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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题导向谈食品——记耀邦同志一次谈话
作者:胡德平      时间:2016-01-07   来源:财经杂志
 

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要实现从1980年到200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跃增为28000亿元。

翻两番的经济目标,具体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何直接关系?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邓小平文选·二卷》P.194—P.195)。这是党的领导人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和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进行第一次相比的认真思考和论述。那时人均每年300美元,按照联合国的计算方法,中国整体的生活水平,还在国际贫困线之下,况且人均300美元,还不是人均纯收入,那时的汇率水平还停留在3.81元到3.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外汇券的汇对水平是2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

这种说法使人们第一次了解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每个公民的关系,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只要全国不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生产不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生活还是有最低保证的。

固然中国的工资是低工资,同时也是低物价的国家。但广大农村则就两样了,温饱得不到解决的人口就有2亿至3亿之多。

调整居民的食品结构

在中国农村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耀邦同志曾和万里同志有过一次有趣的交谈,他们谈到今后中国人的食品结构及其发展的问题。具体时间是1984年11月17日。

耀邦同志说: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吃的需要方面,有三条线:第一条线粮、菜、瓜、豆,这叫做最低水平的,中等的;第二条线,在第一条线的基础加果、蛋、糖、油,果包括苹果、梨等;再加第三条线,鱼、肉、奶、酒。这十二个字就是食物构成。

说到调整全国人民的食品结构问题,必须有一个关键前提,就是粮食过关,让人吃饱肚子。中央领导人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有人讲:全国年产8000亿斤粮食,人均800斤就算过关。耀邦同志认为全国产粮要达到8500亿斤,人均850斤才算过关。他估计全国产粮达到8000亿斤需到1985年,产粮达到8500亿斤,需到1987年。

他认为“粮食的文章要无止境地做下去”。以上的情况和讲话,都是他在1983年12月26日和杨汝岱、谭启龙、王谦、廖伯康等同志互相交谈时的记录。实际上中国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就超过了8000亿斤,耀邦同志的估计并不冒进。

食品结构调整还需要一个充分条件,就是除了工业用粮之外,还应该有充足的饲料粮,以利畜牧业的发展。耀邦同志认为人的食品不能老吃粮食,没有油水、肉食、奶制品也不行。也就是说人们的食品还应有个结构问题。他认为粮食过关的作用,还应支撑起喂养5亿头猪,1000万头奶牛,5000万头马驴,20亿只鸡的承载力。有了合理的食品结构,人们对粮食的需求量既会有加法,也会有减法。

耀邦同志把中国居民食品结构现状与发展的构想和经济翻番的目标紧紧联系起来。我认为这体现了他富民为先的民生思想。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经济观点一直对他有着积极影响。尤其当他参加革命,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便成为他想一切问题的指导思想:一切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掩盖了一个简单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才能从事全部上层建筑的活动。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国民食品结构长期处于一种让人半饥半饱的瓜菜代水平,这是一件怎么也说不过去,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

如果人民不再视肉、蛋、油、奶为罕见之物,它们能够成为寻常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品,那么需要多长时间,各类食品又要有多大量的增长呢?这是远非“一人之力,一人之智”所能精准确定的。但耀邦同志愿意思考这类问题,并经常和一起工作的同志讨论这些问题,少不了在各地调查研究,这反映了他工作的目的性和兴趣所在。

经过多年考虑,耀邦同志对食品结构的考虑逐渐成熟。其主要思想就体现在这次和农牧渔业部肖鹏同志的谈话中。他的想法是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根本改变中华民族的食物构成,大幅度地增加食物中的肉食和奶制品,使中国人的体质根本好转,跻身于全人类体质的优等水平”。

畜牧业发展的具体方针

耀邦同志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党要有明确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每一个具体领域也同时需要有具体领域中的业务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方针路线。那么增加肉食和奶制品,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是什么呢?

