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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作者:张弘      时间:2016-03-21   来源:凤凰历史
 

核心提示:耀邦同志想问题的出发点,一开始无非是想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生产力,盘活资产,激发企业活力,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他想的无非是提高效率,无须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再发展一步确实制度不改变体制要变,体制的问题,干部的问题,领导的问题,这个要变。

 

胡德平在发言 资料图

凤凰网主笔 张弘 整理

3月18日下午,以”永远的胡耀邦“为主题的《胡耀邦(1915-1989)》(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举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与会发言,论及了胡耀邦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耀邦谈亚当·斯密

我想结合《胡耀邦(1915-1989)》这本书,讲到胡耀邦对生产目的的讨论,还有对经济的思考,说一些我的读后感。我就说一下我对胡耀邦同志,他在1979年10月9日的一篇讲话,谈谈我的读后感。

他的讲话是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因为耀邦同志他不是经济学家,他也没有长期从事过经济工作的经历,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已经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从一个政治家的思维角度谈了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对经济活动的市场取向及政府职能转变,他谈了若干想法。最后本人也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谈一些看法,很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批评。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告别了经济短缺时代,这是原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梦寐以求,而且谁也没有想到会做成的事情,我们做成了。告别了短缺经济,但是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又面临着生产过剩,产能如此天量的过剩,却还没有满足广大群众的有效需求、最终需求。有许多的食品、药品和生产消费品还要求助于国外,一些地方的医保、社保等社会必需品的保障还有巨大的缺口,这是一对相当尖锐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和它的现实意义。

说到经济问题,这个传记和文章里也有记载,1986年,他访问过法国、德国、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就谈到了亚当·斯密,就说马克思你知道,但是亚当·斯密你怎么不去看看呢?耀邦同志当时也没准备,但是我一看这个文章,听别人讲的时候,也有个担心,就是他怎么回答呢?结果他很从容的说出来了,他说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是怎么影响的,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的作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大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讲,因为是撒切尔夫人临时提的这个问题。

在这里,他对亚当·斯密的说法,我也说点我的看法。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同时也是个伟大的伦理学家。大家都知道,他认为人是自利的,人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生产活动,同时也为社会服务,也为其他消费者的需求服务。但是如果把这个观点只看作是他的经济观点,我认为是非常不全面的。这一观点的本身也有伦理道德的成分,现在看,亚当·斯密这个人不光是有经济成分的理念,还有道德伦理方面的理念。但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把经济学作为了一门不道德的科学,在这儿是没法讲道德,讲伦理的,就是弱肉强食,就是竞争,非常残酷。而且赤裸裸的宣称利润是资本家追求的唯一目的,否定亚当·斯密的伦理观念。我认为,这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极大歪曲。确实,亚当·斯密也讲到了需求,不承认这个是有歪曲的。同时也应该承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伦理学也确有不完善、不彻底的地方,所以,他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冲突,叫做亚当斯密之谜,亚当·斯密终身都是为了解亚当·斯密之谜而努力。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说的两只手,就是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另外对政府的这只手,是不是应该承认,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亚当·斯密谈到经济发展,确实说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他为什么只说这一只手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英国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封建残余,尽管他们经过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但是还有王权存在。当时的两大政党,经过资产阶级化了,但是并不代表工业资产经济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他是在大商人、大金融、大地产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当时亚当·斯密对发挥政府这只手并没有什么奢求,他也希望你们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少。

《胡耀邦(1915-1989)》 封面图

而且历史的发展,从一方面讲,经常是恶的作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所以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此血腥,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苦难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此做出过批评,并产生了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快乐经济学。我们一看,这些经济学也奇怪,各种经济学发展比较,我们现在经济确实是发展了,但是确实也看到很多群众有埋怨,彼此不满,有车奴、房奴、孩奴,但是这世界上有快乐经济学,讲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还有人力资本经济学,这都有利于低层社会人民的经济学发展起来。工人阶级为利益做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过,所以这是亚当·斯密伦理的思想,以及价值劳动论,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我觉得这一点胡耀邦是学习的,摸着石头过河一半是对的,但是否定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改革开放的历史工程中,没有一点指导思想,没有一点理论根基,我觉得是不对的。但是谁要想凝固马克思主义,不发展,我觉得也是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利润挂帅的前提下,他们认为生产的主流还是利润挂帅,但是也采取了很多社会的福利政策。最近美国的选举,民主党社会福利派桑多斯和特朗普就是很鲜明的对比,确实,现在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很多的学术,中国共产党确实应该有很好的研究。

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

耀邦同志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学习,应该说还是来自于斯大林的一些说法,就是说社会主义极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他也尖锐的指出,斯大林理论脱离实际。他在这篇文章中怎么讲的呢?1979年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经济问题的?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一条不对头的方针,有的同志讲是产品不对路,而我看首先是方针不对路。胡耀邦确实是这样,他很坦荡,很坦白,所以他在发言中首先说明,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哪里?他说我和有些同志的看法不一致。

