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徐建春 志愿垦荒队 走后门 社会青年

　　自看到广东团省委发起的“青年下乡返乡兴乡”三年行动方案后，就想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城乡青年扎根农村，奔赴边疆的活动作一简要梳理，意在国家记忆中留一记录。

　　一、给毛主席点烟的徐建春

　　徐建春是一位山东省掖县西由镇后吕村的农家女，她1950年高小毕业，没有继续升学，而是留乡在家务农，1951年她家和几家农户开办互助组。高小学历是今天义务教育的最基层，她那时只是小学文化程度，能为农村生产发挥什么作用呢？

　　当时的中国文盲率很高，农村的文盲可能占到90%的人口，徐建春热心互助合作事业，她有当时农村人一个不具备的优势，就是有小学文化知识，在农村记账算账没有问题，而且这种优势在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经济核算上就是第一前提条件。互助组时期，她发起建立于互助组用工、会计的规则：你家用别家的牲畜、农具一天，就要记一天的工，在初级社时期则要记工十分。这是最初级的会计账，也导致形成了最初级的劳动分配机制。经济核算直接和生产分配挂钩，生产效益焉能不好。有此保障，建立新的生产组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农民们接受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耀邦同志表彰徐建春的出发点，不但是她身在农村，又扎根农村的政治热情，而且还看重她的文化知识，哪怕是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在农村也可以派上用场。1955年10月28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篇“加快扫盲步伐，适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讲话：“现在办合作社的五大困难之一，就是缺会计，算错账的就占30%，许多合作社对账单不叫会计账，而叫良心账，这就是没有文化的结果。”

　　徐建春发挥个人作用，群众认可吗？不久，徐建春考取了济南的公安干校，当她准备离家上学时，后吕村的乡亲们把她团团围住说：建春留下吧，留下吧！带领乡亲们继续发展生产吧。为何她能赢得群众的信任、拥护呢？因为她推行的简明扼要的会计规则，让本村农民，即使是文盲的农民在生产上也有安全感，产生了激励感。信任从何而来？耀邦同志说出了其中的秘密：“到处都可以发现年老的农民，宁肯自己熬夜开会评工记分，而要自己的子弟去学习文化。他们对这件事之所以如此热心，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不愿意保持‘记工划道道’这种可怜状态，不愿意把掌握他们的经济命运的会计落到坏人手里。”（1955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徐建春以小学文化程度，从会计工作入手，就能在互助组、初级社发挥作用，这让耀邦同志十分感动。他何尝不是这样，他也只是上完高小，刚刚上了半年的初中，就离家参加红军去了。为此，他在讲话中不止一次提到徐建春：“在现有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1700万人，其中担任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290万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忠实于集体利益的坚强战士。在我们大会上坐着的孙显忠、徐建春、戴占元、任焕海、刘炳文、白云翔、牛贵芝、邓祚荣、阳希贤等人，就是这条战线上出色的同志。”（1955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1955年10月28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篇“加快扫盲步伐，适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讲话，他对一些反常的文化现象非常敏感：“想着办教育这一点就把孔夫子抬得这样了，现在我们共产党员看见农民没有文化反而不痛心，不同情，这是不行的。”为此他和教育部倡议：1.要组织农村广大青年民办“民校”，也叫农民业余学校。2.办记工短训班。3.办识字小组。4.把文化知识献给自己的战友，包教包学。

　　1959年7月下旬，耀邦同志特意到徐建春的家乡住了六天，边劳动、边调研。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忽然他接到中办通知：8月1日前赶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

　　徐建春以后作为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受到青年团中央的极高荣誉的表彰。1957年5月15日至25日，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开幕前，她和许多青年代表有幸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当毛泽东习惯地拿出香烟，穿花格布上衣的徐建春，眼疾手快地打开桌上的火柴盒，掏出一根火柴，为毛泽东点燃香烟。在欢声笑语的气氛中，摄影记者洪克、郑小箴相继拍下了两张同一场景的照片。七年之后的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两边坐着邢燕子和董加耕，这是两位仍然扎根农村，但已有着更高学历的知识青年。

