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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中的三次大讨论
——纪念《理论动态》创刊三十周年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07-07-23   来源:《理论动态》
 

  《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创办于1977715,到今年的715,整整三十年了。

《理论动态》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亲自创办的。喝水不忘掘井人。在这个时刻,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卓越的领导人。

我从一开始就在胡耀邦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参与《理论动态》的创办和编撰工作,以后一直干到我退休,整整干了十五年。在《理论动态》创刊三十周年的时候,引起我的许多思念和联想。

1976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拨乱反正时期。这个时期虽然短暂,却很重要。

拨乱反正,这是新中国历史和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特殊的一页。有了拨乱反正,才有历史的伟大转折,才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就是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而创办的。

什么叫拨乱反正?用胡耀邦1977年的话说,就是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用邓小平1980年的话说: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非颠倒多年,十年“文革”达到荒谬之极、骇人听闻的地步。这种是非颠倒,不是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而是全面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把这种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不但要破除长期盛行的个人迷信,破除传统观念和习惯,而且,同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拨乱反正必然是一场尖锐复杂激烈的较量。

拨乱反正,从粉碎“四人帮”就开始了,真到1981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则继续进行。

拨乱反正是全面的,而要以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领先。在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中,胡耀邦以《理论动态》这个刊物为阵地,发动和组织了三次大的讨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三次讨论同今天的现实仍然息息相关。本人是这三次讨论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为了纪念《理论动态》创刊三十周年,更为了帮助年青同志了解新时期的历史,为了有助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本文简要回顾这三次讨论。

第一次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这次大讨论从19785月开始,到19816月基本结束,历时三年多。

这次讨论是由《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而引发的。

这个讨论,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关键时刻发生的,有历史的必然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是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重新开辟前进道路,还是坚持所谓“继续革命”,走原来的老路。

全国广大人民和全党大多数人迫切要求摆脱十年“文革”的灾难,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开辟一条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路。

197727,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以“两报一刊”的名义发社论,这是在“文革”中常用的一种方式,表示其权威性,是代表中央的。在这篇权威文章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中有两个“凡是”,以后人们就称之为“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一个总方针。对于这个总方针,胡耀邦曾用两句话揭示其实质,就是“过去的一切不能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除了粉碎“四人帮”,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能纠正,“文革”不能否定,一切都照旧。

当时广大人民和干部迫切要求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一个是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按照“两个凡是”,这两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因为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定的。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1977410给党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应邓小平的要求,党中央于53向全党转发了他的这封信。邓小平的这封信对大家很有启发。但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还没有正面触及毛泽东的错误。

历史在前进,大家的思考在深入。

1977109,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以来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中央党校要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实际上就是总结十年“文革”。

1977122上午,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审议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提出的,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教学方案。他们的方案以肯定“文革”为前提,着重揭露林彪、“四人帮”破坏“文革”的罪行。胡耀邦在会上说,你们的方案不能用。他提出: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

“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胡耀邦的这几句话很有勇气,很有份量,也很重要。一是他否定了以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哪个同志讲话”,首先是、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被奉为“最高指示”,实际上就是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也是唯一标准。胡耀邦却说,这些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否定了以思想、理论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二是明确提出了实践标准,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胡耀邦组织了一个班子,起草供学员学习讨论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三条指导原则。其中第二条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一条强调“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这里又进了一步,不但讲真理,而且提出了路线是非问题。所谓路线,就是指十年“文革”的路线,就是要以实践为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

胡耀邦将这个文件发给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八百学员讨论。这些高中级领导干部和党的理论骨干,大多数同意实践标准,但也有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思想和认识在那时具有代表性。针对这些疑惑,才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唯一标准”,并决定撰写文章,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来说,“唯一标准”四个字并没有增添新的内涵,但“唯一”二字突出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

胡耀邦两次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稿,决定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1978510),并同意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1978511)。由此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胡耀邦是这场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这个讨论从一开始就遭遇到坚持“两个凡是”的势力的压制和阻挠。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导。62,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他用“照抄照转照搬”这样的语言,尖锐批评“两个凡是”。这是对刚刚开始的这场讨论的强有力支持。

胡耀邦顶着很大的压力坚持推进讨论。他指导理论动态组和其他有关同志撰写了一系列有份量的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他将这场讨论同另一件大事平反冤假错案相联系,以实践标准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又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大家更好地掌握实践标准,二者相互促进,显出他高超的政治艺术。

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各大军区、军兵种的主要领导同志的参与和支持,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很快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1978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全会的公报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了近三十年,这个讨论的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北京,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全,进一步分清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是非。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直到19816月,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为标志,这个讨论胜利结束。

这一次大讨论使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深入人心,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而且将实践标准充实到思想路线,从而发展了思想路线,意义深远。

第二次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面临的迫切问题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是要端正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坦言,近三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1979年语)。这首先是由于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不端正。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我们的经济有一系列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上升到理论。”他说“经济上现在矛盾揭露了没有?大大不够,不大吵大闹一下,不行。”“这是带有很大的拨乱反正的性质,又是拨乱反正,又是开创的性质。”(197953)长期以来,在实践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重积累,轻消费,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甚至在大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搞经济建设“大跃进”的时候,人民的生活反而问题更多,更困难。出现这种情况,生产的目的不明确是症结所在。