他说我们的经济方针路线怎么不对路呢?有几点说法:

第一,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或者是把手段当目的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生产而生产,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是畸形发展的。同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需要长期脱节,这样的经济是迟早要衰退和灭亡的。对苏联的模式,应该承认,就是对着斯大林问题全面的认识,是在当时毛泽东在他十大关系中也开始最先提出这种疑问。但是疑问是疑问,看出苏联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走了一条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以重工业武装重工业的路子,而不是以重工业武装农业、手工业、轻工业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党内理论和实践脱离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有这种脱离和背离呢?是体制问题吗?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了,为何钢铁、煤炭、建材这些产能又超过我国的需求30%、50%或更多呢?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即使我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原来说这是斯大林体制,斯大林体制变了,我们是市场经济了,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还是为GDP在生产,还是为生产而生产,这是他说的第一点。

第二,9亿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消费资料,除农业产品以外绝大部分是轻工产品,搞工业一定要千方百计广开门路,要因地制宜,我们这个教训非要吸取不可。他也举了我们的中药的例子,生产品、家具这些。

第三,我们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的发展,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是50年代从苏联搬来的,长期以来问题很多,苏联60年代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将进到80年代了,我们不改行吗?他在这篇讲话中,把这种体制又升格了一级,现在我们都说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叫高度集中的体制,或者叫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一个集中,一个集权,权力很大,不是集中和分散的问题。而且他举出来范文澜和尚钺《中国通史》说的集中、集权。在封建王朝上,集权最厉害的宋朝也是国力最弱,军事力量也是最弱的,谁都打不过,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元。

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说的,当时我们有引进。这在当时的思想来说是很开阔的,说我们要开放,我们要引进,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引进、开放成套设备,从100亿到了800亿,引进的还是钢铁、重化工,分工领导又不得不自我批评,还是生产目的的事。生产跟社会需要长期脱节,这种生产是要衰退和灭亡的,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我们现在搞调整就是要深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应该是什么结构,应该是什么目的,这是他在会上谈的生产目的。

第二个,他在这篇讲话中也谈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他先从经济领域中的产销平衡说了他的意见。他说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和农业经常发生矛盾,经常是年终的时候工业报喜,商业报忧。根据国家计划,许多工业品一股脑的拨划给商业部门,但是长久以来,拨的很多产品无人购买,形成了库存积累,一方面是居民想买的商品却无货供应。根据1982年以前的统计数字,这个数字准确的还没有查到,我国老百姓储蓄是500亿,但商业库存商品就达到了1100亿,几乎是它的一倍,这是我们紧缺经济中的产销不对路,是紧缺经济中对资源的浪费,对劳动积累的浪费,这种浪费有个数字就是1100亿的库存商品。

吴明瑜经常算这个账,他说是390亿,每人的存款,几十年来年均增长才1.5元。因此是工业报喜,商业报优,那怎么办呢?所以商业部就定了这么一个以销定产的规定,耀邦同志对以销定产说,一种情况是商业部门,自己不了解市场的情况和需要,怕商品收进来消不出去就自己主观设想一个数字向企业订购,我订购多少你工厂什么多少,生产多了你们也不准自销,说你这不是限制生产,限制消费吗?说另外一个是企业的生产定销,这种企业了解市场的需要,了解市场供求的变化,了解哪些商品销售得出去,哪些商品销售不出去,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品种,真正做到了产销对路,产销平和,避免商品脱销或者商品积压。工厂了解市场的需要,这种以销定产就应该有,国家纪委、商业部搞的这种以销定产就不应该有。

他说到这里,第一次提到了资本家,但是他是正面说的。他说世界上的资本家有一门本事,就是不但能及时了解市场上的供求变化,而且能积极的寻找市场,打开销路,这是他在经济问题中的市场取向,在产品产销平衡的问题他有这么个说法。

另外关于物资平衡他是怎么想的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有长线物资即充裕物资,也有短线物资即匮乏物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是在当时到底要向谁看齐的。长线物资和短线物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向谁看齐?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向长线看齐,在中央看来这是积极的平衡,向短线看齐是保守的、消极的平衡。

大家说了很多大跃进的事,其实像这样更具体的说一些,我觉得更生动。大跃进的问题是在哪儿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各行各业,我们的煤炭、运输、电力、制造业都要向钢铁看齐。刚才从1957年535万吨要上升到1070万吨,其他各行各业都要向1070万吨来看齐,这就是以钢为纲。这么做,长线物资一直绷得很紧,你老要积极,第一年1070万吨,第二年2000多万吨。短线物资上不去,又要摘掉消极平衡落后的帽子。那怎么办?浮夸风就起来了,高指标就起来了。