首先,耀邦同志认为,应有一个明确的畜牧业发展次序的方针,现阶段的发展次序是:猪、禽、牛、羊、杂,杂者指马、驴、骡、驼、鹿、蜂等。长远来讲,发展次序则应是牛、羊、猪、禽、杂。猪的比重适当下降,牛羊比重逐渐提高,同时奶产品行业也要加速发展。

现阶段畜牧业以猪禽打头,这是中国传统的养殖习惯。中国的农户,哪怕是生活中等水平的农户都要养猪、养鸡。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提倡养猪最积极的领导人。

当时人们养猪,多以麦麸、稻壳、豆饼、野菜为饲料。养猪不是为了自己食用,而是交给国家换钱。内地农户中养牛、养羊的人并不多,充其量只是散养,奶牛也只有在牧区才养。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内地的畜牧业是大受排挤的。

据农业部门的统计:1980年牛肉占肉类总量的2.2%,到2011年即达到总量的8.1%。羊肉则从3.7%,增至4.9%。2007年,国家出台了扶植生产猪肉的政策,牛羊肉所占比重没有发展,只有下降。进口的牛羊肉还不在统计之内。但牛羊肉却是穆斯林信众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营养价值要比猪肉高,还有鲜奶的产出。

所以牛羊肉逐渐增加其在肉类总产量的比重,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第二,耀邦同志认为,要采取奶牛和奶羊并举发展的方针。他说有些地方奶牛一时搞不起来,而养羊投资少,技术简单,应该更快发展。

他设想,养奶牛和奶羊,今后3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是从1985年起,先用15年,使奶牛和奶羊在数量上有长足的发展,同时注意改良品种,兼顾质量。

他设想到本世纪末,即使奶牛搞不到1000万头,也要搞到七八百万头;奶羊搞不到2000万头,也要搞到1500万头。

后一阶段再用15年,在数量继续发展的同时,着重提高质量,达到品种优良化,估计全国有2000万头奶牛,4000万至5000万头奶羊,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了。

第三,应有一个明确的繁殖方针。毫无疑问,欧洲、美国的养殖业要比中国发达,就是印度的奶牛业也远远超过中国。尤其是先进国家的畜种的品种质量要大大优于中国。畜牧业的繁殖方针必然要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但耀邦同志认为,引进外国良种,买进良种的精液胚胎只能是辅助的一面。他说:“进口1万头牛才花3000万元人民币,一年可以进一二万头,这样进5年就是10万头。”这种进口非常有意义,经济账也非常合算,当时国家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村的生产元气,也进口了部分粮食,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经济上、政治上的歪风,就是用宝贵的外汇开始进口一般消费品、外国小汽车。

对此,耀邦同志很恼火,也很痛心,1981年8月18日他激动地说:不进口小汽车,要进口种牛!

总之,他对奶牛、奶羊的繁殖方针是改良本地品种为主,进口为辅。他相信,改良奶牛品种,经过三代的改良和培育就可以成为优良品种。这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早办一年与晚办一年,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第四,耀邦同志认为,还要有一个明确的饲养方针。畜牧业是大农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前,耀邦同志对农村的经济建设就赞成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更是力主农村多种经营的积极分子。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解决了吃粮不挨饿的状况,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猪养禽,养牛放羊才自由。

但畜牧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单靠一家一户零散饲养是不行的,同时,他也不赞成继续大办国营养殖场,他赞成发展的方向是:目前“应当以专业户、专业大户、专业联户和专业村为主,少量的由集体搞,扶持地方干”。政府干什么呢?他说:“国家全力以赴地从事技术指导、技术推广、品种改良、疫病防治等等方面的服务工作。”“农村中的畜牧兽医技术站也不能单打一,只搞单项技术服务,而应当办成综合服务站。”同时“要加强畜牧业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多办一点中等技术专科学校,并且改革教学方法。”

