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商品粮、就业、上山下乡、李强总理

　　如果把人们的劳动、工作职业都说成是一种谋生手段，如果过于被动、消极的话，那么比较积极的说法就是就业。青年团当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期，如何解决广大城乡青年就业问题，尤其是针对那些无法继续上高中、大专院校的待业青年学生来讲，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下面讲述的历史都不超过这一范围。

　　二、耀邦同志的就业观

　　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青年团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1955年3月，党中央召开过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是两次（中共）党的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次代表会议。耀邦同志在会上有过一次发言，他说：“教育青年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工作，我们的党历来把培养教育青年和自己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为此，他向会议汇报了团的六项工作。关于第五项工作，他讲：“认真地做好大中城市中无组织青年的工作。这些城市中无组织的青年有七八百万，由于过去我们对他们很不注意，开会、听报告、借书、甚至看戏都轮不上他们，他们中 间的问题最多，对我们也很不满意。”除去在他们中间开展多种有益的青年活动之外，就是“吸收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对那些表现得 好的，还帮助他们就业”。据我所知，这是耀邦同志针对没有继续升学的待业青年的第一次正式讲话。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建国之初，全国的教育资源规模很小，设备相当落后。当时，北京中小学校的建设也大大落后于社会的需要。1957年3月25日，在全国青联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扩大）上，耀邦同志讲：“在城市里加办一点小学、初中，多收几十万人，也就是尽主观最大努力来加办一点学校，这是我们党中央最近提到的办法。”又讲：“党中央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城市里的初中生毕业只有十四、五岁，还不到就业年龄，即是有业也无法就，与其在家里、街道上流浪，还不如让他们去学习。”党中央不能允许童工现象出现，一切工作要从教育资源的扩大出发，加办的小学、初中，这只是低门槛的做法，一切还需仰赖国民经济的发展。

　　1956年，我上初中的第一学期，我记得还是二部制，一个年级有十几个班，一个班的同学多达四五十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1985年，制定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经人大立法，才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四化建设的一项根本大业落实”下来。

　　其次，当时大中城市就业的时尚思想就是去党政机关，国营企业，连国营商业都不愿去。耀邦同志在1957年的全国青联会议上，针对这一就业“吃大锅饭”的思想，他主张就业必须要广开门路：“对不能升学而已经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青联和 青年团组织要积极地协助政府帮助他们开辟一些就业的门 路，同时对他们进行思想动员准备就业。例如参加服务性行 业、手工业、商店的工作，去边疆，去农村等等。”服务性行业就是现在说的第三产业吧？耀邦同志能够看到服务业的生命力，服务业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关系这是做好青年就业工作的一条重要认识。最让人尊敬的中央领导周恩来，身居国务院总理，还发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动人号召，为了美化首都人民的生活，他亲自引进了上海一百零八位高级理发师，组成了北京的“四联美发店”。还引进二十一家服装店二百零八名技术师傅，两家照相馆，两家洗染店。给首都人民增加了很多生活的美感。

　　第三，建国后不少劳动人民的子弟，有机会上了高中、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或科技人员。至今，我遇到一些同龄人，其中不少人都有一种感慨：一个农民的孩子，若没有助学金，就没法上大学，也无法掌握一技之长为国家服务。这是建国初期教育界的革命变化，但也有一些棘手问题，即如何对待学生家庭出身的问题？尤其在阶级斗争日渐激烈的岁月中，这一敏感问题更加尖锐。

　　1960年3月21日，在上海工商界子女座谈会上，当耀邦同志知道参加会议的青年人有一半入了团，或入了党，十分高兴。他说：“我没想到你们有那么多入了团，入了党。有人说‘团的门关得紧紧的’，你们是冲门而入，破门而入了，有风格。”他欣赏那些不背家庭包袱“破门而入”的青年人。同时他告诉在座的青年“‘断资产阶级之情’，不是断人之情，父母子女仍是父子关系，母女关系”。耀邦同志也问自己有些话说的是否 “太挖苦、太刻薄”了？从阶级斗争无限发展的结果来说，我认为‘不挖苦’，‘不刻薄’。六年之后的那场革命，不少家庭原本很红的子女也面临着这一同类问题。

　　在会上，当他知道初中毕业的工商子女袁美容在“南京理发公司”当艺徒时，他鼓励袁美容：“你自己努力学七年，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到大学水平行不行？”“劳动有生产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服务性劳动为什么就低人一等？”当他又知道上海工商界子女有十几万人，现在仍有八千人待业没有参加工作，很是心焦，不经意间问了一句：“我很关心八千多个青年，是等待好，还是勇敢投入战斗好？”他认为新中国的青年，不管什么家庭出身，都有谋生就业的权利。

　　第四，漫谈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耀邦同志介绍了一次工作会议的情况：今年农业丰收，全国多收入200亿斤粮食，农民多收入了20亿元，农民收入的钱多了，买什么呢？有人说让农民多买些牙膏、肥皂、毛巾呀，这不就行了吗？陈云同志说，这些东西全国每年的生产总值才20亿元。他说的是实情，账算的很清楚。耀邦同志对此的看法是：这是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出现的互相交流的新关系，“除了（牙膏、肥皂、手巾之外）我们（应）大力生产新式农具外，还要给他们搞些文化消费品。目前农村中茅草房多、烧饼铺、财神庙多，就是俱乐部太少，图书馆太少。我们要多给他们搞这些东西，社会主义革命就一定要有一个文化革命。”（1955年11月3日，在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