耀邦同志认为,在这个平衡上必须是在准确计算基础上,认真搞清楚哪些是长线,哪些是短线,千方百计的使短线能够增加生产,再加上组织可靠的进口,用这种方法把短线搞上去。因为有些材料我们还需要国外的,所以你还要进口。对长线就要进行适当安排,或者组织出口,或者压缩生产,这样做好综合平衡。一方面不留缺口,另一方面也不造成积压。

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胡耀邦认为,解决物资平衡一定要搞市场调节,不搞市场调节我们要搞好物资平衡是困难的,这又是倾向于市场的取向。

第三个,说一下商品和货币财政收入和支出、信贷这三者的平衡关系。耀邦同志认为,生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市场扩大了,票子多印一点,使货币流通量和商品可供应量保持平衡,这是正常的,这同我们平常说的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另一种情况是采取银行贷款或财政补贴的办法,来搞那些产销对路,见效快、盈利多商品的生产,在半年、一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内,多支出一些货币,我看没有什么危险。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物资多了,多印票子这不能叫赤字。第二种情况是给计划外的产销对路的商品发放贷款,或者在有计划之外的财政给予补贴,这样就会多发票子,这是赤字,但是耀邦同志认为一个时期投放一批货币,很快就收回了更多的货币,这样的赤字他认为没关系,而且希望多搞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分析了武钢12.5万吨的宽薄钢板,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按照常规,武钢生产的这种薄板是亏损的,每吨财政要补贴40块钱,所以武钢每年只接收生产3万吨的任务,一年亏损120万。胡耀邦说,如果我们财政给12.5万吨,每吨全部补助12块钱,一年财政补贴款是500万元。如果生产了这些,国内卖不掉,出口的话,按照国外的价钱,补助500万元人民币的薄板,出口就可以获得3750万美元的外汇。那么单凭这一项,武钢就是一个盈利大户。

通过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很多企业在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我们的计划经济还能够这么搞下去吗?武钢集中了多少国家的人力、专家?花了多少外汇?当年一投产就亏,你说用多高的智慧来看这个事吗?其实没有多高的智慧。

再说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谈论这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在旁边。他老跟其他人争论,说为什么国家不给钱企业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我都记得。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实我们很多企业形成了简单再生产。如果要扩大再生产,很简单,国家给钱,国家不给钱我怎么扩大再生产?我每年所有的利润都上交了,我们搞个什么小改小闹的还要上面批。但是胡耀邦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尽有道理,他在这儿又引了马克思的话,他说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由于扩大资本的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你的生产要素效率要全面提高。

他说在再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的情况下,一个资本不断的投入,一个资本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就可以使再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里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的日积月累的发展。所以耀邦同志谈了资本不断扩大之外,还有生产工具日积月累的改进,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技术改造,技术革命的浪潮。所以他说要对35万家国有企业进行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最后他用他的话说,他说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时候说,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他看到的经济问题,经济情况多趋向于市场的解决办法。他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对企业进行不断的设备改造,没有进行群众技术改造,资本投入,结果若干年以后,很多新的企业慢慢地老化,技术老化、设备老化,还要让企业生产,企业就像一个蹒跚行路的年迈老人,变成老化的企业,过一段时候就有一大堆企业需要关停并转。国家不给钱那我没法做,而且群众性的技术改造也缺乏动力,结果大家对改造工具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做。我们这种做法只是单方面的折旧的算法,我们还认为我们挣了钱了,比如说企业投了一千万,把一千万赚回来了,其实这个企业还应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一千万的收回,一千万的收回,这样的生产速度才行。我们认为收回来本了,这就算合算了,是折旧的算法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的算法,这也是我们计划经济搞不活的一个原因。

用市场取向解决问题

最后再说一个利用外资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来了一个日本的经济考察团。这个日本经济考察团看完了之后,他就说你们中国不需改变你们的企业所有制,你们要加强你们的现代管理和现代经营,就可以搞得很好,你们企业怎么没人管?没责任制?谁也不负责。在生产经营的管理上,他觉得外国的经营管理我们可以进行很好的学习。

一个月之后,耀邦同志在和党校谈话的时候,他又明确的说了,他说市场就是人们的需要,市场在哪里?一个国内市场,一个国外市场。资金,一个国内,一个国外。最后形成了1982年1月14日,他在书记处做的一个讲话,这在当时书记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系统发言。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就是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就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要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是他完整的说法,对日本代表团说的。

我们现在的引用,我也不知道后面是不重要,还是我们学风不好。我们只说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但是要学两个本领,经营管理的本领。人家日本代表团就说,你们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很好,所以当时我们改革开放思想能够领先,小平同志当时去美国和日本代表团来,我觉得对我们改革开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果当时没有外交上的这种交往,我们还在坐井观天。