他认为中国农村有养猪、家禽的传统,东北、华北、西北又适合大规模养殖牛羊,南方的山地、丘陵也适宜养殖的发展,全国草地及可以改造利用的草地有40亿亩,是农业耕地的两倍多,一定要“物尽其用”。

耀邦同志在谈话中,兴之所至又谈到了河北的张家口:“以张家口来说,再不加快种草种树,影响所及,不仅当地,就是北京的气候也不可能变好,而且会越来越坏。”

最后,交谈中耀邦同志又对农牧渔业部的同志讲:

如果专业大户发展起来,一户能够养多少头奶牛,或者养几十、几百头羊,几千、上万只鸡,如果整个村子都干这一行,先进技术的传授就快了,加工、收购、运输就方便多了,畜牧业商品化就能够更好实现了,国家的各项服务工作就更加有效了,农民也就富得更快了。

在谈话中耀邦同志也颇有感叹:在四化建设中,我们的干部在工作方法上、领导方法上、作风建设上还有相当大的毛病,如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懂得很少,实际情况了解太少,对应兴应改的决断力不够。他希望干部要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为人民、为国家多做贡献。

全国居民食品消费的积极变化

当下中国的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已基本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但中国还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同时,中国人民的食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城乡居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解决了吃粮问题,解决了2.5亿人口的温饱大事。但仍有不少的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下,总数在8000万人口左右,政府在扶贫方面、救济方面的工作没有一天停止过。可以说中国1980年后出生的婴儿,再也没有过吃不饱饭的日子了。

近期对几位家在农村的熟人做了些情况了解:

张壁忠:四川简阳市灵仙乡人,女,1972年出生。家乡1980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家庭除种粮之外,还有了养猪、养鸡、养鸭、养鹅的自由权。真正吃饱饭是1982年(标准是中午饭可以吃上干米饭)。1985年她和父亲一起种地,父亲对承包地有了自由支配权,拨给她二分地让她种菜,赚到钱可以自己支配。

“我种了芹菜收获卖出后,进城买了件太空服。经常能吃上肉(“经常”是指一个月,半个月吃次猪肉),若有客人来,一定要请人吃肉喝酒。1991年至1992年在外打工,工资每月70元至80元。工厂吃饭不算钱,一份菜0.5元,与人合吃。每月寄钱给家买肥料,过年香肠、腊肉都能吃到。1995年生小孩,可以吃到奶粉。现在我家猪肉、鸡、鸭、鱼都能经常吃到,父母过生日、家中有大事,还请厨师做饭,食材全部外包。”

皮保芳:河北河间兴村镇人,女,1981年出生。家乡1980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母亲说她生来有福,从没挨过饿(标准是玉米面和少量白面能吃饱)。家中同样有了自由的养殖权,养猪不是为了吃,是为卖钱,家中养起了鸡、鸭、鹅,半个月可以吃到家养的家禽和鸡蛋。乡、村办起了个体企业,以纺织为主。1988年生病时经常吃全脂奶粉。2003年生了小孩,可以买到伊利、三元公司生产的牛奶,鸡、鸭、鱼肉成为平常食品。五天包一次饺子或包子。家里五口人,父亲是复员军人,长期卧病在床,主要是母亲领着孩子们干活。

王志勇:山西洪洞县人,男,1982年出生。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农民家庭的口粮就是玉米面加菜叶,或者野菜,这是“以菜代粮”,“草根菜”的时代。出生后农村已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摆脱了“吃喝有忧,指望无头”的生产队时代,已不再为吃不饱饭而犯难。粮食增产后村里也开始搞养殖,能喝上牛奶和羊奶,原来的散养鸡可在大范围内养殖,鸡蛋不再是为了换点针头线脑而舍不得吃了,每天保证一个鸡蛋。因为足够的食物,摄入营养丰富,所以他在众兄弟中,年龄最小个头最高,体质也要好一些。一日三餐有白面后,那时乡间有顺口溜:“大缸满,小缸流,白面馍馍要过油。”

