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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关于推动科技发展的几个小故事
作者:胡德平      时间:2018-05-17   来源:中国民商
      1975年,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汇报提纲》,其中最有理论价值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列为一株大毒草,痛遭批判。 

 

一、“星团”和“圣水”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理论观点得到社会上普通认可。党中央不失时机,在1981520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耀邦同志憋不住内心的激情,讲出了发自肺腑,又颇带艺术形象的两句话,一句是:“中国科学的天空升起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科学的星团。”此话怎讲?当时统计,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人员大约有530万人,科学研究人员大约有33万人,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大约有3.8万人,副教授以上还有最高学术职称的人是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具体数字不详。耀邦同志便把全国的学部委员们称为“中国科学天空上的耀眼星团”,意味着夜中人们摸索行路时,上有北斗、群星引路。耀邦同志说的另一句话是:“科技是灌溉人类幸福之花的圣水。”他认为科学技术固然神奇,但科技伦理必须明确要为人类幸福服务。万里同志在大会上做了很好的呼应。他说:广大农民自从包产到户后,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广大农民这么欢迎科技下乡,欢迎科技人员给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他的讲话反映了科学技术的生命力就要面向实际,面向生产,科技成果在产业转化时,应起到优良品种的作用。

 

耀邦同志多次讲过,马克思没有用过电灯,恩格斯没有坐过飞机,列宁没有看过电视,斯大林没有看过航天飞机。尽管历史伟人都无法预见身后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和革命作用,但他们都能敏锐地抓住科技,并承认科技进步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第一生产力。耀邦同志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学历,但他终身都尊重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他最后一次题字就是在湖南岳麓书院写的“尊重知识”四个字。

 

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否理解为科学技术只是有潜在价值的生产力。它要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确实还有许多转化工作需要进行,它虽然不是生产力的全部,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做为生产力开路先锋的原动力则是当之无愧的。

  

二、特技权的有偿使用 

1984年,我参加湖北省整党联络组的工作,曾看到耀邦同志在省级党政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文件,具体时间是413。讲话中,他援引了湖北当阳县牡丹烟厂的一个例子,烟厂从上海请来一个懂得烟叶加工发酵技术的老师傅,他有一个不公开的绝活,经他处理的烟叶几乎可以达到上海一流烟叶的品质。上海发现后,又把这个老师傅叫了回去,最后这个老师傅又回到当阳。会议的气氛很好,会上一个叫马杰的干部在台下接话说,是陈丕显同志又把他请回来的。老师傅来湖北工作,月薪是120元。耀邦同志认为工资120元太少了。他认为工资还应该再加一点。为什么呢?他说老师傅“这个手艺是保密的,我们现在不是提倡保护专利权吗?他这个不叫专利权,叫特技权。”专利权即知识产权,是有法律时限的,耀邦同志说的特技权是从传统意义上论的,他说:“我们中国有些人有特技,特殊的传统技能。我主张他们的工资多一些,否则他临死都不传。”耀邦同志认为特技权也是传统的知识产权,也就是带有经验性的知识产权,同样有经济价值,应有偿使用,企业应给予特别报酬。报酬的标准应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他讲:“比如签订个合同,保他二十年。一个月工资五百元,你干二十年,十二万,还没有一些作家的收入高嘛,但他那个技术就传下来了。我们现在那个平均主义不得了。”

  

三、没有“技术转让”,只有“技术转售”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个人电脑已进入我国。这种科技产品立即引起国人的重视,我党少数的高级干部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湖北省老干部李尔重同志即是其中一位。他肄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这次会上,耀邦同志提到他:“感谢李尔重同志给我一个知识。”“他在河北推广电子微处理机。现在所有经济发达国家的工厂里普遍推广微处理机、电脑。他在河北花了精力想干一下,搞了几个月推不开,失败了。”李尔重曾被毛泽东称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他写过不少文学作品。耀邦同志说的微处理机、电脑技术已远远不是上面说的那种烟叶处理技术了。耀邦同志话锋一转,接着说:“现在工厂里那些新设备、新东西没有年轻人就是不行。要有有热心的、有科学知识、有兴趣、敢做敢想的年轻人。”耀邦同志十分清楚,时代变了,科学技术的重担必须要由年轻的后来人来承担。只有这样,我国的“四化”才能赶上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水平。

 

