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徐景安同志对胡鑫宇一案后续工作的提醒相当有价值，从中引出的教训就是不应就事论事。他说：“我们不能容忍由于外因导致一个人的死亡，更不能容忍谋杀。但是我们恰恰容忍自杀，难道自杀是自己的选择，他的生命就不值得挽救？”对青年学生自杀引起自发的公开讨论，恐怕还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青年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是国家教育，所以一切党政司法机关、人民团体都有相应的责任。除个人原因外，我认为和教育部、共青团的关系最为密切。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共青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耀邦同志。这期间，在他的讲话、报告中提及青年自杀这一问题就有18次之多。他对青年学生因厌学、失学、就业、恋爱、疾病、精神状态、家庭关系等原因引起的自杀现象，均归为古时的一句俗话——“寻短见”，他认为这是一种近视行为，“短见”的损失和青年的生命价值来比，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不值的。
耀邦同志有次讲到：“有同学为恋爱而自杀，要不要骂他们呢？我看不要骂，但应该说他们是一个弱者，是一个脆弱的人。”（1955年4月30日在北京地质学院全校大会上的讲话：《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才》）同时，他领悟到，要避免青年学生堕入“寻短见”的陷阱，就要培养青年学生健康的体魄，开朗的性格，活跃的思维，求知的欲望，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他不希望少年儿童老成得像个循规蹈矩的小大人。他在青年团北京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讲：“现在我们带领少年儿童的方法有许多问题，把少年儿童带的很呆板，不许少年儿童调皮。”只要“在工作学习上，不调皮”，“对同志不调皮”，“在别的上面调皮些，爱滑冰，爱调皮，爱打球，爱说调皮话都可以。”“我对团的干部讲过许多次毛主席和水兵谈话的故事，有个水兵叫马代玉，很调皮，很爱说话，毛主席就喜欢这个水兵，太规矩的人不一定就有出息”。
1953年7月，耀邦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回国后，他向毛主席汇报大会盛况。最后，毛主席问他：你参加了国际上大场面的会议，你敢不敢去大学里面作报告呢？耀邦同志当场表示了肯定的答复。1954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青年万人大会上，他做了全国高等院校的第一次演讲。面对国家培养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谈了青年人的宏大志愿；谈了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群众；要有立场，但要以理服人；要有自尊心，但要永远谦逊；要坚信前途光明，但一定要艰苦奋斗。最后，他用师大附中写的一首歌颂祖国的散文诗结束演讲。这是学校光明的一面，但大学生中也也存在阴暗的一面。1956年，北京团市委向团中央汇报了大学校院中一些学生的思想情况，对此耀邦同志格外警惕。他说：团市委和团中央大学部“一致反映，现在有不少同学在精神上过于紧张，过于拘束，不敢讲心里话，不敢露底，不敢大胆争论问题，不敢大胆辩论，不敢大胆地怀疑问题，也不敢大胆交朋友。听说有人形容大学生是这么四句话：‘一年级讲活跃，二年级讲修养，三年级讲老练，四年级讲虚伪。’这种精神状态虽然前几年也有的，但是这一两年内这种现象是不是又多了一点，程度更深了一点。”（1956年5月21日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团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怎么从历史角度理解这些话呢？恐怕有多种理解：一种是一年以后，即开展的反右运动的经验教训，还是讲修养、老练、虚伪好。一种是十年以后的“文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带头造反，原因固然很多，学生思想、需要长期被压抑，势必反弹报复，才能被火点燃爆发。
耀邦同志对下面一则大学生的事例相当吃惊：“这次亚非学生会议，我们选了十几个大学生去出席 ，可是一到香港，听说敌人要搞阴谋，大家就哭了起来，到了万隆更缩成一堆，连讲都不敢讲。”（1956年7月17日，《中国知识青年的责任》）乃至他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似乎天塌下来也有毛主席。现在的中国青年，并不是独立性太多了，而是独立性太少了。”（同上）由此，他建议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学校还应创造学生们接触社会矛盾的条件，还应结合国家方针大计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教育。
耀邦同志离开地方工作以后，来到北京，本想在政府中工作，未曾想到组织分配他到团中央工作。团的工作他十分熟悉，延安时期有个做青年团的干部，调皮地编了个顺口溜：“党有权，政有钱，无权无钱青年团，妇联会最可怜，供销社里卖油盐。”说他调皮吧，建国后，他也主持过一个省的工作，很受周总理的信任。耀邦同志有个好处，干一行爱一行。从他到京上任以来，他不但认为青年工作很重要，也逐渐认识到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青年人以后总是要接班当家，所以格外看重少年儿童工作。
1955年4月15日，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他作了《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什么人？》的报告，他试着把人生分为若干阶段：“我们假定多数人都能活到60岁以上，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7岁以前叫做哺育阶段，我们对7岁以前的孩子有多大希望呢？希望不大，如果我们希望7岁以前的儿童变成一个科学家，那叫主观主义，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们哺育好，使他们长大成人。”现在的人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现在的家长尤其是城里的家长，首先想到的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代价往往就是儿童的童趣和内在潜质了。
耀邦同志认为人生的第二阶段是“7岁到14岁之间，这叫做少年儿童阶段”。“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他们读书，要从小就培养他们爱学习、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勇敢、活泼、诚实的好习惯，好性格。也可以说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好习惯，社会主义的性格 ”我认为主要是对少年儿童正面教育，即便是社会不良风气，丑恶行为对他们的影响，也要用正面教育开路，以正面形象引导。
耀邦同志认为人生的第三阶段是14岁到20岁之间，这叫青年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年龄段，如果能把这段时间给全国青年的大多数人。这就是社会给予青年们最大的福利和投资。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着眼几代人的长远眼光。同时这一时期，青年又处于青春期，对许多同学来说，心理上、情感上还有脆弱不够坚强的一面，还要接受社会上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和历练。无意义的轻生，多发生在这一社会群体中。
耀邦同志依次认为：25岁至45岁叫成年、壮年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工作。45岁至55岁，这叫指点阶段。许多重要繁重的工作都由成年人去干，他主要就是出主意指点一下。这两个工作年龄段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也确实和现今就业、工作的年龄段不完全符合。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领导人在共和国成立之时，不都是50岁左右的年龄吗？好在耀邦同志这篇讲话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而言的，对今天的青少年工作也只有参考意义。
耀邦同志自从接手青年团工作以后，深感工作的意义和任务是极其光荣艰巨的。他有一段心灵的真实感受：“科学有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一类是社会科学。青年工作也是一门科学，现在还没有青年工作科学家，只有青年工作者。总之条条道路都通向共产主义，现在还有许多东西是未知数。”（1956年8月24日，在中直机关第五次青年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国青年的自杀问题，过去有，今天也有，以后还会有。青年团应大胆承担破解这一社会问题，预算和经费是个问题，但因果关系不可倒置。
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大报告中的最后部分，就是讲青年工作的：“青年强，则国家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团把党的中心任务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把党的战略工作作为自己的战略工作，这不是极大的光荣吗？这样做的同时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如同地球围着太阳转，自己又要有维护自己生命功能的自转，就不会犯什么大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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