为准。后一篇文章则明确提出了实践标准。


讲清理论工作的ABC


    多年的“左”,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恶劣行径,极大地破坏了我们党多年培育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许多理论工作者,包括理论战线上的一些老战士,深受其害,以致在理论工作的常识性问题上闹笑话。有鉴于此,耀邦一再提出,要讲清理论工作的ABC。
  多年的“左”,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恶劣行径,极大地破坏了我们党多年培育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许多理论工作者,包括理论战线上的一些老战士,深受其害,以致在理论工作的常识性问题上闹笑话。有鉴于此,耀邦一再提出,要讲清理论工作的ABC。
    1978年11月28日,他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讲话的最后部分,结合实际讲了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理论工作,什么叫理论家。他批评说:“我提议了好多次,说理论工作要讲这三条ABC,提议我们《理论动态》写这个问题,没写出来。”理论动态组立即开会研究落实耀邦交给的任务,决定由我来承担。我抓紧将手头的事办完后,于12月4日开始准备,12月8日动笔,12日写出初稿,理论动态组讨论修改后,于12月14日报送耀邦,同时送吴江。吴看后写的评语是:写得清楚。一个问题不求写深,写得清楚也不容易。是分析式而不是下结论式。从15日到18日的三天中,耀邦对这篇文稿一再提出修改意见。12月19日,他又将陈维仁和我叫到京西宾馆(他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我们进门时发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已在坐,原来耀邦把他也找来一起谈这篇文稿的修改问题,当然是希望他帮助修改。耀邦对文稿总体上比较满意,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回来后,我们对文稿又认真作了修改,最后才定稿。
    《理论动态》第104期(1978年12月20日)刊出了这篇文章。耀邦在15日审阅此稿时写了如下批语:这篇东西,写得很好。我用心地加了一点工。请即排出印出来,多请几个人看看。20号发表。并同报社先联系一下,请他们及时转载。并可说是我的意见。我们在定稿付印时,就同时给了《人民日报》一份并转达了耀邦的意见。《人民日报》于12月2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第一版发表。《光明日报》于同一天刊登。
    这篇文章以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理论问题的精辟论述为武器,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学风文风的种种表现,剖析了理论队伍中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工作、什么是理论家,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观念和不良习气。文章针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着重指出,有些人由于中“句句是真理”等一套谬论的毒太深,习惯性地照抄照搬,并以此衡量一切,指责别人“越了轨”、“砍旗帜”。文章阐明:“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将要冒出来的新问题、新课题是非常之多的,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新时期的历史必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文章提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四个现代化实践中的各种新问题,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到达四个现代化的自由王国,这是历史新时期理论工作的总的方向和根本任务。”文章再次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违背,但是我们也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文章在最后说:“在理论工作中,我们不承认特权,也反对迷信盲从。要敢于接触实际,不要回避问题;要旗帜鲜明,不能含混不清”。
    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出什么重要的新观点,但由于紧密结合了理论工作的实际,针对性强,因而显得有分量。耀邦对这篇文章倾注了很多心血。当时他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从12月15日到19日,他连续五天、五次提出修改意见。
    耀邦在第一次审阅文稿时,在开头一段加写了这样的话:“有的同志往往对基本道理或基本常识不太注意,甚至认为不值得多说。其实,我们有些同志恰恰是在一些普通常识上犯了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12月31日上午,在政协礼堂召开宣传口干部大会,耀邦同大家见面并讲话。他在这个讲话又提到这篇文章。他说,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叫《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的文章,很不客气地讲了一点马列主义的常识。有些同志恰恰是在常识问题上犯了错误。几十年中,我们党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的高级干部有的是。这两年又有人在马列主义的常识上犯错误。由此足见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理论工作要面向新的实际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79年5月3日,胡耀邦在他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提出,现在拨乱反正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搞,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理论工作的侧重点应当是研究新问题。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79年5月3日,胡耀邦在他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提出,现在拨乱反正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搞,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理论工作的侧重点应当是研究新问题。他说,《理论动态》的两年,是我们学习做理论工作的两年。他要求结合总结《理论动态》两年的工作,撰写一篇如何做理论工作的文章。理论动态组研究,这个任务由我承担。
    这篇文章最后以《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针》为题,于7月11日报送耀邦,他在当天即审阅退回,并写了重要的批语。文章在一开始就说:“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理论工作的着重点也应当转移。面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新时期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针。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工作就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就不可能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大的贡献。”文章指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对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方法,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弄得很清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在理论上还有许多空白。文章提出,“我们要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实践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理论”。文章强调,理论工作不能“唯上”,也不应迷信书本,而是要面向实际,实事求是。胡耀邦在文稿中加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们的事业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努力深入实际,勇于探索新问题,勇于提出新见解,勇于纠正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错误观点,勇于打破过了时的陈旧论点。”这段话对理论工作深入实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这篇文章发表在《理论动态》创刊两周年的日子,即1979年7月15日(145期)。《人民日报》于7月28日作为社论,在第一版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北京和全国各省报都转载。这篇文章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外一些人的注意。


反对假、大、空、套、长


  胡耀邦一直注意学风和文风问题。直到1981年9月29日,他在中南海勤政殿最后一次接见理论动态组,首先讲的还是文风问题。他说:“总而言之,我们这个文风,假、大、空、套、长。”他对假、大、空、套、长一一作了剖析。我们回来以后写了一篇短评,题目就是《反对假、大、空、套、长》,发表在《理论动态》第311期(1981年11月5日)。
    胡耀邦一直注意学风和文风问题。直到1981年9月29日,他在中南海勤政殿最后一次接见理论动态组,首先讲的还是文风问题。他说:“总而言之,我们这个文风,假、大、空、套、长。”他对假、大、空、套、长一一作了剖析。我们回来以后写了一篇短评,题目就是《反对假、大、空、套、长》,发表在《理论动态》第311期(1981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将此文作为本报评论员文章在第一版发表(11月13日),仅将文中的“本刊”改为“本报”。今天,反对“假、大、空、套、长”,这个问题远未解决,仍是要注意的问题。当然,今天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本人曾写了一篇《反对高、空、套》的短文,其中讲到,一些人好“高”几乎成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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