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仁宗嘉祐二年（1507年），苏轼赴京赶考，应礼部策论试题，挥洒神来之笔，写就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隋唐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国家级科考。“唐宋八大家”中就有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四人侧身其间。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苏轼的试文，不觉脱口而出：“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本文不想枝蔓闲话，只想说点学习古代法学的感想。

　　第一点感想：一旦有了国家，一定要有法律。“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如今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有宽严两面辩证的设计。苏轼在五代十国乱世之后，那时臣子可以篡位弑君，国君可以凭好恶杀臣，对百姓更可以草菅人命。大宋建立以后，国家没有了战乱，天下庶民已得太平。所以苏轼倾向于法的宽容一面，也符合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

　　他说：对尧舜而言，他认为“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犹“不失为君子”。以今天的话来说，右了，但仍是一个方法问题。对皋陶而言，“可以罚，可以不罚，罚之过乎义”，则成为一个残忍的酷吏。以今天的话来说，“左”了，反而是个立场的问题。

　　今天，党内有一思想固疾，总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邓小平在深圳讲话，深刻讲到这对矛盾，但反“左”的成效不大。我认为，“左”和右都存在一个方法问题，也都存在一个立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共产党执政以后，尤其要注意防止“左”的问题。

　　第二点感想：一个国家除了刑罚律条以外，还要有一种引领社会风尚的奖惩制度，与之互为表里。苏轼又引上古文献中的一句话：“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如某人立有功劳，应予奖励，即使有人反对，而只有怀疑却拿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足，那么还是要承认他立有功劳，以便使更多的人向他学习，鼓励他“乐其始而勉其终也”。如只是怀疑一个人有错或有罪，但无确实证据或者证据不足，就不要给以惩罚，绝对不能把民事变为刑事问题，“所以慎刑也”，以便促使他“弃其旧而开其新”也。苏轼“罚疑从去”的法理观念是儒家“仁政”的观点。

　　这里说的“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和前文说的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不在同一层面上。前者是在疑似之间的决断，后者是在明确问题后的取舍，两者都有巨大的乘数效应。尽管前者和现代“疑罪从无”的观点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人类法治理念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可埋没其历史价值。

　　第三点感想：苏轼在论文中还引用了《尚书》一句话：“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谓：在刑事问题上给一个犯罪分子量刑，在判轻判重难以取舍时，宁可从轻处置。在民事问题上，给一个为国家立功之人颁赏受勋，在重奖、轻奖之间难以决定时，宁可重奖。苏轼为何在刑事、民事上有这样明显的倾向性？他认为法是人制定的，人的生命价值高于法的价值，他把周穆王颁布的刑法也考证为“祥刑”。用今天的话来说，法权应为人权服务，人权高于法权。所以，他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他认为，在疑似有罪的情况下，错杀无辜所要承担的责任，应远远高于触犯“成法”，枉杀无辜的责任。

　　第四点感想：在一个充满着情理法交织的社会中，执政者的文化修养、执政艺术，判断真假、美丑的内心世界十分重要。苏轼生活在大宋时期，他也知道，今天的大宋已不是古时的尧舜时期了，但仍可以用儒家“法先王”的思维逻辑推论问题。他说：“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那么，鉴别是非的尺度分寸是什么呢？符合仁政的内心出发点是什么呢？他明确归结为：君子长者“忠厚”的仁心仁政。这种观念是判断事务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基本标准。所以执政者对刑赏有迟疑的时候，有无法决断的时候，那么就要诉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了。“即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这就是今天法律允许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农村改革突起之时，有人质问万里：你究竟要群众还是要社会主义？万里抱着下地狱的精神说，我要群众！这是我国在前途命运、关键问题上争论时，政治家心中的自由裁量权！

　　我认为，今人和古时的苏轼在历史观上已有很大不同，今人应以学习继承这一优秀文化遗产，丰富我国法学建设的内容。苏轼这份试卷是借尧舜诉说他对大宋的政治、法治理想。他的“忠厚”仁政理念，不能套在今天中国人的身上。但只要把他说的“仁”换作是“人”、“人民”，把“忠厚”置换为全心全意的服务态度，如能全部换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内容，则苏轼这种思想的借鉴价值就太大了。

　　2020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