人们食品结构的改善和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离不开党中央的五个“一号文件”。五个“一号文件”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取消对畜牧业、水产业统一派购的计划任务;并由国家拿出粮食支持畜牧业、水产业、食品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出现卖粮难,农村商品流通不畅,很多地方重乡镇企业,轻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猪肉价格经常波动,粮食产量缺乏后劲,农民的种植业、养殖业,政府缺乏生产、科技的指导。对此,中央又准备发出198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因故变为“五号文件”。

“五号文件”,根据广大农村多数产品基本上实行了市场交换,遂水到渠成地提出了建设农村“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体系”。这是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宏观经济思想又一重大发展。“五号文件”对我国的林草业、畜牧业、水产业,对农村工业、采矿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迅速发展都持一种欢迎、支持的态度,并不断推动肉禽蛋菜价格的放开,随行就市。

杜润生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中说到,继1986年第五个一号文件发出以后,当时中央马上又对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出明确要求,要对今后十年增强农业后劲提出建议,主要内容有:调整农产品价格,保证生产者有利可图。设农产品干预、储备基金。推广农业技术。在发展畜牧业生产方面,强调动植物防疫饲料配方,水产品精养、保鲜、加工、储运等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建立技术推广基金,早抓生物工程。整治山地1亿亩。从种植业转移劳动力一个亿。扩大耕地经营规模。五年内增派20万技术人员到农村。加强农用工业建设。

1984年,中国启动了城市经济改革工程,他主要说了在经济改革中要刹住两股歪风:第一股歪风是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很多单位经商办企业,这样发展下去会坏掉一大批干部。第二股歪风是指企业不下真功夫进行改革,而是搞歪门邪道,比如乱涨价。一切问题都怕积累发展,否则不堪设想。11月20日,他在中南海对党校学生代表讲:“要警惕少数人钻经济改革的空子,干扰经济改革,损害经济改革,败坏经济改革的名誉,延缓经济改革的进程。”

食品发展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据“河北畜牧服务网”数据,中国2005年奶牛存栏已达到1200万头。耀邦同志当时的设想没有落空。这一时期,奶牛产业之所以能够很快发展,我想还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符合人民食品结构调整的需要,但一直存在的问题也逐步蔓延起来。说到牛奶的质量问题,绝不是只要牛奶经过灭菌处理以后就万事大吉了。牛奶的质量首先还在于是否新鲜。挤奶、储存、进厂、加工、运输、批发,都要有冷藏,也是为保新鲜。这一切都离不开养殖业、农产品生产的现代化、规模化。也就是说奶产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还有一个冷链物流的流程。牛奶的新鲜度不高,保鲜期过短,甚至作假,都影响居民的信任和消费需求。据业内人士告诉我:同一类食品的质量检查,中国可能只有几项,而欧洲、日本可能就有几十项。石家庄的三鹿奶粉不是没有检验,奶粉不但做了检查,而且检查完全合格,但是检测项目太少,根本没有检查三聚氰胺这一项。我想只要在牛奶中加入其他化工原料,都应对其成分做全面检查。三鹿奶粉只是我国奶粉暴露出来问题之一例,有的奶粉厂出现的问题并不比三鹿奶粉轻多少。这些危险的食品都给消费者的安全感造成极大的恐慌,影响了对国产食品的信任,宁肯买日本、欧洲的奶粉,也不买国货。老百姓何尝不爱国货,是我们自己砸了自己的产品。

还有政府对畜牧业具体方针政策出现的偏差和谬误。中国现在对农业补贴项目多达50多种,现在仅中央财政给农业的各种补贴就达到1万亿元。结果如何呢?现在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比国际市场高出许多,而国家储备粮又多卖不出去,粮食市场价格大大扭曲,食品加工业无利可图。许多农民的收入入不敷出,国家财政严重受损。为何好心的农业补贴政策造成了如此悖论的现象呢?