　　对这段历史我是这样看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工业和农业的问题上，我国已走上了一条和苏联不同的道路。斯大林认为农业就是要向苏联工业化“进贡”，两者的生产产品应“有剪差”，农民的粮食甚至可以无偿收走。中国则考虑工农产品应该如何进行交换，工业要为农村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否则中国的工业化也实现不了，同时也破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的工农联盟。没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1965年以前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无法长期坚持，在广阔天地也难以茁壮成长。

　　第二件事：再回到耀邦同志1961年12月20日的讲话中去，他提到的江西，为什么“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么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办过一所劳动大学，也就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产主义”的名号确实太高了，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它调整了办学方向，提出了教改方案，既有利于中小城市的学生读书学习，又有利于学生学习后的劳动、就业和工作。1961年7月30日，毛泽东同志致信“江西共大”：“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中学、大学根据课程、专业办起了农场、林场、牧场，以及各种为农业服务的工厂。提出并逐步建立起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 学校把握了干什么，学什么。就是工人、农民也可入学，哪来哪去。“共大”还有多种科研产品，他们的具体成果，我了解不多，但“共大”进行的江西柑桔资源调研，为现在江西的柑桔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成为我国农业产品的一家上市公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统农民应向职业农民转化；工人也应成为技术的工人；就是服务业的职员，不是同样需要有更高的专业匠艺吗？像“共大”这样的中学、大学，在新时代理应加工提高，举办得多多益善才好。

　　三、两次青年“上山下乡”绝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次全国有组织、有准备的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终结于1965年。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起于1966年，止于1978年。

　　1955年12月5日，在青年团安徽团省委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对城市社会青年说：“最要关心的是他们的工作问题。他们要求就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有办法我们就要帮助他们，一个一个地，一起一起地解决，一批一批地解决目前还不可能。”

　　社会青年的就业问题既然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为何又不能“一批一批地”予以解决呢？那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整个社会人员就业、人流导向，从上到下，国家都有固定指标控制。1955年11月3日，在青年团中央第三次统战工作会议上，他承认：“目前我们国家不可能把所有失业的人都包下来”。因为“目前全国城市的社会青年有500万以上，其中急于要求参加劳动的就有150万。但是人口是在逐年增长，城市人口每年出生180万”。对此严重的就业趋势，最终计划经济也无能为力。耀邦同志提出了“下乡”的出路：“出路是什么呢？我看主要的出路就是一条——下乡”。

　　为什么耀邦同志提出这条“下乡”之路呢？1955年9月20日，他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中国青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中讲：农业和工业绝不能割裂，“毛主席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都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耀邦同志相信毛主席对商品粮的经济观点，我认为这是他积极推动“上山下乡”一条重要的理由。“统购统销”之后城市居民都实行了粮票制度，可见居民口粮的紧张。1975年他到科学院工作，在全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大会上，他又大讲了一通商品粮的问题。

　　1961年12月20日，在南昌召开的十二个省市团委书记座谈会上，耀邦同志根据各地的情况，对城市社会青年下乡，即把城市社会青年的下乡问题概括为“上山下乡”的讲话。他说：“我赞成江西的办法，还是下定决心，由小到大，上山下乡办国营垦殖场和劳动大学，江西的国营垦殖场已经容纳了148万人，其中有48万人是全民所有制，这是一个大事情。”这次讲话的二十一天后，就召开了党内一次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1962年4月27日在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也就是“七千人大会”结束三个月后，耀邦同志讲：“解决城市里的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有哪些办法？现在我们想到的有以下四条办法：

　　1.从高中毕业生中征兵。

　　2.在请手工艺者、名家收徒学艺，马季也可以收徒。

　　3.搞一些补习学校，组织自学。

　　4.则是“上山下乡”。

　　他说：“欢迎下乡、上山，下海也可以。城市里有些不能升学的青年和街道青年，欢迎他们到农村去，行不行？……你们把宣传搞好，实行‘选好地方，完全自愿’的方针，只作宣传，不搞鼓励，只搞欢迎，不加压力，这样他们就不怕了。……假使宣传搞得不好，气势太凶，调子很高，去又没有去几个人，反而把名声搞坏了。”第二天，他给九个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也讲了如上四条。

　　“文革”前后青年学生的两次“上山下乡”运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1966年到70年代的“上山下乡”活动，是上千万的初高中的学生失学了，并使很多学生失去了就业的机会。否则，恢复了高考以后，为什么报考大学的学生犹如井喷爆发一样走进考场？为什么1985年又要把学生们“上山下乡”的时间统统算做工龄？那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吃商品粮，而吃统购粮，这样的谋生方式令人心痛。国家主席李先念曾对此说过这样的话：“家长不满意，学生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前后两次“上山下乡”运动，绝不可同日而语。

　　3月13日，李强总理以“长风破浪，未来可期”的自信心态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其中对民营企业的态度，说得在情在理，社会有共鸣，我也心有戚戚焉。同时也说到今年有大学毕业生1158万人，我也知道，这样的问题一定能基本解决。若说有难度，其难度还在于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和适应社会、市场的能力。全国高校一定要办好，但同时也应增加更多“共大”类型学以致用的中学、大学。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已有大专、本科的学校设置，学生们学习就业的空间更大了，但教育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务。

　　现在我国广大农村，是否又面临着一场类似“上山下乡”的第三次浪潮？但形式和内容全变了，现在的学生可以按正常渠道学习、升学、就业。现在“上山下乡”的主体可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农工；极有可能是大规模的资本下乡；还有科学技术嫁接传统农业的下乡等等新任务。这项任务就是彻底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前两次 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无法参与这项任务的。

　　2023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