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到1965年以前，党中央对青年团的工作是充分信任，完全放手的。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日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主席团的谈话时，就鲜明表态：“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那么如何独立开展工作呢？这就必须要“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幻想到理想人生观的跃升，关心本人的前途和人生价值，如此等等的集中反映在就业问题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国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广大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是好的，但是否在青年人的身上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思想意识呢？毕竟政府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也会有盲目性。在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上，耀邦同志从青年团的工作角度出发，有如下几个观点似应注意，今天也许有参考价值。

　　一、谋生的观点

　　我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便逐步走入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计划对大专院校和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都有定向的分配，几乎都有相应的工作岗位，工资等级也是全国统一的，他们的就业似乎不存在什么自己的谋生问题。大多数城乡青年的就业门路主要依靠国营大企业的招工建厂。国家劳动部管理的职工，只是计划内的在厂职工的人数总量管理和工资总额的把控。

　　1957年2月20日，耀邦同志在《关于思想工作问题》会议总结上讲到：即便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决定性的胜利”即便我国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团的工作也绝不应该作出“幸福像孔雀一样飞来”这样的宣传。八天以后他又讲：“有些文章的内容很好，但就是文章的标题不好，如说’幸福会像孔雀一样飞来’，这是不对的，青年们不懂得愿望一定要通过艰苦奋斗才能得到。……以前我们把苏联、人民民主国家也宣传得太好了。”

　　广大青年的学习、工作也不会像美丽的孔雀那样主动飞来光顾我们，就就业的底层意义来讲还包含着谋生的内容。1956年7月30日，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的工作会议讲话中说到：“青年团还要继续提倡青年人独立谋生的风气。不要处处依赖党、国家、家庭、亲戚、朋友，这也是社会风尚问题。……过去许多青年十四五岁就独自出外谋生。十七八岁就去走南洋，现在的青年为什么就不行呢？”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时代，耀邦同志这种设想很难行得通，但在今天无疑已经成为现实。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青年团只要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并给青年的自主择业施以援手，那么青年团的旗帜就永远不会褪色。

　　说到谋生问题，尤其是青年人的谋生问题，耀邦同志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1954年12月在黑龙江、河北、安徽、山东四省团委参加的开荒问题座谈会上，当他听到不少内地人未经民政、公安允许就流入边疆地区，这就是通常说的“盲流”，是否要遣返内地时，他说了自己的意见：“由于内地人口过剩，个别地方有灾荒，经常有些人流到边疆去，这是群众性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流出去的绝大部分是为了谋生，也有个别坏分子在内地混不下去了就跑到那里去，真正抱着开发边疆去的、崇高理想去的也不多，大致是两头小中间大，今后从内地流出去的人还会逐渐增加，因此尽我们的主观力量来注意这个问题，已经是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所以他不同意对流民采取遣返的办法：首先在党内、团内不要歧视这个事情，这是好事。第二，不采取拒绝的态度，遣返回家的态度，而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安置的态度，共同上升的态度。第三，单靠政府包下来是不行的，还是要走群众路线。他一共说了五条意见。他所以有如此热心，完全是因为：“这个事情如果办得好，对发展边疆的生产有利，对巩固边疆的秩序有利，对国防有利，对民族团结有利。如果办不好，问题很多，影响社会秩序，影响生产，国防有漏洞，增加将来计划开发的困难。”确实很多地方对这些盲流人员采取了宽容收留的态度，其态度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现举一个亲身感受的实例，我有一个重庆的朋友，现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在1967年只身跑到新疆，住进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旁边一个叫“盲流新村”的地方。这里的人都隐姓埋名，均以外号相称。他们的来历均是解放后历次运动的逃亡者，或是因出身不好而求新生活的青年人。其中知识分子、干部也不少，有画家、艺术家、教师、地委书记，县妇联主任。他们为新疆做出了不少可贵的贡献。改革启动以后，他们才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现在这位朋友在北京已经名利双收了。边疆的情谊无法忘怀，又到内蒙恩格贝进行影视创作。现在的中国，自谋职业，自力更生的人生道路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这也是打破计划经济，思想解放的成果。

　　热爱青年，关心青年，相信在青年问题上会有方方面面的反映。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青年工作者需要处处留意，时时思考的心头之事。俗话说为子女之事经常“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哪家不是如此呢？当耀邦同志听到苏共领导代表团和中共领导人就两国互相帮助，要签署有关中国人在苏联就业的协议时，他极其兴奋。1954年10月26日，在军委青年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如下介绍：“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这样大，我们用什么来帮助苏联呢？毛主席问过苏联代表团，他们说别的困难都没有，机器很多，就是缺乏劳动力。他们说中国能不能动员一些青年去参加生产，至少三年，三年以后可以回家，如果愿意住下去，他们也欢迎，如果没有老婆，也可以在那里娶老婆……”开口就要中国青年一百万人，并且还有一笔不菲的工资，10%的工资还可以寄回家。

　　此事并非只是一件趣闻，我认识的一位复员军人，山西洪洞人，他的爷爷就搭乘这一便车，去苏联做过木工。这一赴苏打工的历史很快就翻页了，非常遗憾。当时的中苏关系，确有值得珍惜的一面。现在的中国比明清两代中国人去东南亚谋生就业强多了。中国人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七大洲的各处创业、就业，落地生根。现在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生活空间更广了，绝非囿于中国一国的范围之内了。青年团的工作也定能与时俱进，更加出彩。

　　（未完待续）

　　202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