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作的《公告》，本来是应广东证监局所请，审计科龙是否欠格林柯尔2.93亿借款的问题。审计结果：“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明显是格林柯尔流向科龙集团要多2.93亿。这使顾雏军格林柯尔公司的申诉得到了证明。但该《公告》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金流向”，《公告》中又称“科龙集团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是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从而使顾雏军、格林柯尔与科龙集团之间的民事财务问题，升级为“挪用资金”的刑事问题。

　　我国政法系统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三部分。在处理刑事案件中，公安通过自己的专业工作，要把刑事案件中一般的嫌疑人，力求缩小到犯罪嫌疑人的范围；检察院通过自己的专业审核，则要把犯罪嫌疑人尽量缩小到个人或团伙，使之成为被公诉的犯罪嫌疑人，最后宣判被起诉的嫌疑人是否是刑事罪犯，则由法院认定。

　　《公告》中这两个“不正常（的）现金流向”，应做何解释？其刑事问题中的事实、证据还有多少“疑似”之处？由谁认定呢？当然应由公安部门进行刑事侦查的工作，尽力消除疑点，确认犯罪嫌疑人。公安部门还要把刑事侦查的情况做出书面鉴定意见，并和嫌疑人见面。下一流程即应行文检察部门，检察部门审核犯罪嫌疑人确实符合被起诉条件，才可以提出公诉。其法律根据是1997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于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遗憾的是，在顾雏军等人《刑事判决书》中，并没有走完应走的法律程序，而且没有对案情事实的是非、证据的真伪做出清晰的界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明文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查、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出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但在顾案中，对其“挪用资金”的判决，看不到公安机关的侦查报告，也看不到公安部门侦查鉴定材料与嫌疑人见面的法律流程，检察部门仍用《公告》中“怀疑”、“不正常现金流向”的非法律语言公诉顾雏军等人，法庭又作出了“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的判决。三个执法部门是否履职尽责？这次审判，对顾雏军等人“挪用资金”刑事罪名的判定上，首先公安部门是缺席的；检察部门也没有对《公告》中的矛盾之处作出审核和鉴定意见；法院采信的倾向性又太强。所以，这种判决很难服人，且有背于“实体正义”的嫌疑。

　　我国政法系统三个部门虽然可以独立办案，但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党对政法部门领导的中心思想，就是首先保护人民，进行综合治理，在此基础上才能“稳准狠”地打击一切刑事罪犯。尤其是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一思想应该是明确又明确的，否则还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阴影下，天天搞运动，越抓刑事罪犯越多。党的这种法治思想只要继续推进司法领域的改革，就必然会引出否定“有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现代法治思想。

　　2020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