而且这是对我们的软件,经营管理者说的。原来在工商联认识柳传志,大家敬佩他,首先是敬佩他的管理,他就是会抓管理。如果我们这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们说的这都是硬的,对不对?对,但是也要学人家好的。

说了这一些,生产的目的,经济问题的市场取向,结果有的同志也问了,说你说的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我们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其实有很多学者、专家已经指出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有其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规律。资本主义许多的经济范畴,包括扩大再生产,国际贸易都是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用这些,无伤社会主义之大雅,我觉得说的很坚决。思想上更进一步的就是张闻天同志,今天何老(何方)您也在场,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有补充的话就太好了。

张闻天是怎么说的呢?他认为,我国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我们党不变色,真正为人民服务,是这样的一个党,就是广泛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他说你有什么必要人为的臆造一些经济范畴呢?明明是资本,我们非不说它是资本,说它是资金。明明是商品,不按照商品这个范畴制来搞,非要说是产品。明明是利润,你不说利润,是盈利。就是工资也没有必要说是为自己劳动的所得,我觉得张闻天能在经济研究所研究出这些东西来,对我们现在是有帮助的。我们现在一看就是资本、资金,都觉得不可理解,其实都是人为臆造的一些范畴。

但是唯有一个劳动力的问题应该认真考虑,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无边无际。劳动力可以流动,工资可以有升有降,也可以有失业,但是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一定要有周密的社会政治保障,如果没有这个保障,脱离了群众也是不行的。

社会主义生产进行市场调节,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发挥什么功能呢?1983年1月20日耀邦同志曾在全国职工会议上做过一次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上级经济部门做好工作的关键,应该多做全局性的规划、计划和协调的工作,还是要有规划的,还是要有计划的,但是不是计划经济的情况,说我们要做规划、计划和协调性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重大项目建设和重大企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工作要做好。第三点,思想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立法和监督的工作,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最后一条是经济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传播工作。尤其他讲的是经济信息收集、分析、传播工作,今天看来有巨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的时代,用这种大数据、云计算对我们的经济样品的采样是天量的,是无限的,他的运算也是天量的,也是无限的。现在老说现在经济太复杂,计算机就特别爱做复杂的事,而且现在经济有不确定性,广泛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就可以使不确定性缩小到很小的范围。谢伯阳那次跟IBM的朋友谈,谢伯阳说计算机可以下围棋,做更大规模的计划也有用,IBM专家说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我都没想过。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定会产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这是不可避免的。能否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这么一个要求呢?就是我们的经济可以有波动,也可以有周期,但一定要避免全面的,全国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生产危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发生了这类危机,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我们学的也不算成功,我是这么看的。不能说什么都是市场好,产生问题了你说市场失灵了,那怎么跟你讨论问题?好的就是市场解决,不好就是市场失灵,我觉得这个没有说服力。

其实耀邦同志说的那些经济问题,用市场取向给予解决的方法,我认为也并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问题,只要面对实际,敞开思想,打开原来计划经济的束缚,都可以很好的解决。谁不知道卖不掉的东西商业部门还会来收吗?企业能卖掉的你就让人家卖,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但是如果被一个教条,被一个模式束缚住,这就很难想通了。

耀邦同志想问题的出发点,一开始无非是想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生产力,盘活资产,激发企业活力,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他想的无非是提高效率,无须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再发展一步确实制度不改变体制要变,体制的问题,干部的问题,领导的问题,这个要变。

我就说在当时有两种倾向,把这个很好的,很实事求是的讨论给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一个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一种拉扯。另外一种也把改革说得稍微过分了,这是第二次革命。其实说了半天,我们还是要保证土地所有制的联产承包,最开始说企业的改革还是讲责任制的改革。当然现在的问题另说了,我觉得在当时他谈这个的时候,谈出来也很自然,很多人也同意这个说法。

耀邦同志他的经济观点毫无疑问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形成的,必然反映他的政治追求,必然含有他政治的取舍,也必然含有他的政治诉求。1982年5月19日他召集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门经济学家,研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座谈会,他说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可否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苏联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我觉得就是耀邦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分析苏联。

在80年代中期之间,耀邦同志接见亚洲某社会主义代表团谈话之后,特意把我们留下,跟我们说,社会主义形象很不好,内外关系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看来主要问题有:第一,经济建设没搞好,人民生活品至今还解决不了,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仍然很低,工人和农民都有意见。第二,外交政策很失败,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老子党自居,还在国际社会中实行大国霸权主义,把革命强加于人,企图统治世界。第三,民族团结问题也没搞好,实行大俄罗斯主义,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口号掩盖民族之间的矛盾,但是掩盖不了。第四,民族问题,领导作风,家长制,专制独裁等等问题还有不少。他说,总之苏联的问题你们要引起注意,多加研究。这都是在苏联垮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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