科技发展既要处理好国内各种关系,也要注意好国际关系。耀邦同志去过日本,日本的高科技产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外国高科技产品完全靠买是不行的,就是买到了,也不是 “技术转让”,而是 “技术转售”。“技术转让”无需经过市场评估,带有友好优惠的成分,“技术转售”则要市场定价,等价交换。耀邦同志说,“所谓‘技术转让’,实际上没有什么‘转让’,而是‘转售’。”为什么要买技术?他认为:“我们几百年历史造成的落后是无法避免的,要克服它就必须跳过这个阶段,本世纪是跳不完的。”1984722,他预测我国在科技发展方面时说:“我国目前在电子工业方面落后,但在本世纪末许多方面赶上或超过日本、苏联不成问题。”

 

目前,中美间科技的差距,何其巨大。我国当然不能放弃主权国家自主的产业方向问题。在对外的经贸关系上,美国对中兴的制裁,引发了国内对芯片技术的热烈讨论,难道我们就没有“技术转售”的渠道了吗?我国华为公司自主开发的麒麟芯片,确实为中国人长志气。但其公版和指令集软件的使用权,则是英国ARM高科技公司给华为的技术转售。美国的高通公司已和我国大唐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IT业务的生产和研发。我想这都是两国企业“技术转售”的最新事例。只要本着平等、对等、互惠互利的原则,勿须强买强卖,一些民用高端技术的转售行为都会达成交易。

 

耀邦同志这种观念是有时效性的,不知今天有无参考价值。 

                   四、经贸工作中的“五讲四美”  

198462027日对中日友好人士的讲话中,耀邦同志比照共青团倡导发起的“五讲四美”活动,引申到中日关系上的“五讲四美”。即一要讲友好,二要讲互利,三要讲信义,四要讲礼貌,五要讲纪律。“四美”是行为美、品德美、语言美、风度美。

 

具体说,所谓“讲友好”,就是不要把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内外政策强加于对方。他认为“友好的话多的是,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等”都可以大讲特讲。

 

所谓“讲互利”,就是“专门利人不行,专门利己也不行。”他借用中国古代先哲墨子的著名观点“兼相爱,交相利”的话讲,“也就是说要双相思,不要单相思”。

 

所谓“讲信义”,“就是不能搞欺骗行为。能办到的事才说,不能办到的事不说,说了就要办到。”现有两个例子,国人可以比较,一个是中兴两次被罚,一个是吉利收购沃尔沃后,又顺利收购了戴姆勒公司9.69%的股份,从而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后者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只要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方向航行,又遵循世界市场公认的规则行事,中国的企业就会茁壮成长,其中不乏许多企业成为跨国公司或全球化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为本国人民造福,为世界经济添彩。

 

所谓“讲礼貌”,就是朋友双方要互相尊重,但也避免不了矛盾,但如何解决呢?他说:“朋友之间,吵架拍桌子、扣帽子、说人家是什么主义,不是高明的吵架办法。” 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已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和美国吵架,但希望吵得高明,有理有节。既保护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不至妨碍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局。

 

所谓“讲纪律”,他主要是对国内同志说的,“对方针、政策、大事情、大决策一定要抓住;而对小的问题、细节问题,要放开。”

 

当耀邦同志说到“行为美”、“品德美”、“语言美”、“风度美”时,在座的日本朋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先生忍不住插了一段很有趣味的话:“再加上一个‘想的美’就更好了。……科技到底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让人们开动脑筋。不论黑人、白人或者黄种人,脑子的构造没有多大区别,问题就是在于如何开动起来。”日本朋友的话,没有种族主义的色彩,他说的“想的美”,和我们说的“解放思想”,科学上的“独立思考” ,我想没有多大区别。对于学术上博士论文大量的造假现象,让人不齿,这才是让国人颜面尽失的丑事。

  

五、结束语  

回到现实,我国发展半导体、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高科技产业,究竟应该走一条国家高度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走一条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又或是两者互相结合发展的经济模式?这是我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选择问题。为此,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但要加大力度,我认为还要制定有几代人的战略计划。国家投资的实验室、实验场地的使用权应向民有企业有条件的开放。这也是科技领域中的共享经济吧。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无法遏止的。我认为,我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是完全正确的。经济全球化可能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长远路程的前几步。一切阻止经济全球化的想法和措施只能落的个“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结果。但经济全球化,并不妨碍把我国建成一个人民安居乐业、民富国强、内需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和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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