　　我国的历史文化没有忘记这段全国性的扫盲识字活动。《正阳门下小女人》的影视剧中，就有一段餐馆小店办识字班的情节片断。

　　二、把荒原变粮仓的杨华垦荒队

　　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青少年学习和就业问题。政府虽然大量发展了小学、初中教育，但高中、职业教育、大专教育未能相应发展，致使很多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当时国家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企业不能容纳青年人广泛就业。这些城市青年就成为社会青年在城市中游荡，无业可做，出路何在呢？计划经济要想对社会青年的就业大包大揽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时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年轻的团干部杨华和庞淑英、李秉衡、李连成、张生五人共同发起并成立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耀邦同志及时了解了志愿者组队的情况并与发起者见面交谈。1955年8月30日，在欢送垦荒队离京时，针对志愿垦荒队的三条誓言，他发表了送别讲话。关于第一条誓言：必须做到“绝对自愿”。他讲：“一定要自愿，是自愿才能算志愿垦荒队。你们是自愿报名去开荒的”，又是从“803人选出来的”60个人，“显然你们是被选出来的代表，你们就不能丢人”。

　　关于第二条：“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耀邦同志讲：确实国家没有给你们安家费，但是“团市委给你们七大项（支持），一是35匹牲口，二是10副新式农具，三是2辆大车，四是3000亩耕地的种子，五是路费，六是一年的口粮，此外，还有第七项，因为那里太冷，给你们每个人一件老羊皮。”

　　关于第三条：“是去了就不回来，决不做逃兵。”他讲：“假使你们去了一两个月或半年一年，有人实在忍受不了那里的困难，就请这样的同志采取请假的办法回来，以便我们另选候补队员去接替，千万不能采取不辞而别‘开小差’的办法回来。”

　　耀邦同志接着说：这几项合起来是31500元，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是北京的青年自愿捐助的钱，总数是69698.47元。剩下的钱，还要留给第二批，第三批志愿垦荒队员。

　　就国家没给北京青年垦荒队一分钱投入来讲，垦荒队确实是白手起家开发北大荒的，但开荒的大笔费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是北京青年人的金钱捐助，也是团中央和北京团市委统筹安排的结果。对此，耀邦同志讲：“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独立去建立自己的美好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是我们搞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一年后的1956年10月24日，北京垦荒队给团中央发来一份电报：一年的劳动垦荒3000亩，生产粮豆1400吨，上缴国家74吨，收入1.56万元，生产蔬菜30万公斤，15名垦荒队员入党，13名队员入团。在一年内杨华作为运输队队长砍柴150万斤，割草15万斤，运回1200平方米的建房材料。青年垦荒队三年时间内，建立了8个村庄，共集合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哈尔滨2602名青年垦荒队员。不知哪一年，中国地图上多了一个地理标识，位于黑龙江省黑龙江南岸的萝北县多了一个亮点——“共青”。

　　1955年10月，上海的团市委也组织起98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江西德安县办起了“共青社”，陈毅同志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共青社”以后发展成国营性质的“共青垦殖场”，以后又变为政企合一的“共青城”，现在则进行了政企剥离，政是“共青市”，企则是民营企业或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北京青年垦荒队在萝北县垦殖拓荒到1958年4月，整个北大荒迎来了十万部队转业官兵。垦荒队异常兴奋，认为党中央、国务院派来这么强大的垦荒力量，何不共同团结奋斗呢？最后做出归依军垦建制的决定，没有任何评估作价，便无偿地把垦荒队所开垦的土地、储粮、房屋、牲畜、生产工具全部捐给了军垦农场。这是可以理解的。1958年全国成立了人民公社，“共产风”盛行，“一大二公”的思想被认为是最革命的思想，人们只能紧跟不掉队，哪管什么经济核算，白手起家呢？

　　北京垦荒队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无妄之灾的发生。耀邦同志在1959年12月21日给杨华等五个垦荒队员回了一封信，信中的一句话很吓人，“我不知道你们被什么人诬告了你们是反党小集团的详细情形，现在党给你们弄清楚了，这不用多说了”。对杨华等人的诬告发生在何时，我不清楚，耀邦同志的回信确实是在“庐山会议”以后。他的信中也透着一种无奈，但有一句话是很真诚的：“你们政治上还不成熟，你们思想上都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你们又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耀邦同志相信这些青年人不成熟、有缺点是真的。但他根本不相信这些垦荒队员是什么反党小集团。我认为北京青年垦荒队将全部劳动家产无偿捐献军垦农场之时，他们即全部兑现了在北京的诺言，若在国营军垦农场体制中，他们的作用则是有限的，这才是新问题。文革中，他们又迎来上万名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句“无怨无悔”的话，对“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未必合适，但对他们垦荒队员来说真是太合适了。