除去农业生产资料的快速上涨、农业信贷资金极其短缺、国外农产品在某些领域的大量倾销之外,我认为:政府对农业的奖励政策应从扶持和市场两个角度予以考虑;严格分清补贴对象、引导基金、奖励资金和优惠贷款的区别。比如种粮的各种补贴是补给不种地而又承包土地的人呢,还是补给实际种商品粮的人呢?补给前者,结果是抬高了地租;补给后者,是缓解了种地的亏损成本。再比如养殖业,是补给母畜,或者种畜,还是补给上市屠宰的畜禽呢?补给前者,环节太多,又易作假。补给后者是经济管理学的结果导向,补贴的效果必然传导到行业的前端。民国初年的实业家张謇有言,发展市场经济“必从下游始”,而不能反其道逆行之。否则党和政府的惠农初衷一定落空。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就是,20多年前,耀邦同志说的不正之风,损害改革,败坏改革名誉等问题,现已演变到更加危险的地步。借改革之名,从中渔利,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手段,无形之中已在我国制造出一个口头高喊改革、创新,实际上却在鱼肉人民,贪污盗窃人民财产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们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政府总理考察某省国家粮库,看到贮粮充盈,粮价稳定,颗粒饱满,品种齐全,但切不可信以为真,因为这都是从该省各粮库的存粮临时凑来给上级领导看的。在虚假的数字、汇报、情况下面隐藏着多少腐败问题,很难有人认真追查。人民的口粮问题都敢作假,还谈何食品的质量、营养和结构改善的问题。反观赢得消费者信任的“三元”“光明”“伊利”“燕塘”奶粉的销售业绩一直喜人,充分证明了消费者的需求还是旺盛的。

食品结构的调整远未到位

近几年,中国农业产量和结构调整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隐忧。以牛奶为例:2008年奶品三聚氰胺事件后,使奶业受到一轮严重打击,使得国内消费疲软,奶价下跌。好似内需饱和,生产过剩了,实际上却是内需的缺口改由外贸进口填补。如果牛羊肉需要大量进口,油料需要大量进口,奶制品也要大量进口,甚至牧草还要进口,那么农业就太薄弱了,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就不能说真正过关。

耀邦同志设想“全国如有2000万头奶牛,4000万至5000万头奶羊,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了”。他设想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从谈话原文中来看,极有可能是指21世纪的20年代。目前中国奶牛存栏数为1470万头。据“国家奶产业技术体系”网站介绍:到2020年,存栏奶牛数将达到1635万头。

30多年过去了,耀邦同志设想的2000万头奶牛目标,两者比较可能有些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但作为寻找问题,不说党八股的话,而是从问题导向的角度去研究产生问题的原因,拿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办法来讲,做些比较恐怕也是需要的。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改革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没有这种思想方法,就看不见问题,就会使问题不断积累,积重难返。

该网站报道:2013年,全国奶产量3531万吨,较2012年下降5.7%。国家预计,国际奶产品生产下降,国内需求增大,2014年将要加大进口,形势严峻。2014年,中国将增加进口奶粉100万吨。牛奶和奶粉之比是8.5∶1,也就是说要进口850万吨牛奶。同时还要进口干制乳品170万吨。牛奶和干制乳品之比是10∶1,也就是说还要进口1700万吨牛奶。再要进口液态奶30万吨,最后还要进口乳清50万吨(不知和牛奶的比数,暂以此数为准)。总计需进口2630万吨,按照国内乳牛一年产奶7.5万吨计算,国内还要增加350万头乳牛,但是不能设想增加的乳牛都是产奶的乳牛,还应有对等的不产奶的乳牛与它同栏。

所以要完全牛奶自给的话,应是1635万头加上两个350万头,共计2335万头。这还不算居民去香港购买奶粉,不少高收入的家庭通过代购向欧美国家买进奶粉。这样看来,耀邦同志的设想和估算还是稍有保守之嫌呢。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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