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儒老妈妈是1927年4月加入的共青团，14岁就参加红军上井冈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举行“八一”建军节的一次活动中，彭儒同志的座位较为靠后，耀邦同志见此情况，亲自请她到前排就坐，并对她说:“你是我们工农红军中最早的女战士，以后举办建军节的活动我们都要邀请你。”

　　即使在文革期间，在彭儒同志受到政治迫害，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时候，她仍然为党的干部正名，凛然发声，不经意间配合了周总理的一次重要活动。1972年4月6日，陈正人同志含冤去世。周总理从外地匆匆赶来，亲自审阅和修改了陈正人同志的悼词，并指示治丧办公室的同志，请家属提供陈正人生前好友的名单，审查后可邀请他们与会。彭儒老妈妈召集子女商定，考虑名单首先范围是被打倒之后没有解放的干部，或是虽已解放还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耀邦同志就在邀请名单之中。4月13日追悼会如期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均出席。第二天见报的老同志有肖克、胡耀邦、王诤、邓典桃、王观澜等人。不几天，彭儒老妈妈带子女还到家去看望了父亲。4月22日，经周总理审查同意,《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这是一条不同于“文革”主流的信号，其中就有彭儒老妈妈的努力和工作，真可谓用心良苦。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转，人们开始吃饱饭了，但是还有贫困地区。1982年中央制定了“三西”扶贫计划,曾庆红过年看我母亲的时候，不止一次告诉家人:邓六金、陈兰、彭儒老妈妈多次面见、写信给耀邦同志，为老区人民的生产建设、人民生活提高反映情况,耀邦同志非常高兴听到这些老大姐们的意见。认为这是对他工作的提醒和帮助，她们完全有资格反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要求。中央不久提出“老少边穷”地区的概念，并于1985年开始谋划“老少边穷’的扶贫攻坚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费时39年终于在2021年消灭了全国绝对贫困的问题。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三位老妈妈绝不是那种革命胜利后就吃夫人饭、忘却革命初衷的老前辈。

　　陈正人、彭儒同志和耀邦同志的信任关系究竟有多深? 陈洪生告诉我一件事:1961年我父亲找到八机部陈正人部长说:“我们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项南是很有能力的同志，反右倾运动把他处理得太严重了。他现在中阿友谊公社劳动。你帮我一个忙，把他调到你们八机部去,安排一个适当工作。”陈正人部长不顾压力，郑重应允，并把项南安排到八机部北京农机学院任职。

　　当我父亲知道项南要去农机学院任职时，又找到陈部长说:项南同志工作能力强，肯动脑筋，笔头子也好。我建议把他留在部里，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长处。陈部长认为有道理，经和几位副部长商议后，又改任项南为部办公厅副主任。

　　1962年,党内对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同志，有一次甄别活动。我父亲又找到陈部长，问他:“八机部能否纠正对项南的处分?”陈部长也理解党内的生活状态，认为搞错了的事情应该纠正。陈部长竟然在党组会上大胆提出复查项南“右倾”问题，无奈没有通过。不同意的党组成员说的也在理:“项南的问题是团中央定性并做出处分决定的,由八机部来讨论复查此事不太合适。”

　　197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项南同志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文件起草工作，深得华国锋的器重，两年后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还派项南率团赴美考察农业。上世纪八十年代，项南就任福建省委书记，我问过父亲:是你提名的吧?父亲说:怎么是我呢?是小平同志的提名。党的多位领导人并未看错项南同志，在项南同志最困难的时期是陈正人同志保护了他、帮助了他，在八机部工作的一段时间，项南同志有时就住在陈正人、彭儒同志的家中，一起研究问题，起草文件，大家相处甚好，一直到"文革”爆发。

　　我常想，我父亲毫无顾忌向陈正人提出安排项南的工作，到底是出于公情还是私谊呢? 我想公情私谊都有，在老前辈人中是能把公情私谊都处理地光明正大的，也是一件大好事，反映着党内生活的成熟。有次在开工作办公会议时，父亲冒出一句话:“我们每次会议都是办公会，什么时候我们也开一次办私会议呀!" 我认为这是着手研究社会生活中，如何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在党内生活中如何处理好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的会议。开好这种会议，非常不易,不知书记处开过这种会议没有。

　　我常想彭儒、陈正人和胡耀邦，这些长辈们的信任建立起来的是种什么关系呢？我认为，第一，这种关系是彼此相互之间建立的关系，相遇贵相知，而不是单相思的。第二，彼此的信任，是和彼此的信誉、彼此的信义和彼此的信用密切相联的，是高尚的，而非纯功利的私相授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