　　1960年10月4日，耀邦同志第二次给杨华等同志回信：“五年，你们一共修了3000平方米的房子，开了18000多亩荒地，生产了40000万斤粮食，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他对粮食产量表示了怀疑。总之，他回信时的心情很好。他说：“你们的生活提高了，这是应该的，是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如果40000万斤确实无误，你们的集体就应该是最富的集体，如果允许垦荒队员可以有个人财产性的收入，你们就是全国最先富起来的人。”

　　如果有一天，最先富起来的“北京市青年农场”的成员，可以经常自费回北京老家，还可以用自己的钞票在全国旅游，边玩边宣传垦荒队员的奋斗经历，那将是多么有号召力、感染力的宣传。这并非虚言，解放初就有一位苹果园女主人，拿丰收赚来的钱，分出8000元给女儿、女婿去北京旅游了一趟。

　　三、广东团省委三年行动方案的意义

　　上面说的典型人物都是平凡的小人物。有限的贡献却赢来毛泽东、周总理的充分表彰，刘少奇在1957年还专门出席有关会议，作了“关于中小学生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讲话。这种上下同欲，齐心协力共同营造了一种风清气正，尊重劳动人民的全国性的良好氛围，廓清了那种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社会风气。这一优良风尚切勿小视。以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共产风”刮起，生产又没搞上去，三年困难里接踵而至，社会上不经意间又出现了一股“走后门”的风气。很多人讨厌它，但很多人又离不开它。“走后门”兴起于何时，无从考证。我只知道耀邦同志在1961年对商业部门说过此话。“走后门”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行业不正之风、人情社会、例外特权，人身依附，这些将对整个社会道德风气造成巨大破坏，受害者最重者就是年青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一页毕竟翻过去了。今年四月，看到广东省团省委发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三年行动方案。方案的工作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结合共青团青年工作实际，“加快形成城市青年下乡、在外青年返乡、本土青年兴乡的人才聚集效应，促进人才回归、资源回乡、项目回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文件说得很好，对它的意义我有如下认识。

　　首先，共青团只有走近青年，帮助他们具体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共青团才能成为他们心中的朋友。就切身利益来讲，青年人的就业和创业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党八股不行，团八股也不好，任何人穿着皮鞋就无法走进群众的心间。1956年8月24日，在党的中直机关一次讲话中，耀邦同志说：“青年工作也是一门科学，现在还没有青年工作科学家，只有青年工作者。”自他提出这一问题来，似乎这个判断，他一直未改变过。哪怕团的工作取得光荣成绩的1964年，在团的九大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几乎全部出席会议，对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也没有承认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门科学研究透，青年团也没有出现一批青年工作科学家。文革初期，团中央也是最早改组的中央部门之一。

　　其次，邓小平说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广东共青团的三年行动方案涉及的市场手段尽可大胆使用，方案的最大贡献是说明了使用市场手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青年，都是为了人，而纯市场手段，则是为了利润。广东团省委起步很好。计划经济中的“社会青年”今天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市场经济中的“社会青年”，是自主择业的“社会青年”，他们的文化程度，丰富的生活内容远非计划经济中“社会青年”可比。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他们应有很高的就业率，否则就是我国的重要问题，需要反省。

　　第三，各类青年人才下乡不是再去申请一块承包地，农田耕地早就确权完毕了。现代农业即将发生一场沧海桑田的巨大革命。一种合成生物技术，一种合成生物产品已在我国诞生，今后的发展必将形成一种新的产业业态,为三农为全国人民造福。具体讲，就是利用农作物的秸秆等植物的废弃物为原料，替代化石原料和其它原料进行生产，为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用需要的生产。现在的难题是无法尽快尽多尽好地收集作物秸秆。不妨作一预期，只要假以时日，我国的第一产业即将成为农民一种快乐幸福的产业；第二产业就又多了一条全新的工业行业。在过渡时期，现代不但需要土地的规模经营，也需要为农业生产而进行的行业服务的规模经营。任何一种服务行业都有青年人揭榜挂帅的机会。

　　第四，方案讲开展青年下乡活动，目标即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广东团省委如果能对此项工作出了力，尽了心，做出成绩，不但造福于民，无疑也起到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党的二十大就有这样表述：“青年强，则国家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

　　2023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