19794月,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下决心用三年时间认真搞调整。如果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不能摆脱“左”的束缚,调整以至整个经济建设就很难搞好。胡耀邦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979910,胡耀邦看到《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反映》刊登的一个批评为生产而生产的材料,他要求理论动态组撰写一篇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文章。他明确提出,“希望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这篇文章由理论动态组的经济学家吴振坤同志承担撰写任务,经过胡耀邦两次审阅,在《理论动态》第160期发表(1979930),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这篇文章阐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文章指出,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是我国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文章列举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各种表现,并总结了经验教训。

1020,《人民日报》将此文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1022,《人民日报》又发表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文章指出,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全部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明确从什么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应该以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绩。

1023,《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提出,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重视。首都和上海等地召开了大型座谈会,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或开座谈会、研讨会,或写文章参加讨论。他们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要肃清“左”的思想影响,端正调整经济的指导思想,意义深远。

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夭折。《人民日报》虽被中止了讨论,但全国范围的讨论坚持了一年半之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胡耀邦总结这次讨论说,经过讨论,在经济界,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开窍了。他平静地说,给我们扣上了“反大庆”的帽子,也没有什么。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必然要求。这一讨论,抓住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一个要害问题,使大家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个讨论的实践意义是,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

这个讨论,实质上就是发展观的讨论。这个讨论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论者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所要求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经济工作如果离开了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就会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这些,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第三次讨论:清理“左”的思想讨论

这个讨论从19813月开始,有着深刻的背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航船就向左倾斜,十年“文革”恶性发展到极左。中国深受“左”的危害,几乎葬送社会主义。在我们党内,“左”根深蒂固。

可是,“文革”结束,却提出反对极右,实际是继承“左”的一套。

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实际上坚持反“左”。胡耀邦提出,把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实际也是要纠“左”。但是,拨乱反正中,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反“左”,只能在徘徊中前进。

1980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他认为,“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254)陈云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广泛支持。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抓住这一契机,趁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有利形势,因势利导,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左”。

19812月,胡耀邦布置理论动态组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论反“左”的社论。

这篇文稿经胡耀邦审阅定稿,题目定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刊登在第263期《理论动态》(198135)。《人民日报》于310作为社论在头版上半部刊登。新华社全文转发,地方报纸普遍转载,声势很大。

这篇社论比较直率尖锐地讲了多年来“左”的表现和严重危害,指出:“‘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工作方面,而且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上,因而是全局性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和错误影响了全党。由于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一般来说,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社论进一步指出:“二十年来的‘左’,其范围之广,破坏之大,流毒之深,都是空前的。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身历其境,身受其苦。事实证明,‘左’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社论强调,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总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教育大家。

反“左”,实际上早就成了广泛的共识,拨乱反正实际上就是纠“左”,但这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了“左”是主体错误。现在,《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鲜明提出清理“左”的思想,一下就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各报刊积极组织文章讨论,揭露“左”的错误,剖析“左”的思想,虽然没有称之为讨论,实际上形成了大讨论的态势。

这一场讨论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些人到邓小平那里告状,指责这篇社论只反“左”,不反右,有严重的片面性。邓小平说:“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他认为,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

胡耀邦要求理论动态组继续撰写清“左”文章。吴振坤撰写了《谈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一文,深入剖析了经济建设中的左倾主体错误,强调经济建设要从基本国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此文刊登在第268期《理论动态》(1981330)。《人民日报》于49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我观察清“左”的形势发展,发现思想认识问题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思想障碍是认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于是,我又写了一篇《评“左”比右好》的文章。胡耀邦对这篇文稿很重视,在文前加写了一段,文中作了很多修改。此文在第271期《理论动态》发表(1981415)。《人民日报》于527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转发。

1981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这个《决议》依历史顺序系统剖析了“左”的错误。《决议》公布后,清理“左”的思想和错误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胡耀邦发动的这次清理“左”的思想的讨论,对清除多年来的“左”,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三次讨论综述

1981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这三次讨论贯穿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全过程。这三次讨论中,最主要的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和清理“左”的思想讨论,可以看作是前者的展开和深入,而且互相交叉,但三次讨论又各有其特定的命题和内涵。

这三次讨论的主题都是拨乱反正的关键性问题,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三次讨论勾画了拨乱反正波澜壮阔的场面,也反映了拨乱反正的步步深入。三次讨论都贯穿了反“左”的精神,是从不同角度反“左”。

三次讨论都遇到很大的阻力,说明清“左”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三次讨论创造和积累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好经验。

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一位先觉者,是在拨乱反正第一线冲锋陷阵的领军人物。他用“拨乱反正,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惊心动魄的拨乱反正”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对拨乱反正的深切感受,是很符合拨乱反正的实际的。

耀邦同志一再说,在拨乱反正中,《理论动态》起了历史作用。

在拨乱反正中办刊,《理论动态》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好传统。在《理论动态》创刊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当年同耀邦同志一起创办这个刊物的陈维仁同志题词:“惟陈言之务去,领异标新十五春”。这个题词很好地概括了《理论动态》的历史作用和特点。

《理论动态》几经坎坷,坚持办刊三十年,很不容易。今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刊。作为《理论动态》的过来人,我衷心希望《理论动态》继承过去的好传统,并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来源:《理论动态》第1748期,2007年7月10日。本文作者系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成员,后任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理论动态》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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